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不同的国家游走，不向功利献身，不被权贵左右，只为了心中的理想，坚持着初衷的继续，从而游走在历史中，走向世界，受到全球瞩目。他的游走，一直还在。他是谁呢？
　　 他基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的学习态度，在年青时屡次拒绝他认为有点轻率的出仕机会，等到血气不浮躁了的五十多岁方才开始从政。他开宗明义地点明：政者，正也（《礼记·哀公问》）。政治并非统治者主观的个人作为，而是客观公正地协调君与臣、国与民的关系，尽量正直地处理相应的事务。
　　 他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明文传达的行政命令作为治国之道，用刑法措施与行政命令配套等齐的方式约束人民，人民只会暂时地尽量或想办法避免抵触政令受到刑罚（犯罪），而不会认为抵触政令受到刑罚是可耻的；以道德观念的加强、推广作为经世之道，以礼法教育、礼仪制度与道德观念配套等齐的方式引导人民，人民不但可以明白犯罪是可耻的，并且还会凭着这份羞耻心来纠正思想上的错误。政策、法令，是治标不治本的，不能使人们成立荣辱观，也不能使人们生出羞耻心。只有将道德观念普及落实于世道人心，人们在拥有了道德观念之后，才会产生羞耻心和荣辱观，自觉地奉行道德、遵守礼法。
　　 他对于自己的从政宣言，乃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
　　 公元前四九七年春，因为鲁定公耽于女乐，多日不理国政，孔子遭到冷落，便辞去官职（当时的孔子已是鲁国代理宰相职务的大司寇），从鲁国出来，周游列国。使四百年后的二千多年历史，在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的阴影中，怀念孔子坚持道之以德的德政和不为权势所屈的正直，将孔子尊为圣人（能够大化流行之人）、大成先师（集华夏上古文化大成之师）。
　　 好在，孔子生活于封建社会，他有着足够的自由，带着一群学生，乘坐车子，过路过桥不必交钱，进入另一个国家不须办理护照、签证，他可以连续十四年游历七国（卫、陈、曹、宋、郑、蔡、楚）。现在还能那么自由地游历七国不办护照、签证，不交路桥费吗？
　　 当然有，在欧盟，你可以自由驾车穿越不同的国家。我曾听北大王守常老师说他驾车从法国去了比利时再回到巴黎，途中穿过荷兰，这么的一路就是行走了三个国家，居然就像在北京四环的某一路段转悠那样，不过卡，不交费，不接受任何检查。在那里，才会让人切实地感到了时代已进入全球化。
　　 于是，我发现，其实，欧盟的现状，类似于二千四百年前的春秋以及此前的西周，联合国的名义恰如周朝的天子。周朝的官员编制，一个诸侯国只有三十五人（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跟现在一个村的护村队人员差不多。官员太少，那就实在是不会去路口、桥头设卡收费的了。据说，欧盟那边的政府，官员也不多，至少没有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这么拥挤。欧美那边的总统竞选，类似于中国四千年前的禅让。这些，算不算是颇为有趣的倒退呢？
　　 我不认为历史的从古到今就是在进步着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行走，有前进，有后退，会遇上高山，上山了会下山，会从高峰进入低谷。历史的地平线或许就是和平年代的平安踏实，那么，战乱和暴政就像低谷，盛世好比是高峰，民主状况良好的发展是一种前进，民主状况不好的阶段则是一种后退。尽管现在的西方欧美国家与中国完全不一样，那是因为中国有史以来的古代越古越民主，西方的古代恰恰有些相反。
　　 中国的有史之史，在四千八百年前进入黄帝时代，正是新石器时代进入铜石混用时期，又是父系社会的初级阶段。黄帝之前的伏羲氏时代、神农氏时代，世间虽有琴瑟、罔罟、耒耜、兵戈这些并不多见的器物，人们生活的极其简单，可想而知。进入了黄帝纪元，诸圣勃兴，宫室、衣裳、舟车、弓矢、文书、图画、律历、算数，都得到了发明与创造。并且黄帝垂裳（在穿了上衣之后添加了下裳）以治天下，这边是提高文明程度，这边同时地发展武力，打败凶残暴虐者，使天下部族大联盟，从而开启了天下为公的禅让。然后，出现了分封四方诸侯各自建国的以地方分权为特色的封建社会。
　　 联盟，必定是要订立盟约并实践协议。基于诸多部族互相协调的大联盟，奠定了起码的道德与公约而形成的封建社会，从黄帝时代发端，于夏代大致定型，经过商代的改善，至周代完备。周公制礼作乐，武王垂拱而治天下。垂拱，就是天子礼贤下士，拱手向下面的人行礼。那时的人们，分为士、农、工、商，他们可以自由地从这国跑到那国，就是献身为别国卖命，也不会背上叛国的罪名。因为，封建社会所实行的是职务、工作与待遇、报酬相应配套地进行交换的契约，这种契约，就是礼。
　　 礼，建立在人类于原始社会成立的原始道德的基础之上，与政治、体制、法律相配的那些方面，叫做礼法。礼不下庶民，民是自由的。礼受之于臣，臣才会按照礼的范畴为国君工作。而礼是外在的形式，它的内在是道和德，所以，大臣以道事君。
