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姚伶脖项上的一股气息的暗示和引导，我走到了一栋泥巴房前。屋子里寂静无声，一扇低矮的门，已经擦洗得露出了它的神经和脉络。凭直觉，我判断这就是姚伶的家，她的气息早就穿过门缝弥漫出来了。我屏住呼吸，郑重地在门上敲了三下，随之是一个巨大的空白，仿佛屋子里没有人似的。这时候门谨慎地拉开了，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探出头问我：“你找谁？”她不像姚伶的母亲，她没有姚伶那种显着轮廓的脸，也没有姚伶那种充满悬挂感和虚幻感的气质，不过我还是确认，这位孤独的妇女应该是姚伶的母亲。我说：“阿姨，我找姚伶。我是她的同学，从西安来的。”她平静地招呼我进去，并平静地叫着姚伶。但我却没有随她进去，我必须等待姚伶的恩准，我不愿意冒犯了姚伶。
　　 当姚伶像一片云似的飘到门口的时候，她的脸骤然苍白，眼睛满是奇异和惊恐。我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显然完全出乎她的所料。我觉得她总是用酒精浸泡的毛孔随着我的出现而紧张得一下关闭了，惟有鼻尖的毛孔还张着，不过从这些毛孔流出的只能是冷汗。在亚细亚中部的阳光之中，她的冷汗密集，圆润，有珍珠般的造型。不过她还能够镇定，她很快便回过神似的让我到屋子里去，并向她的母亲介绍我就是那位发电报的人。我多少有一点拘谨，然而总的感觉还好，因为所有的线路部连接起来了。我的意思是，我的电报已经为姚伶及其母亲提供了研究的资料，在她们对这份资料有了一定的评估之后，人随之而到，无疑的，这个人是更直观和更可靠的资料，甚至他便是要直销的货。
　　 在姚伶给我沏茶，取瓜子，拿葡萄的过程，她一点一滴地告诉我，她是昨天才收到电报的，遵我之嘱，她还没有到单位去报到，她在候我的信，信尚未来，大约需要五天信才会来，如果是挂号信，那么需要十天。我告诉她，我就是考虑到信太慢，才决定亲自走一趟的，我不想让你焦急，也不敢耽误你，只是匆匆忙忙，没有通知便来了。这时候，姚伶的母亲一直坐在沙发上注意着我，当然也注意着姚伶。在她显得浮肿的脸上，有一双严厉的眼睛，它完全显露着推敲和解析的神情。她还点了一支烟吸起来。我感到她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而且充满了控制能力。不过她没有询问我什么，我想，这是由于姚伶在场的缘故吧。实际上我是希望她母亲注意我的，因为深切的注意标志着我进入了她考虑的范围，如果她对我的到来不在乎，无所谓，那么我便沮丧了。但姚伶的态度却是关键，倘若没有她的深切注意，倘若我不能感觉她的热情和兴奋，那么一切都将是没有意义的。我的为难在于，姚伶一向是一块大理石，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永远有一种夜气和露水的冰凉，这使我不易把握她。现在想起来，我以为问题恰恰便出在我对她把握错了这一点上。
　　 有一个细节当时很使我感动，而且在今天我仍能感到它的活灵活现，这便是，我刚刚坐在沙发上，姚伶及其母亲便让我退掉旅馆的房间搬回来住。她们告诉我，家里有的是地方。我是一个敏感之极的人，我确信，她们绝不是出于礼貌，她们完全是真诚的，而且是尊严的，但我却没有接受。我不是客气，是担心自己在姚伶家睡不着。我容易失眠，睡姚伶家我将肯定失眠。在姚伶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显然是难堪的，甚至会破坏姚伶家的安宁了。
　　 姚伶向母亲简单地交待了一下，便到厨房去做饭了，她做的当然是拉条子。客厅只剩下了我和她母亲。她母亲不紧不慢地询问我年龄多少，兄弟几个，父亲母亲有何贵干。她的眼睛仍是推敲和解析的神情，不过她在努力做得婉转与平和。尽管姚伶在厨房洗菜，切肉，揉面，但她却显然注意着客厅。她还有两次，以插话的形式打断了她母亲的询问，其结果是，我和她母亲的交谈便未能继续进行下去。我和姚伶过去没有来往过，互相是不了解的，她也尚未收到我十二万字的信，所以我不清楚她的插话是什么意思？是担心她母亲的询问万一过分了而伤我的尊严，还是伤她的尊严？或是她根本就不愿意有这样的询问，因为它暴露了母亲的倾向。也许在她未听到我是什么意思之前，她不想，也不愿意让母亲有任何倾向。或是她早就有了自己的倾向，这便是，不！总之，我希望天是晴朗的，我这样遥远地到边陲来，不要雨，不要阴，也不要云。可姚伶却偏偏是一个矜持的人，而我则是内向的，我和她也没有生活在开放的时代，我和她接受的完全是传统的教育，甚至是禁锢的教育，何况她的家有一种我可以感到的氛围！
