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有人动过我的奶酪
　　 谁动过我的奶酪？这是很有底气的诘问，其实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动没动奶酪是不会思考和关注的事情，赤贫和日无所获在绝大多数时候使相当数量的中国人成为无产者，长久的无产者，几辈人的无产者，甚至几十辈人的无产者，东方的贫困是以跨世纪的长度作为记录的，在历史的印象中，中国人压根儿就没富裕过，所以要谈谁动过我的奶酪，这是不会提起的，在下意思的层面绝不会生发出这等感觉，没有资产，没有积蓄是我祖上世世代代的窘况，在过完最简单的生活之后，他们重复和延续着这古老的东方生活模式-----机械、简单而无所求。我的少年时代是在这种境况中度过的，一日三餐难以为继，终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所以我敢肯定地说没有人动过我的奶酪，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奶酪可动，不同的价值和价值观以及为之而形成的价值守护自然形成不同的人生抉择，赤贫的无产者每日醒来不是去看自己的仓库而是两眼去到窗外，去看某棵树上或者某条藤蔓上有无可食的东西，摄取食物的意识是忠诚和根深蒂固的，就像动物一样成为本能，而这种本能许多时候是谈不上文明性的，虽不是弱肉强食，但大多数时候是人人自危，虽有偶尔的周济，那也是出于血性动物的一种相互怜悯或出于神的道德向善力量的提示。我的童年完全在一种饥饿状态下度过，我没有理由去浪费我的时间和家里匮乏的生活资料，打很小的时候起，我和我那批同龄的孩子就在中国遥远的乡村土地上学会了最简单、最低级的生存，我们全部的精力都围绕着这一中心，我们打猪草，养鸡，养兔，采桑葚，捉鱼，捡柴，拾狗粪，做家务。帮大人除草，翻地，到市场上做简单的买卖，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生活交给了我们生存的最初的本领，今天我们很能以文化学的眼光来欣赏这段日子的生活，但却不知道我们为之付出的稚嫩生命的代价，那时候我们头脑里没有什么保姆，公子，小姐的概念，没有什么富人穷人的概念，大家伙都一样。若干年后我女儿问我，你们那时一个月多少零用钱，你们零食问题怎么解决的，我只是淡然一笑，不在此山中，难知此山味，时代不同了，这也很难怪孩子，没有重复我们那一代人的命运，是她们的所幸，这当中自然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价值体现，用最虔诚和笨拙的力量推动社会的改善和进步，这是我们在最贫穷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孩子们后来的贡献，今天的孩子们有奶酪了，他们也可以说谁动过我的奶酪，这就是问题的新生代，新生代的问题自然也会生出新生代的烦恼，那就由他们烦恼去吧。
　　 我幼年体质很差，得了不少病，吃了不少药，在靠体力生存方面着实比别人短了一截子，比如挑水我只能挑上半桶，背玉米棒子我也只能背上小半筐，到田里捉鱼，我也总是走在大伙儿的后面，采桑葚我不敢往最高的枝头攀。再加之我是独子，父亲督促管教更严，当然主要是安全方面，怕我死，怕我夭折，怕我生出意外，所以我在游泳方面是很晚才学会的，而且是偷着学会的，我实在不甘愿做旱鸭子，在小朋友的怂恿下，吃了不少水，憋了不少气，才勉强学会了的。生存方面的胆小和压抑使我只得另寻自己的位置，在文明苍茫的空白土地上，我在有限的缝隙间窥见了一线文字的亮光，再加之贫穷土地上世代流传的对文化的景仰，使我的心向着另一扇即将打开的窗户奔去了··········
　　
　　 二、儒的萌芽
　　 我是生活在传统的中国，而且是一个地域偏僻的落后乡村，红太阳时代，我们刚好是痒序之始，新的社会价值观念虽然以强势之态进入我们的大脑，但在那些偏远的地方，传统的儒学观念还是左右着乡村的潜意思层面，那批从旧学堂过来的人，他们的言论和思想仍然影响着乡村意识，成为乡村年轻一代未来的民间指引，这种指引的力量是不可小觑的，它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层的朴素的行为指南，而且由最近的一辈人直接传授给我们，这一代人在乡村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所谓“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对他们的经验和阅历我们的父母是认同的，在我们心里，长者的风范又使我们无由地亲近并接受他们，当我们力所能及地帮父母劳动的时候，经常听到他们在我们耳边笑眯眯地说起儒家格言，什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什么“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於人”什么“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则仕”等等，虽然那时正宗的价值观念认为这是封资修的思想，应该得到铲除和清肃，但在偏远的乡村，它却自行其道，成为老百姓子弟最向往的格律，虽然我们对这类东西不太懂，但对于学校里接受的那些东西也同样一知半解，所以乡村孩子生来是接受两种价值观体系的教育的，然而由于就近教育的优越性，使我们更信任乡村传统的言传身教，它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更直接。