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求仙问卦在先古时期曾是一种极其重要且普遍的活动。不管是诸侯间的战事还是庶民的出行都由占卜决定。但到后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到了中国，这一切就彻底的被否定了。教科书中，求神问卦成了封建迷信活动，而求仙问卦者，就成了愚昧、落后、不进步的象征，都成了被讽刺和唾弃的对象。比如《小二黑结婚》中总说“今日不宜栽种”的小芹的爹，《祝福》中用一年工钱捐门槛的可怜的祥林嫂。
　　 在我上班必经的马路边树荫下，常年端坐着一位老人，他背后墙上挂着的皱巴巴的伏羲八卦图和面前摆放的插满了竹签的不辨颜色的竹筒，显示着他是一位算命先生。但文艺作品给我的教育又让我时时小看了他的水平，因为他既不具仙风道骨如渭水边垂钓的姜太公，也不是奇形怪状如把石头记带入人间的跛足道人和癞头和尚抑或是给成名指点迷津从而使他鸡犬升天的驼背女巫。然而这些都没能影响到面前端坐如他的红男绿女们对其表现出的虔诚态度。
　　 我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又肩负着塑造祖国下一代灵魂重任的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但对此我却不曾产生过哪怕是一丝一毫的按说该有的不屑和不满。因为我也曾求仙问策。从我的亲身感受来看，问仙者的行为往往是人在走投无路，对周围的人和事几近绝望之际的一种无奈，无助从而显得有些无聊的做法。有些时候把它评价为所谓的“封建、迷信、愚昧、落后”其实完全是一种人为拔的高，是一种上纲上线。客观的说，它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消极、无为、低调的处事方法。而算命先生，则是随人们精神所需应运而生的行当，如当今社会的心理医生，如使人迷醉的酒，又如让人上瘾的烟。即使不能给人积极的实际的帮助，却能让人暂时的得到精神上的抚慰和麻醉。
　　 大约在七八年前，我曾欣然又黯然的有过一次问仙求卦的经历。虽然其结果最终于事无补，但在当时的确给了我一种心灵的安抚与慰藉，让我平静度过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
　　 当时，因工作我和妻子已经分居五年之久，我与仅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相依为命也已有四年半的时间。住着单位逼仄阴暗的单身宿舍，过着兼作父母的的了无人形的日子。白日犯困，深夜失眠；肉体困顿，精神寂寥……但，屋漏偏遇连阴雨，也就在在此时，我的本该板上钉钉的高职评定无故落败，初见端倪的妻子调动也突然搁浅。于是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郁闷和绝望，我从周围人本质真诚的笑容里看到了冷漠，我从其实刺眼欲花的阳光里感到了阴暗，我从流火七月的天气里感到了寒冷；我想对着人群大喊，我想和不管是谁拼命；我希望来一场最好是能毁灭地球的地震，我希望引发一场比二战规模还大的战争……我现在只所以还会从某个方面对校园屠杀案的罪犯表示一定程度的理解，我想应该和我当时的心情有直接的关系。
　　 我的非人的遭遇和绝望的心情，让一位一直待我如亲弟的大姐也哀其不幸却爱莫能助。在一次对我温馨但却苍白的劝慰之后，她突然说，老街里有一位据说很灵验的“半仙”，要不去算一卦，看看有没有什么破解的办法。我所受的教育把我定型为一个纯粹的信奉“没有神仙皇帝，只有靠我们自己”观点的唯物主义者，我教授学生所用的课本给我灌输的思想是“人定胜天”的无神论理念。我本不该相信这些“怪、力、乱、神”的玩意的，但那天我却不假思索地欣然同意了。后来反思，我当时之所以义无反顾，叛变信仰，主要是我对现实，对物质，对自己等唯物的世界已经绝望，我只能去另外的世界里寻求支持和力量。
　　 第二天一早，我没吃饭，也没请假，就随大姐来到旧城区。这里保持着原有的拥挤和落后，小贩的叫卖声与单车铃声和汽车的笛声互不相让，怀着各自目标的行人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我随大姐来到一条稍显偏僻幽静的小街上。这里，街面的喧嚣远去了，行人少了，显得本来狭窄的路面平整而祥和。街两面都是有着不同高矮门楼的住户，就像人们穿的的衣服一样，不同的门楼显示着主人各异的贫富状况。
　　 我们推门来到一家没有任何区别于周围庭院特点的小院里。这是一个在城市郊区经常可以见到的普通院落，有些破败的影壁、杂乱无章的花草和高低不一的树木无一不显现出主人家的平凡和朴素。绕过那面墙面有些斑驳的、上面画着粗糙的富贵牡丹图画的影壁，一条砖铺甬道把我们引进一座依然破旧的平房里。现在已经九点许，但屋内寂静无声。但见进门左手的墙上贴着一张粗制滥造的佛像图。图前的桌子上摆有两对似乎是有些年头的烛台和香炉，分别插着点了半截的蜡烛和线香，给人一丝貌似神圣的感觉。但再往右面看，一股很强烈的荒诞的感觉以百倍的劲头冲击着我的心脏，因为我竟不可思议的看到了毛泽东那张满面睿智的笑容、头戴八角五星帽，被光环层层环绕的半身画像。像前的供桌上则摆了两盘有点发蔫的苹果和香炉。我忽然就想，如果毛泽东他老人家在天有灵，看到自己和释迦摩尼同列，会做何感想。
　　 我看向大姐，摇了摇头。她竟很严肃的向我摆摆手，然后轻声的喊道“大师，大师在吗？”就一声，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农家妇女便从里间的屋子走了出来。动作之快，真让我怀疑她是否其实就在门后等着我们叫呢。随之一个男人也轻快了走了出来，干净利落地把那些蜡烛和线香都点着了。然后对我们不闻不问，兀自对着那佛像一下一下的磕起头来。我不知所措的看着那如小鸡捣米般磕头的男人，大姐就和那妇女小声说话。至此我都不明白，那被称作半仙的人是这妇女还是那男人。
　　 好在我马上就明白了。因为那男人磕了一阵子头后，就进入了那间屋子，直到我们离开也没见再出来。而那妇女，则在听了大姐的话以后，抬头看了看毛泽东满面笑容的画像，又走到了那佛像前，用手在桌面的一层灰尘上煞有介事的画了些不知所云的线条和符号。又双手合十，闭目默念了一阵，才说“东南方向有小人”。我姐又甚是虔诚的说，什么时候能解决？她随口就说，八月二十六号。我姐听后，虔诚的把五十元钱放在了供桌上，然后千恩万谢地拉着我离开了。快要出门时，我忍不住又回头望，恰好看见那女人手里拿着那张钞票，正鼓着嘴在吹灭那些蜡烛呢。
　　 回到我的宿舍，我姐让我细想我的东南方向的小人是谁，以便防备。我虽然已经感到了此行的荒唐，但还是忍不住的想，由单位到邻居，由涿州到宝鸡，结果硬是没有揪出那个已经被半仙看到的小人是谁来。而八月二十六号，正放着暑假呢，怎么会解决问题？我怀疑是大姐没有告诉人家我是老师吧。
　　 即便我在心里有一百个不相信，但随后我焦躁的心似乎真的有些平静下来了。
　　 当年十月份，我的职称评定通过，第二年元月份，我们一家人结束分离，第二年六月十八日搬进新居，从此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