　　 拉条子是闻名遐迩的小吃，似乎有一个观点，认为新疆人以拉条子在家里待客表示着一种亲切和敬重，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我感到满足，而且这个拉条子是姚伶所做，它的白面，绿辣子，红柿子，黄花，都留有姚伶的指纹和手印。然而我却没有吃出什么滋味，非常遗憾，我觉得对不起她！
　　 姚伶的父亲是一位司机，他出车而一直没有回家，于是陪我用餐的就非姚伶及其母亲莫属了。由于她们之间的彬彬有礼，有礼而造成的一种虚无，沉闷，甚至压抑，使我不得放松，遂在用餐之后说了一些中性的话，便提出要回旅馆去。对于我的提请，姚伶的母亲最容易理解为我是想跟姚伶独处，姚伶也最容易理解为我有话要说，所以她们便同意我走，姚伶当然送了我。这时候己经是晚上九点十分，也应该告辞了。算起来，我在姚伶家呆了近乎八个小时，第一次登门便呆了这么久，实在不好意思。
　　 走出姚伶家朴素整洁的泥巴房，走到路灯初照的正在建筑的大街上，我和姚伶立即有了一种靠拢的感觉。实际上心理未必需要靠拢，但环境却使之靠拢。我以为在空旷的荒野，在寂静的黑夜，人会本能地希望接近和靠拢，即使两个人有仇恨，也会产生靠拢的需要，哪怕在暂时的靠拢之后，在度过了让人恐惧的荒野与黑夜之后他们再战也可以。这种本能是原始人遗传给现代人的，原始人在狩猎时代而产生了对荒野和黑夜的恐惧，也产生了抱成一团的习惯。总之，轻风徐吹，行人稀少，近乎于无，我惬意多了，姚伶也宽舒多了。
　　 姚伶完全是一种散步的速度和姿态。她仍穿着短袖衬衫，拖在腿肚子上的裙子，不过她显然软化了，甚至融合了。现在想起来，我依然会清楚地看到她不枝不蔓的样子，楚楚可怜的样子，在路灯的光影之中使其衬衫和裙子幻化为一种豆绿葱绿祖母绿的样子。我不得不悄悄感叹着什么是清水荚蓉，什么是亭亭玉立，什么是真正的窈窕淑女。
　　 我披星戴月地从西安到这里，当然是有话要说的，这一点姚伶非常明白，而且她似乎做好了一切准备，要听我说什么。轻风撩动着她的秀发，她微微仰起头，用自己玉白的脸承接着清幽的月光。我的思想剧烈地斗争着，我在犹豫着。我不愿意说她不愿意听的话，但我却必须说真实的活，我平静地说：“我准备明天早晨就走了！”她惊诧了一下，似乎这样的话唐突，冒昧，莫明其妙，而且难以应答，所以她没有说什么，不知道怎么说。我又平静地说：“我的信也不用看了。你烧了它吧！”我便这样完成了我的急转直下，甚至一下堵死了我的路。此时此刻，姚伶显然己经知道了我的意思，也恰恰就在此时此刻，她送我走到了旅馆门前。当她默默地转身向回走的时候，我确实想送她一程，，只是怕有用意含糊之嫌，有拖泥带水之嫌，遂没有送她。
　　 我打算乘首班车离开昌吉。我进入房间便开始洗漱。我感到疲倦，想好好休息，以赶自己的路。在我刷了牙，准备躺下的时候，响起了敲门声，不料竟是姚伶的父亲来了。他是一个厚道人，微胖而圆的脸增加了他所固有的厚道，他的厚道也显出了脸的圆和微胖。他劝我不要明天走，还告诉我明天早晨他将接我用餐。那样浑厚的声音！从他浑厚的声音之中传出的没有一点虚假的吩咐，一下击穿了我的心。我感到自己的心出现了一个洞，洞里的黑暗象山一样沉重。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怎么可以再留下来到姚伶家去吃饭呢？我对爱有我的理解，也许我理解得极端了，甚至苛刻了，可它却毕竟是一种理解，而且我必须按自己的理解去行动。
　　 我像飘一样在昌吉度过了惟一和最后的一个晚上，随之把街上的一个馒头吞进肚子，回旅馆结账。当我挎着书包走到楼梯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姚伶的父亲接我来了，见我吃了饭，见我执拗地要走，遂嘱我慢一点，要让姚伶送我。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确实希望姚伶能送我一下，希望再见姚伶，因为我知道，这再见将意味着永别。
　　 我缓缓地向车站走着，以给姚伶留下时间。我的速度一点也不快，只是车站太近太近了，仿佛我走了几步，它的写着红字的牌子便浮现在早晨的白雾之中了。车站上有两个人等车，我去了之后，便是三个人等车了。不过我跟那两个人肯定不一样，我是希望首班车不要急着开过来的，甚至希望它抛锚，轮胎爆破，因为姚伶还没有到。我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再见她的啊！
