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师傅的话我记忆深深。20几年以后，我在嫩江史志中发现几个数据。1966年，理发合作社营业收入4.4万元，上缴利润1.7万元。上缴利润占总收入近40%。余下的60%中，包括脱产的管理人员费用和各种摊派支出。就是讲，工人的分配比例不及收入的1/3。我深信合作化这种体制不适宜理发业分散经营的特点，更不适宜调动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和范师傅回到黑河以后，有段时间里，原修路指挥部同志和我常常到理发店看他。每次见面，他都格外兴奋、愉快，有说不完的感情话。但手不停地使剪弄刀，热情地为雇客服务。有一次，我们请他到黑河饭店用餐。席间，大家一致赞扬他为人民服务精神。他愕然。原来，他师从名师，多受教诲，技术讲精，做人讲诚，干事讲情。他说他要养家糊口，只能干活吃饭。他没有“为人民服务”等当时流行语言，没有高来高走的旗号，我们几个人也愕然。
　　 愕然是个思考课题。范师傅热情为每个客人理发，为每个客人精益求精地剪头，受到几乎所有人的称赞和同行的认可，能说不是为人民服务吗？那时，把范师傅这种劳动，把我们的工作都定格在为人民服务范畴，都理解为为人民服务。范师傅说的不实在吗？为人民服务是句客观的空话、标签吗？“为人民服务”口号还有主体吗？或者说这是哪个层次人的口号或宗旨呢？那些年，我不停地探讨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与内涵，为人民服务与干活吃饭的关系等等，但这个时候却说不明白了。
　　 时间转到1979年12月份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形势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渐成主体。理发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个体发廊、发屋大批涌现，理发服务由理发为主转向以烫发、吹风、做发型为主。理发业经历了历史上一次巨大革命。嫩江县1985年有个统计。这一年，全县共有理发业74家，从业人员163人。今天，发廊、发屋在各乡镇都有延伸，每处都有几家。发廊还延伸到一些较大的村庄。理发业伴随着体制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了新的品位，新的作为，新的价值。正是：
　　 顶上风云话革命，体制更迭发不宁。
　　 太平年间论盛事，靓美头型见个性。
　　
　　 (三)
　　 近代意义的理发始于民国年间,技术传授办法以师徒形式出现,类似中医传统办法,单徒或群徒集中理发馆。四海堂每次收徙二、三人，多时也只有三、四人，偶尔有特殊情况单人收录，算做下一批徒弟数量。徒弟们分批，类似今天培训班分“期”、第几期等等。徒弟们称老板为师傅，相互间称为师兄弟。平时的徒弟训练都由师兄们代为传授。老板偶尔指点一、二，常常令人记忆如新。但满徒的理发师不能在四海堂带徒弟。就是讲，谁要想带徒谁就离开四海堂，另立门户。
　　 伯父是第一批徒弟，但是“插班”生。这批学员原来确定招收4人，做为支撑门户的力量。祖父母当时家境艰难，异常贫穷，请人求情，把少年的伯父送到四海堂学手艺，做为人生旅途中求生活的本领。几乎同时，另一个少年也有伯父的家庭背景送到四海堂。两少年比4个师兄弟晚一年。当他们进店的时候，4个师兄已经持刀上岗，站立顶班。勤杂活几乎全部落在两个少年身上。但夜间“值班”还是由6个师兄弟轮渡担任，住在四海堂。每天早起床，第一个劳动项目是倒尿盆。