我们的父母经常要举到我们乡里的某某，他们年轻时如何如何，现在又如何如何，中国乡村对后代的教育十之八九是这样进行着的，父辈的文化缺失，使他们更向往文化的繁利，在他们看来，文化是唯一可以改变人生和命运的力量，是唯一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东西，他们一生命运不济，低人作践并总是吃亏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文化崇拜在乡村几乎接近神祗，甚至等于神祗，在有读书孩子的人家，特别关注这方面的事情，孔子牌位那时虽然早已被打倒，天地君亲师位已不复存在，但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流淌着儒的光环，并成为一种基本的力量左右着乡村的抉择，我们就在那时被鼓励并走上求学的道路，我们也暗自下定决心好好学习，在那时的乡村，学习好的孩子是要受到特殊的礼遇的，他会很快从一般孩子中脱颖出来，他的言行会成为乡村新的规范和榜样，“你看人家那孩子如何如何”甚而至者，还有人把你悄悄神话，“你瞧，他沾了文曲星的光”“他那手指就像孔老二的手指一样”“他吃的是笔筒饭，不像你这个傻脓包”
　　 我在上学不久就表现出了一般孩子所不具备的聪颖性，因而格外地受到乡人的尊重，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在分析这当中的种种可能性，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而且就生性方面来说，非常有些愚钝，一般的人很难跟他讲懂道理，除了“仗笨下力”外别无所长，拿乡坝头的话说就是一个粗人，而且是个大老粗，但他的儿子却如此这般文秀，有人怀疑是祖上三代积德，有人认为是我母亲的阴宅好，我读四年级那年，我母亲的坟头无缘无故长出一颗树子来，乡人硬是以为奇绝，我父亲拼命保护那颗树，怕人不怀好心弄死了。我在乡下读书的日子里，许多人都把我视为神童，我自然在暗中得到了他们不少好处，成为他们孩子的榜样，我的阅读、领悟、记忆能力都好，许多高年级的题我都能做，写作能力尤其强，我的文章经常成为班级或学校的范本，我在小学中段时就经常为乡亲们写一些字据条约什么的，俨然乡村的一位小秀才，乡人尊重我，我在平常的生活中自然不敢怠慢，我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他们期望的生命道路，我行为处事严谨，言语秀气而温和，从没有粗话和脏话，衣着发式都合符规矩，学习的快乐也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多数时候的成功也使我坚定了要走一条异样的人生之路，对前方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一些亮光，我的儒道情怀就在那时悄悄地滋长了，虽然还达不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已经在鼓励着我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光环依依炫耀在我生命的前方，我向着儒的方向奋勇激进，虽然那时候也唱《东方红》，也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唱《学习雷锋好榜样》，但我回到乡村激励我的仍然是那些最传统的力量。
　　
　　 三、是否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在我往传统的儒学道路上走去的时候，红色的思想和知识也在拼命占领我们的思维高地，并且要努力把我们拉到它的阵营，去传统化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主旋律，革命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接班人，在未来的占领方面，革命的前辈是高度警觉的，又红又专中红胜过了专，人才的方向性问题是任何一个时代常抓不懈的工作。我们接受了一大批红色知识的教育，而我一般的悟性也比较适应这种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教育方式的洗礼，我们幼稚的生命比较乐意接受这方面教育给我们描绘的蓝图，所以正规的红色教育与非正规的乡村世俗儒学教育共同作用于我们身上，逐渐地红色教育占了主导，因为随着我们和乡村生活的分离，我们接触传统思想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乡村那种朴素的非正规化的教育被全日制教育赶到了一边去，我们的心中逐渐装下了革命和世界这些东西，领袖引导我们达到一种思想的忠诚和激奋，我们幼稚的思想被赤化，但不管怎样在时代的主旋律被高唱的时候，我们接受的人文知识要多得多，我们对世界的全部认知和了解是通过人文知识实现的，这和我的传统儒学情怀相通，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我学习的热情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能写出和时代相衔接的批判文章，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很可能成为一个时代鼓手，但后来的考试制度颠覆了我的学习进程，我才发现我天生适应文字而不适应数据，乡村启蒙教育给了我人文素养的修炼，却没有培养我起码的科学思维，我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等知识非常陌生，我不知道它们的价值和用途。