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问题，是困扰着整个世界的一个毒瘤。总体来看，各国政府对毒品都持查禁态度，但尺寸却有宽严之分。据我所知，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吸大麻就是一件既合法又普遍的事，以至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克林顿竞选总统时，面对着反对他的选民的质问，也不得不承认，他年轻时曾试着吸过大麻，但是没有把烟吞下肚去就吐出来了。通过尝试他发现自己不喜欢大麻，所以此后再没有碰过。后来通过立法，大麻终于和海洛因、可卡因一样，在美国一切与它相关的行为（包括吸食、买卖、保存等），都要被判以重罪，这当然是一种进步。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美国又有两个州通过立法开放了医用大麻，这显然是给了吸毒者以可乘之机。而在荷兰，政府对大麻就更加宽容，与其相关的行为至今还不曾被宣布为非法，同时对消费海洛因、可卡因的吸毒者处置相对也较轻。有这样一种氛围，无怪乎荷兰吸毒者竟如此气焰嚣张，敢于公然在街头喧闹鼓噪。阿姆斯特丹警方对这样性质的游行也能批准，更让人匪夷所思。是因为吸毒者也有权表达自己的愿望吗？但他们吸毒的愿望得以充分表达以后，对更多的希望在一个没有毒品的环境里生活的人造成的严重危害又该怎么说呢？任何一个人的自由都应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为了保障少数人的不正当权益，就无视大多数人的正当权益，这种做法无论是按东方还是按西方的道德准则来衡量，都是很不应该的。
　　 总体上看，我所到欧洲六国都少有那种打倒这个、抗议那个的政治性集会，所遇到的几次群众集会多与吃喝玩乐有关(住在卢森堡的那天晚上，从电视上得知巴黎机场在闹罢工，但等到了那儿以后，此事已烟消云散)。惟独在阿姆斯特丹碰到的那次游行，却让我深思，令我忧虑。看来富裕、先进的欧洲，也和发展中的中国一样，同样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如若处置不当，谁知道会酿成怎样的恶果呢！
　　 在欧洲思考中国（之三）
　　 商子雍
　　 还想就防盗门窗这种在中国几乎家家都离不了，因此触目皆是的设备饶舌几句。
　　 1997年5月我出访韩国期间，家中被梁上君子入侵，等我回到西安时，那扇被蟊贼在光天化日下撬坏的门尚未修复，而我亡羊补牢的第一件事便是花了上千元人民币另行安装了一扇更为高级的防盗门。使小偷这个行当在我们的社会里彻底消失无疑尚须时日，面对此种态势，作为老百姓也就只能在“防”字上狠下功夫了。忽然想到访韩期间，曾从韩国观光公社（不知道是否类似我们国家的旅游局）编印的一本印刷精美的小册子上得知：“因为没有小偷和乞丐，在济州岛民宅看不到一扇大门，岛上居民心地宛如波光闪烁的大自然与丰硕果实，是那般纯洁美丽。”于是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顿时从心中涌出——人家的民宅没有大门，而我们的住宅在木门以外还要加上一道铁门，就这还做不到万无一失，这就不能不让人要象阿Q先生那样地骂上一句“妈妈的”了。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上述一番经历，后来我出访欧洲，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当听到从德国的法兰克福赶来的那位女导游郑重警告“各位千万要注意自己的护照、钱包，欧洲的小偷很厉害”时，心中遂不免升腾起一种振奋——原来先进、发达的欧洲也有小偷，这实在是大长我中国人民志气的一件大好事。但这位导游接着又说欧洲小偷下手的主要目标是来自中国的旅游者，则令我顿时如坠入五里雾中。前不久，我还听一位从美国归来的朋友讲过如下的故事：在美国某大城市的街头，一个黑人大汉伸手向他乞讨同时发问：“Japanese？”（日本人？）他回答：“Chinese。”（中国人。）大汉闻听此言，立马把自己那只黑皮肤手上放着的几枚硬币“啪”地一声拍在我的这位朋友的黄皮肤的手上，尔后扬长而去。同富裕的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当然要穷一些，但也不至于穷到需要一位美国的乞讨者来舍施。前述故事里的黑人大汉如此行事，肯定是对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的巨大进步不甚了了，甚或还是受到了某些敌对分子造谣中伤的影响也说不定。但是时隔不久，在欧洲，我们却成了当地小偷的主攻对象，难道在他们心目中，中国人已经都是富得流油的阔佬了？经进一步询问才知道，欧美人虽然相对富裕，但消费时的支付手段多为“刷卡”，身上没有多少现钞；而中国人呢，消费时依然主要是用现金支付，特别是受“穷家富路”观念的支配，大老远来欧洲旅游，腰包里难免少则几千多到上万地揣着美金现钞。偷来信用卡没什么用而偷来现金马上就可以吃喝玩乐，这也难怪欧洲的小偷总惦记着中国游客的钱包了。