　　 理发工艺并不复杂。但传统学徒时间都是3年，说不清是师生关系，还是劳资关系，或者第三种关系。3年中学徙干活没有“工资”或补贴。第一年以各种杂役劳动为主。例如扫地、打扫房屋、清扫庭院和门庭，以及劈柴、升火、买菜、带孩子和送贴子、送节日礼品等等铺内外的全部劳作。这一年，老板要“讲”几次“课”，主要是理发“史”和行业传说故事，似乎进行传统教育，作理发行业性质、作用、地位等介绍，增强少年们对行业的热爱，对行业的信心。这个过程似乎就是今天美容美发训练班的第一阶段。
　　 但第一年也进行技术基础训练，以大萝卜或其它类似模拟物为客体，练手法，练刀，练刀贴“头”时的力度和轻度；在人体挂图上背诵穴位，相互练习按摩，练习按摩手法、指法。伯父讲，当时还有两个长弹簧，学徒的每天都要拉五、六次，每次20——30回，练习腕力，以适应理发时的腕子劲，又叫腕子功；还要做下蹲动作二、三次，以适应理发时的站立功夫……。
　　 第一年的后半年，偶尔“上岗”操刀，多是剃光头，顾客都是农村的中、老年人。第二年上岗渐多。刚开始，一周一次，随后是一周一天。春节前，一周3天或5天。最初，谁“上岗”都由老板确定，而且必须有老板在场，师兄安排。当天吃饭后，顾客不在时，由师兄和老板分别“讲评”。其他师兄也做一些鼓励性、支持性发言，诸如“小师弟很镇静，用刀子角度恰到好处”，或者“小师弟真行，头一次登台就跟老师傅似的”。话不一定言衷，却给青少年以温暖和鼓励。
　　 第三年是学手艺的关键年。上半年，每周上岗至少3——4天，杂活轮流干。下半年，每周至少上岗5天，春节前半个月，几乎天天上岗。一站就是十几个点，杂活分头、分工干。但老板这一年判若两人，他坚信棍棒出好徒，严如冰霜。每天，他都观摩新手的刀功、剪法、洗头、按摩。晚间，通常是单独讲评，先让徒弟讲一天的“总结”、感受，他再逐顾客头型讲评，对严重不满意的徒弟，依然向第一年那样，用小棍打屁股，甚至打脑袋。伯父胆小，但却心细，一心扑在理发学徒上，唯老板是听。理发店的饭食比家中好，吃的好，住的也比家好，他几乎以店铺为家，干活格外勤快，学手艺格外精心，对客人格外热情、周到，本领学的扎实，学徒时就小有名气，挨打比较少。但满徒这一年却挨了3次打。
　　 第一次是破相。有个警察，醉醺醺地闯进理发店的门，指名道姓要伯父理发。当时，他手头正有活，客气地请他稍等。但此人不让不饶。老板赶紧出来解说相让，打圆场，警察也不答应。老板只好用眼神示意伯父到另一把转椅“干活”，请那位转椅理发师悄悄接替伯父未完的理发。不料，这位警察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阵以后，竟然坐在椅子上呼噜起来。恰好这时正在刮脸。老板示意轻手下刀。伯父当然格外小心。更不料，当最后几刀时，这警察突然醒了过来，猛一转头，伯父的刀立刻提起来，还是碰了下巴，伤了一个小口。警察手摸有血，即刻破口大骂，回手给伯父两个嘴巴。老板赶紧过来赔不是，边点烟边另递一盒烟，又当众用小棍抽打伯父一顿。
　　 另一次是理错了头型。那次是一个喝多了酒的醉鬼要剃光头。伯父看他是内蒙古过江来的农民，又鉴于给醉酒警察理发的教训，为他改为平头。不料，此人踉踉跪跪走出店门，忽然发现头上还有短发，返回来“理论”。老板退回他理发钱，了却了这次矛盾。另一次是扫地。徒弟们白天轮流值班烧水、扫地，上下午的中间时间还要统一清扫一次。伯父有一次值班时，发现各个转椅处都很干净。当时，理发师每理发一个人，理后都要自我清理一次。这种清理是初次清扫。值班学员必须清扫一次、擦拭一次，保持店内“绝对”清洁干净。这似乎是一种“制度性”的习惯。伯父没有照办，“以实为实”。但挨打了，打的他一生记住了这个好习惯。
　　 伯父没有文化，从没有“跳槽”的奢望。一生献身于这个行业。但理发行业社会地位很低，是原来流传的“下九流”里的最底层的一流。每每谈起这种社会地位，谈起理发条目歇后语反映出理发卑微的“世界”，他都付之一笑，不为所动。但在旧社会，他受社会压迫，也有行业压迫，形成了逆来顺受的性格，形成了怕官怕兵怕事的人生。