　　 当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摧毁了夏商周三代递承的分封制，相对自由的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被结束了。专权的君主挂着统一天下的幌子，去实现他那海内独尊的野心，并加紧对臣民的制约与盘剥。契约于道德、秩序的礼法遭到了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刑法的大规模改变，臣民无条件地受到刑法管束，于是，谁敢叛国，就是犯罪。
　　 与之同时，各种哲学思想喷薄而涌的百家争鸣被大一统给夭折了。玩弄政治权势的权术与阴谋的法家之学（法家学说虽然有着关于刑法方面的内容，但更多的是对于权、术、势的运用），在性恶论者的支持中，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发展。
　　 秦始皇的专制，是很铁血的，没收民间武器，几乎征用了国内全部的青壮男人去做义务给他造宫殿、陵墓。也正是他的铁血，才会一下子的将地方分权变成中央集权。他唱响了皇帝不管人民死活去搞政绩的高调，此后的专制暴君极力效仿，使中国历史的政治，自秦以下，于汉唐之时有所拓宽，宋代之后便是一代比一代苛刻。尽管如此，各姓各氏的宗法和各地的乡约，一直支撑着基层乡村大致不受政治的直接影响。
　　 秦以后的朝代变迁，属于国体的转换，基层乡村一般不会受到国体转换的影响，更不会被中央政府统一口径。七八十年前的乡村里的人们，基本上不管国家领导人是谁，也不知县长的名字是什么，他们最关心的是日出而作，日暮而息。因为，中央集权给君主专制提供了便利，但君主专制尚不足以倾覆从黄帝时代至先秦的二千多年的根深柢固的道统文化。即使明朝、清朝连续四百多年将君主专权作为沿用的体制，也还没有彻底淹灭残存的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思想。
　　 众所周知，三百年前，西方欧洲国家，完全不是以民为本，而是一直被至高无上的神权笼罩着。但它在二百年前开始转变为以人为本的自由、平等、民主，并且很快速很有效地普及了。曾经在神权中愚昧，因此，开启了民主思想的变革，被称为启蒙运动，它从十八世纪初直至一七八九年的法国大革命，使行政、司法、立法三权分立，人权获得建构，保证了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到了一八零六年，弗兰茨二世皇帝退位，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标志着神权的坍塌。
　　 中国古代，从五千年前的人神杂揉到颛顼（公元前二五一四年至前二四三七年）时代的绝地天通，接着，神祗信仰在夏朝开始家天下的宗法制度中被转化、参入祖先崇拜，从而极大程度地淡化了神权。虽然也会讲究君权神授，但那只不过是皇帝登基的一种仪式。皇帝在行政和处死臣民的时候，并非借用上帝的名义，偶尔的神神鬼鬼，只是搞些滑稽戏法而已。古代中国人普遍地有着反对暴君，拥护开明君主的思想与行为，他们质朴地生活着，耕田以食，凿井以饮，帝力于我何有哉。
　　 在神权统治的欧洲国家，人权思想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让我们重新来看看孔子。
　　 十八世纪，是一个开启了全球化的发端时期，越来越趋于频繁的航海、探险和殖民贸易，将世界上的四大洲（欧洲、亚洲、美洲、非洲）联系起来。出版来自他国的见闻，成为当时的畅销书，使欧洲人大开眼界，同时也引发了启蒙时代的诸多思想家去思考很多至今依然存在的问题，例如文化的独特性和普遍性等等。启蒙时代第一次提出人类文化虽然各不相同，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同之处却是大于不同之处的，人类应该有属于人性共有的、超越不同文化的普遍性，这最重要的就是理性、人性、自由和平等。中国儒学，就是将理性、人性、自由、平等，融合在德与仁中进行发挥。
　　 当时欧洲人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在中国开教布教的传教士，尤其是以利玛窦（生于一五五二年，卒于一六一零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病逝于北京）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他们为了更好地对中国进行传教布道，深入地去了解中国文化、历史、哲学、天文学、医学乃至武术。从利玛窦最早翻译的《四书》、《五经》，到后来的耶稣会传教士编著的《中国上古史》、《中国通史》、《中国》和《中华帝国志》以及《康熙皇帝传》，他们经过二百多年的努力，逐渐地把中国介绍给西方，架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耶稣会传教士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敕令编写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则是在欧洲引起了风头甚健的孔子热。