　　 在我感到失望，并不得不自己给自己鼓劲以防精神坍塌之际，我眼睛一亮，发现姚伶骑着自行车过来了。她斜着身子，仿佛是在白雾之中飞翔似的过来了。她默默地把自行车撑在一边，取下挂在自行车上的装有两个白兰瓜的篮子，默默地交给我，之后便默默地伫立一边。我完全撤退到了一个同学的立场，而且佯装镇定地说：“这一次来匆匆忙忙的，什么也没有带。下一次来，我将送你一尊唐三彩。”也许我和姚伶命中注定要在这里永别，否则，为什么偏偏这时候可恶的首班车就抵达车站了呢？我像一不小心打碎了水罐，水流了一身的一个小孩，有一点糊涂，有一点迷乱，有一点手足失措，还有一点身不由己地上了车。
　　 我在乌鲁木齐售票厅的窗口随便买了一张东去的车票，转身之际，竟踩了一个女人的脚，投足之时，又碰了一个少儿的头。在那个巨大而昏暗的售票厅，我觉得狼狈极了，我想，凡是看到我的人，都将认为我有一副潦倒相和败落相吧。不过，凭其猜测吧，凭其同情吧，总之，我是顾不上这些目光了，我也没有什么力量了。
　　 火车驶出乌鲁木齐，闯进无边无际的草原，立即提高了速度。我从硬座车穿过餐车，来到了软卧车，我也根本不管它是属于一群日本人所订下的，便选了一个位子坐下了。来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要独处，希望安静。整个软卧车的过道都是悄无声息的，因为日本人呆在他们的包厢之中，没有谁会打扰我。不过在这里，我不知道怎么想，想什么。我仿佛是鬼使神差似的打开了窗子，把头伸在窗外。风强劲地冲击着我的头，但我却坚持眺望着乌鲁木齐的方向，眺望着昌吉的方向。辽阔的天空布满晚霞，晚霞像波浪之中注入了鲜血一样红。晚霞之下，仍是没有尽头的草原，穿过草原，乃是灰色的没有尽头的大漠。火车仿佛逃亡似的奔跑着，在苍茫的自然之中，在晚霞之下，荒野之间，它小得简直像一只蚯蚓，一只蚂蚁。一直到晚上，我都把头伸在窗外让风吹着，我觉得风已经揭去了我的皮，撕下了我的肉，我完全变成了一具白骨森森的骷髅。不过我的意志仍是清醒的，这使我充满了悲哀，因为我知道自己最纯洁最精锐的生命结束了。我已经二十四岁，我将到一个单位去工作，还将领取薪水，并按习惯势力准备结婚。我将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我了，我将再也不能赤手空拳地追求某个姑娘了。为了爱而去追求一个姑娘与为了结婚而去追求一个姑娘，其性质是不同的，它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格调，甚至有不同的温度。它所激起的感情和所产生的动力，当然也不同。爱直通生命的核心，带着原始的鲁莽，而婚姻则充满了盘算和设计。当然，为了婚姻而去追求一个姑娘与为了性而去追求一个姑娘，其性质还不同。
　　 这一次的行动，我只有向北京一个同学叶闯透露过，不过我要求他保守秘密，不可传播。叶闯答应了，所以尽管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在被派遣之后匆匆忙忙到新疆去了一趟，并猜测，探问，可他们却不知道我做了什么。我想，姚伶也不会随便说的，她是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且，她也不好说。她当然不好说，因为她也不很明白我为什么忽然要走。但这个问题却挠她的心，她还是想弄明白的。大约我离开昌吉三年之后，她在北京见到叶闯，她也知道叶闯与我的关系，遂拐弯抹角地向其刺探，并责怪我莫明其妙。尽管叶闯知道姚怜的矜持是其素有的性格，朱鸿对此也能理解，然而朱鸿当时还是感到了厚重的沮丧，甚至觉得她是一个不会感动的人，她竟没有在合适的时候流露一种朱鸿所希望的暖意，这使朱鸿熄灭了自己的火。不过叶闯遵守了诺言，并未把朱鸿的体验告诉姚伶。于是这件事情就以自己待有的方式像一滴水似的渗透到岁月之中了。我呢，也再没有给她写信，打电话，进行联络，也再没有获悉姚伶的消息，当然也尽量避免知道她的婚姻与家庭。我不会嫉妒她的状态美妙，只害怕她的情况不好。但渗透到岁月之中的水却并没有为岁月所蒸融，恰恰相反，它聚于我心，清澈，晶莹，没有污染，而且只有我知道它对我是多么重要，它一直在怎样地滋润着我的灵魂。
　　 我曾经在昌吉的车站告诉姚伶，有朝一日将送一尊唐三彩给她。唐三彩是西安的一种仿唐工艺，其造型往往以仕女为主，当时的西安人习惯于以它送人，以为它华贵而大方，所以我提出要送姚伶唐三彩。只是沧海桑田，春秋代谢，我的脸已经揉皱了，我的那张光华而饱满的脸已经没有了，这使我失去了信心，因为我觉得姚伶仍是亭亭玉立，窈窕淑女，有白玉般的温润与皎洁，遂不打算到新疆去了。如果赴新疆，那么我也会绕开姚伶。古人曰：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在我看起来，我是无法把唐三彩送姚伶了。我所能做的仅仅是，向她祝福，愿上帝保佑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