　　 伯父满徒以后，挑着理发挑子，走街串巷，用唤子叫座。他服务周到热情，手艺精细，很受欢迎。他从来不和人争，从来都听从别人意见，更听从蛮横不讲理人的“意见”。他在受欢迎中也饱尝地懒子欺负，小流氓的刁难，官宦子弟的白眼。他本来和所有理发人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走街串巷更知道底层的千奇百怪的万花筒。
　　 社会消息不断地传回四海堂，老板师傅很同情他。在伯父浪迹流动理发半年以后，“特赦”般地把他召回四海堂，开始吃劳金。吃劳金，类似今天的被个体私营经济实体招工当工作人员或称之为雇员。但他在那里也开始了提心吊胆的生活。
　　 当时，有个警尉补崔某人横行乡里，替日本人“办事”，对嫩江人吹胡子瞪眼睛，常常借故敲诈勒索。四海堂老板看不起这类狐假虎威的中国人，不买他的帐。此人也怕理发店通天找他麻烦，挖空心思找茬。抗联西征前，东北军的义勇军、救国军等已经很活跃。抗联西征以后，更增加嫩江的抗日力量。日本关东军实行宵禁，九点钟以后禁止通行。有几次，四海堂师徒加班，吃完面条夜餐以后超过了九点。伯父等师兄弟集体夜行，被警尉补夜巡队碰上。大家本来都认识，都是嫩江城里西北关人，谁也没把这个警尉补当回事。但此人狗仗人势，居然厉声地检查几个理发师，要夜行路条。他们哪里有路条？这个警尉补不认亲，毫不客气地打每人两个耳光。然后把他们送进宪兵队。那时，日本宪兵队和守备队相连，在今天采伐队位置。这个警尉补虽然是一条走狗，却没有进过日本兵营，分不清谁为宪兵队，胡乱地把几个剃头匠错送进守备队，声称捉到几个“犯夜”人员，可疑是“反满抗日”分子。守备部队深怕城中有变，没有转移这几个人，狠狠地打了一通。但几个人都说是四海堂的，都认识宪兵队某某等3个军官。经他们“核实”，确认几个理发匠为“良民”，天亮前释放了他们。
　　 原来，日本宪兵队有3个军官很崇信中国武术和中医，相信按摩。他们多次到四海堂洗头按摩，每次都彬彬有礼，很尊重理发按摩师，付款时也很客气，认识伯父等几个人，证明“犯夜”人员都是理发师、剃头匠，都是良民。
　　 工人被捉、被打，老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依然夜间加班赚钱，依然不和警尉补打点沟通。伯父等人又一次因为“犯夜”被警尉补打嘴巴以后送到宪兵队。但这次伯父等人很幸运，在值班室遇到了“洗头”的军官，他们没有挨打。但伯父更加胆小，更加怕官怕事，形成了逆来顺受的职业性的性格。
　　 多年以后，1960年的秋季，我在空军长春某航校当飞行学员。伯父去看我，他找到了学校值班室。值班军官请他坐下等我。当时，那里有两排大皮沙发，墙壁雪白，室内干净而有些威严。伯父立刻怕了起来。他和伪满守备队、宪兵队“过夜”情景比较起来，哪里敢坐？值班军官为他倒了一杯茶水，他更不敢喝。我赶到值班室，只见伯父脸色有些怕意，紧张性的灰灰涛涛。军官介绍了伯父不坐不喝情景，我心中好一阵酸楚，为伯父的人生偷偷地落泪了。走出值班室，伯父告诉我，他没挨打，没被骂，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时，他在双山乡理发所，直接受供销社领导。他对供销社主任不打人、不骂人，说话态度和蔼赞不绝口，说“还是共产党好”。
　　 1964年，我转业到黑河地区公安处工作。伯父赶到黑河看我。我请两位同学陪同，在黑河饭店用餐，专挑伯父没见过的水产、蔬菜。当黑龙江特产鳇鱼上桌时，一位同学介绍说，鳇鱼是贡品，原来专给皇帝吃的，年年送往北京。这种说法在黑河很流行。姑且不论说法准确与否，伯父当场脸色骤变，不肯举著用鱼，张罗离店走开。他不敢吃皇帝吃过的东西。