　　 德国十八世纪最主要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生于一六四六年，卒于一七一六年），他看了《中国哲学家孔子》，赞誉孔子是中国哲学之王，他在他的《中国近事》中说：有谁过去曾经想到地球上还存在这么一个民族，它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所有方面都教养有素的民族更加具有道德修养？自从我们认识中国人以后，便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一特点，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是的，儒家思想是注重学以致用的实践哲学，孔子所提倡的中庸则是实践哲学的代表。万事不用其极，取中而用，平常待之，于不偏不颇中见精神。受中庸的薰染，生活阅历丰富的中国老人，就像是半个哲学家。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在经验中提炼智慧。但有些大智慧也是大奸恶的伟大人物，却从智谋中实践经验，便给中国的社会、文化，造成了旷世大劫！
　　 莱布尼茨受中国古文化的启发是很显著的，他发明的二进制，成为计算技术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数制，至少是受到了八卦图的启发。耶酥会士卫匡国一六五八年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以及曾德昭一六四二年出版的《中华帝国》都曾介绍了周易的阴阳八卦学说，《中华帝国》中只是简单介绍，《中国上古史》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阴阳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太极八卦演化过程。
　　 莱布尼茨是德国哈雷大学副校长沃尔夫（生于一六七九年，卒于一七五四年）的老师。沃尔夫继承和发展了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实践哲学，被公认为启蒙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在沃尔夫看来，实践哲学包括自然法、伦理道德和政治哲学，是指导人类行为的科学，其核心理念是人类能够实现自我完善。当然，自我完善的实现，首先是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发挥。
　　 当时的欧洲，虽然经历了人文方面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但操纵神权的教会势力依然固若金汤，教会至高无上地行使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被认为是真理的惟一源泉，没有上帝，人类不仅堕落而且毫无被拯救的希望，虔诚赎罪是人类惟一的出路，基督教就是规范人类行为的最好的道德体系。谁胆敢侵犯上帝或者蔑视其意志，就会招致上帝的愤怒，就必须受到惩罚，宗教审判所把数以千计无辜的人以亵渎神灵罪处以死刑。人类要想自救，就得脱离被上帝拯救包括冲破神权统治。
　　 诚然，神权是使人愚昧的。耶和华创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最初的衣服是树叶，掩在下体，用来遮羞，而不是为了御寒。这简直是荒谬。中国的文明，从黄帝垂裳治天下的进程来看，是先有了衣，上衣，用来御寒，而后有了裳，下裳，也就是短裙，那时的短裙是不分男女的。从衣到裳，从御寒到遮羞，这个文明进程，是人类从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从杂交、群婚、组成血缘家庭再进入一夫一妻的对偶婚，方才完成的，它至少是几千年的时间，而不是亚当、夏娃在成长时的不须御寒就懂得遮羞。当然，人类生活着的地球，更是绝对不可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可以被耶和华完全地创造出来。
　　 如何冲破使人愚昧的神权的统治，摆脱教会僵化的教条对人们的束缚，是启蒙时代思想家的首要任务。沃尔夫和那时的哲学家试图把道德和哲学从神权中解放出来，寻找一个新的以人为本的道德和哲学，一种新的与科学和理性相结合的人文主义精神。耶稣会传教士所介绍的中国与基督教主宰下的欧洲社会是完全不同的，这使沃尔夫仔细研究翻译过来的中国典籍之后，得出结论：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能够通过教育来修身养性、自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