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天有不测风云——那天晨练，他不小心一脚踩了另一条裤腿，跌了，股骨便骨折了！住在医院，吃药、打针、输液之外，还要做“牵引”——就是把腿高高地翘起，脚上坠有几块砖头，那个难受！还有，一下子失去了自由，心里急，恨不得一下子跳起来恢复他的正常生活——没经历失去自由的人是难以体会其中滋味的。可是，自古“伤筋动骨一百天”，而况他已是80岁的年龄！
　　 那些天可是个热闹：自己不会动弹，亲人们可有的忙活了。大姐不在了，三妹一家在西安，没告诉他们；妹妹妹夫、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一趟一趟地跑，阻挡不了；儿子一家也从南方飞了回来，还有一些新老街坊、老朋友……咳咳！
　　 当然，最受连累和辛苦的还是女儿女婿——女婿在人家私企工作不容易，没早没晚；女儿把家教也停了，又少了一份收入；后来，尽管他可以每天躺在病床上关注他的“特别关注”了，虽不算寂寞，就是心里难受：一是心疼女儿女婿，二是想要离开这里，住在这儿心里不舒服。不到两个月，他便提出要出院：“反正是补养的事了，回家！”征得医生同意，就出院回家疗养。
　　 回到家里，女儿成了他的专职保姆；由于不能坐，他又拒绝女婿为他买笔记本电脑，便不能上网，老朱便只有躺在轮椅上关注他的“特别关注”……
　　
　　 四
　　
　　 女儿出去购物了，老朱依然沉浸在刚才的“乌坎事件”里不能自拔；看着外面火红的太阳，他联想起毛主席的词句：“残阳如血。”——血是热的啊，怎能如此冷酷呢？他的心里似乎还在发颤；喝了杯热茶，再续上；稍稍平定了情绪，继续他的“特别关注”。
　　 “老爸，告诉您个好消息。”女儿购物回来，满脸的兴奋。
　　 他放下手中的《特别关注》，摘下眼镜，顺手端起水杯，望着女儿：“什么好消息，这么激动？”
　　 “你们学校打来电话，政府组织你们周六到县医院体检，不是好消息吗？”
　　 “呵呵，还记着我们这些老骨头啊？是好消息！”
　　
　　 过去，教师和干部属于“同类项”，待遇基本一致；后来，干部改叫“人民公仆”，教师依旧“教师”，还有了《教师法》，就分离了；再后来，又和国际接轨，干部改叫“公务员”，距离就更大了。
　　 老朱1948年参加工作，属于离休，那时被称作“离休老干部”，组织上每年都给他订有“精神食粮”，看病、吃药、住院不用自掏腰包，由政府全包。老伴儿属于退休，就没有他这样的待遇。不过，老朱还是喜欢“退休”一词，他不喜欢高人一等——当年，他对这项政策就有所质疑：这不是人为制造不平等嘛！
　　 “退休”之后，单位领导每年都要2次上门慰问、看望他这个“离休老干部”：一次是教师节前夕，领导来送双节（教师节、中秋节）礼物，一次是春节；过了几年，就不再来“慰问”了，不过，还保留了每年2次领取福利的权利；这几年，连福利也取消了——今天怎么突然想起关心我们这些“老干部”了？
　　 不过，相比之老伴，他还感觉自豪：不仅老伴儿和他有“退”、“离”之差异，而且，老伴儿在退休之后，和其他教师一样，什么的福利一径取消，更没有领导的2次慰问，好像你退休之后就从人间蒸发了——一样的是都有退休金待遇。
　　 老朱的弟弟比他小10岁，在乡下老家教了一辈子书；原来是“民办”，后来经女婿努力，转为“公办”了,还有好多的“民办”教师们干了几十年也没“转正”的，所以他的弟弟很满足，对女婿一直是感恩戴德的,尽管农村教师工资、退休金和他们“县直”的有所差别——咋也不会想到：弟弟还在领取退休金，帮他转正的女婿却下岗了：这就是世道啊！？
　　 1987年秋，政府给他们教师评定职称，说是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当时，大家也不懂“职称”的意义，不知道会和工资联系这么紧，加之当时大家的思想觉悟也高，“礼让三先”，学校领导也一直给他们这些老教师做工作：“你们的工资、福利待遇也不低了，尽量把中高级职称让给中青年教师吧。”并且，论资历，论职务，论业务水平，如果有一个高级指标也非刘校长莫属，但刘校长带头把自己定为中级，一直到退休也没升格，大家也就服从了。他也是，退休至今一直是中级职称，讲师级；当时，他的老伴和弟弟都被“评”定为初级，退休时都晋到中级了。