　　 伯父在嫩江县理发业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加入了全作社。当时，他已经离异，被派到双山乡理发。我曾多次去看他。他和另一位老理发师带两个徒弟支撑理发所。凡是剪头理发的人先到供销社买理发票，理发所只认票剃头。分配以工资形式支付，收入远远低于解放前。为了补充不足，每年秋天，他们放徒弟假，给他（她）们机会和家人偷偷地到农场地里“小秋收”，用以补充他们和学员家中的“不足”，解决生活困难。但他从来不说苦，不说收入低。他就以这样的性格走完了人生之路。他没有看到改革开放的浪潮，没有见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繁荣，更没有体验理发行业大发展，凭手艺致富的幸福。伯父是他同行同龄人中典型化的理发人形象。
　　 二伯父是理发人中又一种形象。家穷，祖母把他也送到四海堂学徒。满徒以后，他走街串巷，却不肯回四海堂吃劳金，不愿意在那里受约束，不愿意在那里看达官贵人的高傲，军警人员的特权，“半拉黑”的蛮横，做自由理发人，伺机跳槽。他没有伯父的事业心，没有伯父终生立足于理发业的志向，为理发业地位低下不平，为理发人受欺凌不平，为自己家境的贫穷不平。他在学徒时，从师兄弟和师傅那里学会了拉二胡、吹洞萧。在当自由理发人的500天中，每天吃饭后都要拉二胡或吹洞箫，把无奈、怨恨、郁闷和不满倾诉在琴声中，倾诉在萧声里。但他19岁就离开了人间，永远离开了他无法热爱的理发业。他学徒在日伪时期，病逝也在这个时期。
　　 父亲排行老三。他和二伯父一样，不肯就业于理发业。那时，全家为摆脱贫穷，集中经济力量供他读书。但终因“财政”入不敷出，衣食无着，只好辍学，也送到四海堂学徒。出徒以后，凭身体强壮，手提理发箱，步行在农村大地、嫩江两岸，吃尽千般苦、万种难，饱尝人间苦涩。他也不想回四海堂。但当年春节前，从现在黑河市的罕达气金矿返回嫩江，途经霍龙门沟前的小树林边，突然遇到几个蒙面人，把身上全部理发收入和理发箱抢走。还说留他一条小命。从此，他担惊受怕，不敢远行，硬着头皮回四海堂吃劳金。他和师兄弟们都因故受过警察的嘴巴子，心中不满；都不肯终身从事理发业，总想跳槽。他说，嘴巴子打完这次打下次，头发剪完这茬剪下茬，没有头，决心改行。恰好，成立于1934年的巴彦旗在1941年秋招收警察。他和师兄5个人偷偷步行几十里去报考。当时文盲充斥。他和师兄弟们都读过几年书，身体都健壮，一举成功，全部录取。消息传来，四海堂老板高兴极了。徒弟们当了警察，他说没有人敢再欺负四海堂了。
　　 父亲不再当下九流的理发工人。警校训练以后，分配到类似大屯子的成吉思汗警察所。可惜，在那里得了伤寒病。1943年春节前离开了人间。他刚刚25岁，我只有4岁。没想到25年以后，我却因为不影响我当飞行员的父亲这段“历史”反省，“发配”、蹲牛棚、批斗，从中国北极村漠河乘坐代客大货车在黑龙江冰面上行驶，里程一千几百里，回到黑河，饱受“文革”之苦。父亲和他的师兄弟是那个世纪四十年代理发人的又一种类型。
　　 嫩江县近代理发业经历了民国、伪满和新中国3大阶段，经历了民国、伪满市场型的自然经济和新中国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3大经济体制时期，时间长达80余年。以行业论，可以划分为4代人，也可以断定为5代人。我小学有几个同学师从父业，一直活跃在理发行业，直到60几岁的今天。我和他（她）们回忆历史、传说、沧桑往事如同电影蒙太蒙镜头过个不停。在淡出、淡入中比较，在定格与蒙太奇中比较，感怀了，感叹了，感悟了，也感恩、感戴了；大家为理发业今天的蒸蒸日上形势祝福，为改革开放带来了繁荣祝福，为明天的辉煌祝福。正是：
　　 万千变幻顶上功，人间靓丽曲韵同。
　　 三朝五代几十载，无情岁月青史中。
　　 写到这里，似乎了却了我的一种心愿，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写一首诗：
　　 千古发？绝顶功，万种头型变化中。
　　 朝代更迭弹冠里，剪理岁月诉由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