　　 也许是经导游提醒后格外小心的缘故吧，在欧洲的20几天里，总算不曾和小偷短兵相接。但此类鼠窃狗盗之辈在当地的存在无疑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导游绝不会那样严正地警告我们。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对走马观花的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很难做出确切判断的问题。不过有一种印象却是十分深刻，这就是无论德法比荷，还是城市乡村，我们国内触目可见的防盗门窗则是一概没有。再就是那里的银行营业门点，也远非如国内那般壁垒森严，门窗皆无特殊的防护措施，柜台就那么矮矮的，像我这样一米七六的个子很容易就能跨过去，而穿黑制服的保安人员更是没有。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禁对当年潜入寒舍行窃的蟊贼生出几分同情——比起在欧洲入户盗窃来，他们的“工作”的确是艰难了许多。
　　 早在少年时代，我就知道银行劫案是西方国家司空见惯寻常事；当时在我们国家此类事体还几乎没有。如今，据说是受西方国家的坏影响，抢银行的事也开始在中国多有出现，难道在他们那儿反倒荡然无存？这似乎很难让人相信。所以，我并不认为欧洲的银行营业门点就如表面所显示的那样疏于防范，说不定倒是外松内紧，采用的是不露痕迹的高科技防卫手段。但城乡居民皆不安防盗门窗，敢于在不设防的家里吃喝拉撒睡，却无疑显示着牢固存在于老百姓心中的那种安全感。由此即可断定，入户盗窃现象在当地并不严重甚或十分轻微。
　　 曾在坊间见到过“娼妓史”、“乞丐史”之类的著作，但“窃贼史”却不曾见人著述。窃贼的存在是一种原因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将其简单地归结为“人穷志短”是不对的，因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乏那种尽管贫困却依然保持操守的君子，由此即可得知“精神文明”的巨大作用；然而就一般规律而言，还是应该承认“衣食足而后知荣辱”、“饥寒起盗心”等古训是有它一定的道理。所以，当我在见不到防盗门窗的欧洲旅行，并由此联想到国内满目皆是的防盗门窗时，心中油然而生的，却是对以巨大的理论勇气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心一意让中国老百姓富起来的邓小平的崇高敬意。
　　 行文至此，又想起前不久听到的一个带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民间故事。说的是一家生产防盗门的小厂因产品质量欠佳打不开市场，只好把滞销的防盗门当成工资发给职工。其中有一王某家住贫民聚集区，左邻右舍包括他自己本来都不曾“壁垒森严”，一旦“鸟枪换炮”，未免会引起鼠窃狗盗之辈关注：是不是这家伙最近发了财，需要严谨门户了？于是便觅机破门而入，不料翻箱倒柜并无斩获，只好把灶台旁的七八个西红柿扫荡一空，并用吃剩的西红柿蒂在墙壁上大书“羞先人”（陕西方言，意思是丢祖先的人）三字后扬长而去。这故事在让人忍俊不禁之余又不免要生出几分苦涩。但我想，只要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两手抓，中国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中国人一天天地文明起来，总有一天，我们将失去一个行业（生产防盗门的）和几个名牌（如“盼盼”、“步阳”等），也不再听到前述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但我们得到的，却是一个富裕、安宁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