　　 大概是从1990年代初，他们县教师的工资分为县财政、乡镇财政分别支付，文件上说是“权力下放”。后来，一个乡的教师1年多领不到工资，还要每年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有的教师没钱交培训费，就变卖家里的东西，甚至卖粮。大家感到憋屈，就开始罢课上访。从乡政府到教育局、县政府，之后是市里、省里，一直到中央政府，还得到了朱总理的批复，结果惹恼了乡政府领导，誓死不给解决，理由是“没钱”。不过，这件事引起了县政府重视，县政府收回了“下放的权力”，乡镇政府向县财政如期交钱，县财政统一发放全县教师工资。这样，乡村教师又能够如时领取工资了——尽管乡村教师工资和“县直”的还有一定距离，而这些乡村教师呢，能够如期领取工资就已经很知足了。
　　 ——还真是“县官不如现管”，他们可以蔑视朱总理的批复，但他们不敢获罪于县长。
　　 比起孙光显老师，大家都很知足。大概在1970年代初吧，为支援农业生产，县政府投资建化肥厂。孙老师是他们县首屈一指的化学老师，被调到化肥厂做工程师，为化肥厂做出了很大贡献；改革开放之后，县政府兴建药厂，孙老师又被调入药厂做工程师，一直工作到退休。可是，鉴于“离退休双轨制”，孙老师至今才领取千把元退休金。去年老艾的小儿子结婚喜宴，他们几个老同志聚到一起了，大家聊得好热闹。说到退休金，孙老师有些“悔不当初放林表”，大家便调侃他：“你老孙那时候可有多风光，又是工资，又是奖金，还有福利、专车，我们辛苦一个月只有干巴巴几十块钱。”孙老师苦笑了，摇摆着手：“见笑、见笑了！自古有言：‘年轻受贫不算贫，老来受贫贫死人’啊！幸而还有儿女们的帮助。”
　　 咳,要说这个人哪，不服命不行。他们学校的魏老师，不论是数理化还是英语、俄语都很优秀，人也朴实，只钻研业务，也很敬业，从不过问政治，他们还很谈得来，就是有些性刚。“文革”之初，魏老师和他一样，没有张贴过大字报；就因为魏老师性情刚直，得罪了有些人，这些人就组织召开他的批判会。魏老师在批判会上咋会服输？于是人家就组织了他的“批判专栏”，可是几天没人贴他的大字报。这样，魏老师自己在他的“批判专栏”写大字报，并且成立了造反派，他成了造反司令。因为站错了队，魏老师被捕入狱，坐了70天的牢，戴手铐50天，出来后，被提拔为学校革委会主任，相当于今天的校长。粉碎“四人帮”后，魏老师又在“清理三种人”运动中被捕入狱，刑期2年半。1980年出狱后，魏老师奔波上诉15年，1995年平凡了，政府给他这15年的牢狱之灾补偿了3千元，重返他们学校，但已到了退休年龄，只是给个名誉。在他住院期间，魏老师还来看望过他。不过，76岁的魏老师现在已经灰心于一切，专心在家里练功养生。他说：“只有把身体养好了，才不枉一生。”
　　 半年前，弟弟突患脑溢血不幸病逝，给他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不过，既然农村教师成了没娘的孩子，弟弟的病故也没人“特别关注”，侄子就可以继续领取弟弟的退休金；农村生活水平也不高，还可以贴补他们一家老小的正常生活。
　　 …………
　　 “政府的情义领了，我就不去了吧！刚从医院出来，也没别的问题，不就是个骨折吗？”老朱说。
　　 从市里到县城还有20多公里的距离，他和女儿住在四楼，自从晨练骨折以来，他连楼还没下过。
　　 “找个车也得去呀！您不是常常巴望着领导关心吗？”
　　 老朱摇着头：“领了，领了，情义领了，就不去了；政府也没亏待于我，给政府节省一份体检费吧！”
　　
　　 五
　　
　　 过去，谁有个病痛，政府实报实销；谁需要住院，领导就会让会计带上现金到医院缴费，报销后再归还单位，不需要家属操心医药费的事，甚至，如果家属没时间陪护，单位领导还会派人陪护呢！
　　 “医改”以来，政府取消了这份福利。平时的药费从工资里扣一部分，政府再补贴一部分，打进医保卡供你使用；如果急需住院，那就不像从前，单位不再有这份义务。单位所用开支都要经主管县长审批，财政局才会给你发款，而且专款专用，单位领导也没权力动用单位资金，否则就是“违反财经制度”，要受到纪检部门审查，严重的还要受处分。你大病需要住院，首先要到社保部门提出申请、批准，指定你到哪一家医院，当然需要个人垫支，这叫“大病统筹”；而且，现在医院的好多费用“社保”不给报销，需要自付；医院呢，也实行“自负盈亏”，“改制”了，一切“向钱看”了，就不践行“革命人道主义”了，必须先交费，没有费用了立刻停止用药。当然，他是“离休老干部”，不需要担心这个，医院还特欢迎他们这个群体：无论怎样用药，都不会发生“医患纠纷”，由政府包着呢！