更掌握不了学习它们的方法和技艺，所以当我结束我的神童时代的时候，我的学习的困惑和艰难就出现了，先前罩在我头上的所有光环一下消失殆尽，我成为班上和年级里的学困生，“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和我的文字情怀大相出入，我天生长于感悟和形象思维，对于推理逻辑论证之类感到茫然，乡村教育少有数学的萌芽，这之前我们似乎从没有接触过它们，大不了就是一点用于日常生活的算术，至于九九表是否归于儒学，现在还有待论证，总之我们的数学水平最终只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一下要接受这么多的科学逻辑，我心里转不过来，所以在较高水准的学习中，我败下阵来，我怀念过去的学习时光，我留念文字的温暖和光芒，留念它带给我的那么多荣耀和自信，现在落寞了，我转向一隅抚育我的伤痛去，但传统的儒学我已经扔弃，红色的人文知识使我的人生价值无所体现，学习在转向，思维和价值观却不能跟进，我便逃课了，跑到图书馆去翻阅我以前喜欢的那些东西，乱七糟八接受了郭沫若，冰心，郁达夫，雨果，屠格涅夫等的文字，其中郭沫若对我影响最大，他那狂飙突击时代留下的文字和我青春的心灵十分合拍，在他的影响下，我认识了歌德，了解了但丁，节衣缩食地买了他们的大部头来啃，但除郭沫若的文字外，其余的都没有看懂，高中时买下的《神曲》至今仍然摆放在我的书架上，虽然后来上大学时老师对这部著作作过讲解和梳理，但至今仍停留在那个层次之上，我便彻底迷失在我的学习的路上了，伤痛中十分有害地做起作家梦，和一个同学仿照《女神》写起剧本来，投稿之后却被编辑悄悄退回学校的办公室，那是我高中时代最深的记忆，今天想来那是一种躁动。
　　 然而“学而优则仕”却不敢忘，城乡差异非逼着我们跳过“农门”不可，高中最后一年我残忍地苦其自己的心智，做那些枯燥的应试学习，勉勉强强挤进了大学去，其时我的身体已全面崩溃，健康条件越来越差，家庭经济也日渐捉襟见肘，贫穷、病痛、困惑充斥了我的大学时代，我休整了一段时期，文学梦又开始复发了，大学生活摆脱了数理困惑，我觉得有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了，便向文学示好起来。中国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是思想和学术空前繁荣的时代，说它是另一个五四时代一点也不为过，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前沿，对传统和专制的批评达到了非理性的程度，伤痕文学描绘了一个时代的苦难，我们就想当那个时代的救世主，我们想把被摧残和被否定的人性恢复过来，在人民至上的观念支配之下，我们甚至对国家制度有过怀疑和否定，当然我们所用的武器自然是西方的哲学思想，那时候国门洞开，欧美的文学、哲学、绘画，政治制度、国家体制甚至包括音乐舞蹈都涌进国内来，令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传统文化被彻底否定，红色金字塔也顷刻崩塌，民族的灵魂由哭诉变为声讨，像《河殇》，像《丑陋的中国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这些声讨文学大行其道，我们的儒学道路被彻底阻塞，虽然那时上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情怀了，现代民权意义上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着每一个年轻人的心，我的思想也随他们一起跳跃。我由西方哲学最终进入西方文学，普希金，陀思绥耶夫斯基，叶赛宁，福楼拜以及后来的阿赫玛托娃，蒲宁都深深影响了我，连普希金的贵族味都很合我的胃口，莱蒙托夫，雪莱，拜伦在年轻人中也大有市场，哲学和诗成为拯救中国的时髦武器，我们拿着这两样武器去证明我们的世界，去解救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自然这是十足的非传统书生气，我们对中国最基本的状况知之甚少，更无权谈起策略和行程，我们失败在一种抽象的价值之上。我开始写诗，想做一个人民苦难的描述者，想把自己灵魂深处人性的呐喊吐露出来，在文字里我们不忌言性，甚至把性的描述看成思想解放的一种模式，个性的非群体的表述或是生物性的反应被空前重视，我们鄙视文学的社会性，把功利主义排斥到一边，文以载道成为众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