这是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和谐号“动车”在初冬的江南愉快地前行。车窗像是一块巨大的画框，村庄、田野、树木、河流、远山，由江南水乡孕育的水墨画儿，一幅幅地从画框中闪过。太阳红着脸，腼腆地追逐着列车。天上明净无云，干净得就像小姑娘的脸。铁路两旁不断地闪过行道树，黄色的杨、红色的枫、绿色的樟，还有碧翠的竹林。溪流、池塘、湖沼在阳光下闪耀着，像是大地母亲大大小小的梳妆镜。
　　 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周六，母亲、我和妹妹代表家人到南京去，为外婆过100岁生日。我和妹妹都过了知天命的年纪，而母亲80岁了。岁月流逝，江水东流去不回，人在岁月中慢慢老去。人生永远像浪头一样，一波一波地过去；人生又像是那灿烂春花，花落还有花开时。外婆生于上一个世纪的辛亥年，她出生的时候，正值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成立了共和国——不要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中国共和体制的开端。共和国其实源自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这是历史。1911年，这是一个肉与铁、血与火、生命与理想激荡的年份，一个永载青史的年份。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宣统皇帝退位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飘落在隆裕皇后的清泪里。孙中山把初生的中华民国定都于南京。这一年，南京多了一个女婴。从此，她在100年的风雨里慢慢前行，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100岁，外婆的生命是个奇迹。
　　 我们到达南京的时候，大约是10点钟，从太湖到秦淮河现在真的很快，就只有一个小时，时代真的进步了，你看列车跑得有多快。而外婆用她的一双小脚，却在生命的旅途中走了一个世纪。
　　 我不晓得外婆是从哪里走进南京城的，她原本是个佃户的女儿，很早就没有了娘亲。她很小就跟着父亲给地主种菜，那样的日子一定很艰辛。但她却常说：“那个老财很好的，有时候，早晨还给我吃个鸡蛋。”不晓得外婆是怎么和外公结的亲，这有点不可思议。外公家是个大家族，外公风流倜傥，是个花花公子。外婆是个文盲，而她的子女不论男女都是教会学校毕业的。都是有文化的人。
　　 外婆是个独养女。她原本有个哥哥，因为家贫被卖到了安徽。他们的重逢是在解放以后好多年。这在重男轻女的旧时代，有点不可思议。外婆十六岁出嫁，成了这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媳。上有公婆，下有一大群弟妹。她执掌家务，调度钱粮，添置衣被、管带厨房，一家老小，长幼有序，日子过得和和气气。我儿时曾问她：外婆，那么一大家子吃饭穿衣，你怎么管啊？外婆说：吃不愁，穿不愁，算计不到时时愁。日子，要算计好了过。
　　 家口大了，自然会有不和谐的事，不安分的人。外婆虽然长得矮小瘦弱，却有长房大嫂的威势。太婆婆是个吃斋念佛的厚道人，不管家务也不主事。婆婆慈善，媳妇中就有不安分的人。二媳妇是个大户人家女，年轻貌美喜欢“作”。有一次和老公闹得不可开交，哭着嚎着在地上打滚，闹到后来要去跳河，几个壮汉也拦不住，看热闹的邻居站了一河堤。二媳妇发了人来疯，人越多闹得越欢腾。这时候外婆站出来了，笑着给街坊邻居打招呼：各位乡邻都回家吧，求求你们不要再看我家的丑事。你们没人看了，就等于救了我家二嫂一命。邻居们陆续散去了，二媳妇也折腾累了。看见没人捧场了，戏也就演不下去，一个人悄悄地回了家。别说跳河了，连个线头也没湿。外婆见了二媳妇，脸一板：没去跳河啊，瞧你那点出息。二媳妇白白丢了人，从此再也没闹过事。
　　 外婆不识字，也就记不清日子。她总是糊里糊涂的记不清星期几，总是说前一日，后一日。但是她却清楚记得日本人进南京的日子，记得南京大屠杀的残忍。记得有亲人被日本人的炸弹炸死。儿时，外婆常对我回忆“跑反”的事，那些个日本鬼啊，杀人不眨眼，都是些畜生。抗战八年，外婆和一家人，一直躲在乡下，过着恐怖的日子。她说她要不是个妇道人家，一定会去拿枪打日本鬼子。后来，我母亲和大舅都先后离开家门，在十六岁参了军。她清楚记得大军过江前的一天，做地下工作的四弟正和他的一个同志商量事情，突然有几个特务，来敲家门。事出突然，外婆急中生智，搬出两个马桶，让他们坐上去。自己又拎了一个急急奔向门前，嘴里喊着来了，来了，和推门进来的特务撞个满怀，屎尿撒了一地，顿时臭气熏天。特务一边瞪眼骂她，一边向屋里张望。外婆陪了小心说：“对不起，家里这几天闹痢疾，我听到敲门，还以为是倒马桶的。”特务果然看见家里的两个人蹲在马桶上，大骂了几声晦气，悻悻地走了。那时候，家里人都说四弟整天神神鬼鬼的不务正业，只有外婆知道他做的是正经事。南京解放了，四弟参加了军管会，穿一身崭新的军装走回家，一家人都惊愕，他怎么会是解放军？只有外婆微笑着说：四弟，我早就猜你是干这个的。她也清楚记得“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她和外公一起被扫地出门，下放到了苏北洪泽湖畔的一个小乡村。在那里她重操旧业，种菜、养鸭，把穷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滋滋润润。很多人受不了贫穷、咽不下窝囊气。病了、死了。外婆却养得白白胖胖的。她很快就成了农民中的一份子。