　　 他们单位的付老师，比老朱还大十来岁；这老头儿干板正直，工作认真业务强，书法、文学创作、棋艺堪称一流。他离休后，领导让他发挥余热，负责他们县的“函授站”，付老师很乐意地接受了；六十多岁的人了，不仅一本一本给学员们的教科书上签写名字，还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学员家里收缴作业。后来因身体不好，一直住在医院的“老干部病房”，和单元房大致相似；7年前财政大清查时，他已卧床不起，组织上在医院给他照了相。几年前，付老师过世了，老朱还和同事们一起参加了付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
　　 老朱一个同事的父亲是老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级别当然比老朱高。政府对他们的待遇是“包养”，包括配偶；老两口儿不想和孩子们住在一起，便“以院为家”了。他们也住在“老干部病房”，政府还给他们配有“生活服务员”。据同事说，政府领导曾多次做老爷子的工作，情愿给他一次性付清几十万元现金，他老人家却坚持不回家——当然，这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人呢，最受医院欢迎。
　　 他和付老师这类“离休”群体与老红军的待遇当然有距离，那些人比他们贡献大，他们不能攀比；政府能够负责他们的全部医疗费，虽然不配“生活服务员”，不负担生活费，他们已经感到很知足了。
　　 其他的同事就更不行。比如说，5年前，老伴儿住了两个月医院，按规定，报销比例是95%，可是，七除八扣，最后只报销60%几，自己还需要支付30%多。他们学校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历史教师，也是他的学生，马有信，脑梗了几次，住了几次医院，现在眼睛几乎失明，为了看病，把在学校买的家属房也卖了；学校呢，请病假还要扣除15%的工资，雪上加霜。乡村教师报销比例就更低，像孙光显老师那样在企业退休的就更惨——要说，遇到小毛病还支付得起，如果是大病，那就没辙了。
　　 要说，医院也有他们的苦衷。自政府推行“医疗产业化”，医院需要承担很大一部分的“自负盈亏”。更新设备，医护管理人员工资、福利、奖金从哪里来，都是绕不开的现实事。医院院长和他讲：“不是我们不践行‘革命人道主义’，赔不起啊！我们曾多次遇到过这类事儿，比如说，病人痊愈了，欠下医疗费偷跑了，医疗费追不回，只有赔；病人没看好，你不仅要不回医疗费，家属还要向你索赔呢！朱老师，您是政协副主席，县级领导，您说，让我们怎么践行‘革命人道主义’？我们不怕你们这些老干部，最怕的就是工人农民，还有教师，包括那些小公务员——遇到这类事，我们赔不起啊！”
　　 当时老朱问他：“我觉得不是大家承受不起医疗费，医疗费水分太多，一个感冒上百元，一个阑尾炎超千甚至几千，货不真价不实，群众有意见。”
　　 医院院长慨叹：“朱老师啊，您是‘骑驴的不知赶脚的苦’啊！政府拨款有限之极，单位这么多的开支从哪里来？那些欠我们的医药费用什么填补？”
　　 老朱就无语了。为此他也曾多次在政协会上呼吁，没用；后来他调侃道：“政协会议就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谁不说？’”所以每次政协会议都开得很热闹。
　　 有一次年终的离退休老教师座谈会上，一个学校领导问他：“朱老师，过去我们的工资也不高，除了学校工作，还有忙着家里的责任田，然后几个朋友弄上几个小菜，几两二锅头下肚，轻松愉乐，从没感觉过累；今天我们的工资也高了，生活也好了，工作也比那时轻松多了，责任田也不用人力了——可是，为什么总感觉得累？”
　　 是啊，“为什么总感觉得累？”老朱沉思了。过去，政府政策留给你的空间，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该涨工资的时候会计就会给你如时如数上报，有了病、家里有了事，单位都会为你提供帮助（那年他修建房屋，刘校长还特意给他找了运输建筑材料的车辆，同事们也积极为他提供义务帮助），孩子上学更不用个人操心，更没人敢钻政府的空子——现在谁来管你？连晋升职称都在钻空子作假，用钱买，咋会不累？
　　 老朱笑笑，说：“有同感，主要是心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