　　 外婆常说：不怕不识字，就怕不识人。解放前有一年，家门前来了一对讨饭的父女，外婆看那女儿身上穿得破破烂烂，却眉目清秀，长相可人。不由得想起自己的身世，动了恻隐之心。征得婆婆同意，打破门第观念，把这小女子迎娶进门，做了三弟媳妇。外婆果然好眼力，三媳妇不仅模样美而且识文断字，人也贤惠，成了外婆当家理财的好助手，妯娌二人做了一生一世的好朋友。“文革”中，外公的四弟被造反派打成了“走资派”，他家里人都要和他划清界限。外婆对他的孩子们说：你们的爹爹解放前十几岁读大学的时候就是地下党，提着头弄情报，整天出生入死到处跑。我们又不是穷人家，他图个啥？现在和平了，日子好过了，说他反党了，反动了，这全是鬼话，打死我都不相信。你们要和爹爹划清界限，以后就别登我家的门。那一年，看“九大”纪录片。看到主席台上的那些人，外婆说，你瞧瞧那些个赖乌龙，没有几个是好人。她咬定了有几个人是大奸臣，问她个道理，她说和早年看旧戏上的脸谱比对的。外公嘱咐她，在家说说，出了门千万说不得啊。外婆说晓得的，乡下没有城里有那么多的“王连举”。王连举是京剧《红灯记》里的一个叛徒。
　　 1979年，一向不懂政治的外婆，在麦场上听了大喇叭广播，听了“三中全会”。于是回家对外公说：“老头，准备，准备。我们把房子卖了，家具送人，准备回南京城了。”外公瞪了眼骂她：“你老糊涂了，我们都下来十年了。南京城里的坏蛋早就把我们给忘干净了，谁还记得你。你怕不是白日做梦吧。”
　　 外婆不说话，真的把家里用不到的东西送了人。十天后，南京城里真的来了通知，外公解放了。一家人可以回城了。外婆又做了件天大的事，房子也不要了，所有的家当全送给了大队。其他细软都送给了左右邻居。看着外公那不舍的神情，外婆说：“你就是个财迷。人生在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所有的东西，都是乡亲们帮助的，现在走了，还给人家不是很好吗？再说，空着手走，走路也轻松。”走的那天，乡亲们洒泪相别，把她送出了十里地。
　　 外婆一生不曾工作，她是个职业家庭妇女，一辈子的工作就是带孩子。先是带自己的，后来是带子女的，再后来就是为孙子辈带孩子。她带了一辈子孩子，永远都和孩子在一起。她也就常怀一颗赤子之心。有小孩子缠身，外婆从来都没法按时进餐，总是将就着吃些家人剩下的残汤剩水；她也没法正常入睡，有小孩子闹，她经常夜半起来，把屎把尿，喂奶喂水，白天经常说着话，吃着饭就能打个盹儿。吃没点，睡没准，她居然也活了一百岁。养生学上说，人们生活要有规律，外婆和科学开了大玩笑。
　　 听母亲说，我出生的那年，外婆听说有了长外孙，当日就从南京乘车赶往青岛，随身还带来一个木制大澡盆，那个澡盆大到能装下5个孩子。外婆到了，奶奶也到了，两个老太开始了长孙争夺战。外婆争到了给我洗澡的权力，就天天给我洗澡洗头，洗得我小脑袋上一根毛都不剩。气得奶奶大声叫：你个蛮子老太，你拿我孙子当皮球洗呢。外婆不和她争辩，只是一个劲地笑。
　　 我出生后的二、三年间，我的表弟妹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人间，外婆不用谁任命，就成了幼儿园的院长。一直做到95岁。今天，在外婆的生日宴上，我们这些老大不小的孙儿、孙女，重孙儿、重孙女想起外婆讲的那些故事，教的儿歌，依然觉得很温馨。我想，她大概是中国最年长的幼儿园长，却没人给她开工资。
　　 外婆100岁了，越发像个孩子。常常会和重孙子抢吃的。笑起来，没牙的一张瘪嘴，让人觉得好天真。生日宴上，我祝外婆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外婆笑了。一张满是皱纹的脸红红的，像是一朵花瓣重重的牡丹花。生日蛋糕上插了一根蜡烛，她用漏气的嘴连吹三次都没有吹熄。于是发一生叹：看来上帝还不要我去，好，好，好，我就等明年继续吹吧。
　　 一席话，把大家都逗笑了。外婆看见儿孙们都好高兴，就大声地嚷嚷：“干杯，干杯，统统的干杯！”然后，浅浅的喝上一口，趁着大家碰杯的当口，偷偷地把杯中酒倒到了汤碗里。然后又开始嚷嚷：“谁没喝干要罚酒啊！”她的小动作，其实，谁都看见了。大家一起喊：好啊，好啊。二姨妈故意说：“乖乖，老太太酒量好大啊。”外婆又像个孩子似地，吃吃地笑了。
　　 我说：外婆，你瞧啊。你的儿孙有好几十人呢，都是你这棵老树发的枝。外婆转过头来，对她的重孙子们发话了：我前几日听电视里的姑娘说，独生子女可以多生了。你们回家都给我努力生孩子，让我这老树再多发几枝。
　　 儿孙们哄的一声笑炸了窝。“哎呦呦，我的个乖乖。”我看到好几个姨妈笑岔了气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