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是有信仰的，我这里说的他的信仰不是宗教，也无从知道他信仰的宗教，影片里可以解读到的他的信仰便是记者要坚持用事实说话的职业操守。为了这个信仰，他甘冒生命危险历经千辛万苦逆行深入灾区，在枪林弹雨里抢拍下一系列珍贵的历史图片，又费尽周折通过宋庆龄见到蒋介石把真相传达到政权最高执行者手中，还把资料传回美国，让世人都知道真相，从而给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令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救灾。这种信仰是高尚的，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外国神父梅甘也是有信仰的，他的信仰是基督教，他来中国三十年只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这与上帝到底存不存在没有关系。只要相信，上帝便永存心中。只是面对看似的天灾实则的人祸，神父也搞不明白了，他说的一句话我一直记忆犹新，且颇受触动：“我来这个国家三十年了，前十年是为了了解这个国家，后二十年，我是越来越搞不懂它了。”为什么呢？按时间推理，他来中国后的前十年正是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反对复辟、多次进行护法革命的时期，而其后二十年，从北伐战争再到其后国民党反共、剿共再到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别说他一个外国人，就是中国自己人也是越来越搞不懂的。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发出感叹：我倒怀念北伐时期的自己，一呼百应，毫无顾虑，能够真正与百姓站在一起，现在，已经不能那么单纯了。
　　 那么其时的中国人的信仰呢？
　　 先看传教牧师安西满。他身上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悲情色彩。从小就被梅甘神父收养的他是有信仰的，那就是基督就是万能的上帝。当灾难来临时，他自诩为神的使者，带着他的信仰，骑着自行车到处游走，执着地希望用宗教信仰来带领人们逃离苦难。然而，残酷的现实又让他困扰在自相矛盾中，亲历了种种后，他的信仰被戳到了软肋，他开始动摇和怀疑了，对着梅甘神父发出了“上帝知道这里发生的事吗”、“上帝知道为什么不管”、“既然魔鬼老是战胜上帝，那信他还有什么用”一系列追问，最后只能与他的精神支柱梅甘神父，还有肃穆庄严的教堂，一齐从银幕消失，一起消失的是不是还有宗教信仰呢？
　　 再看不同灾民的不同信仰。信奉传宗接代，老东家有，他在儿子死了又有了孙子后的欣喜足可以证明，这一点瞎鹿也有，他决定卖孩子时不是卖儿子而是卖女儿；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一点所有灾民都有，无论是原来的地主，还是原来的长工，没有谁是主动放弃生命的。为了这个信奉，星星可以把自己卖到妓院，花枝可以把自己卖给别人当老婆，当然她们的信奉里又多了一层为了家人奉献的意思。把好死不如赖活着演绎得最深刻的，乃是所谓的战时法庭庭长老马，最后为了吃饭活命去给日本人干了活；信奉所谓的道义，栓柱答应了花枝要照顾好她的孩子，结果在好不容易扒上火车后来又发现孩子不见了后，毅然跳下火车往回寻找，最后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就连这个死，看似是有气节，其实倒觉着更像是一根筋，为了遵守承诺可以对其他置若罔闻，包括生命；信奉忍受，窝在洛阳城外不准进城，也得不到救济，没有一个人反抗，只知道卖儿女卖自己。逃了那远的路到潼关，陕西方面的军队不让进陕西，面对枪弹灾民也只是一哄而散四散逃命，同样绵羊似的没有反抗……其实，这些，都算不上信仰，所以我只用了信奉一词。在命都无法保住的非常时候，就是有信仰，估计也被饥饿挤得没地儿生存了，更何况那年月的中国百姓，已经被太多的苦难麻木了神经，哪里有信仰可言？更别说坚挺的信仰了。
　　 最后看蒋介石一类人的信仰。他信基督，他可以在面对耶稣像时流泪，证明他内心深处对灾民还是有同情的。但他其实更把自己当成一种信仰，他期盼所有的百姓都能站在他的立场上，对他顶礼膜拜，所以他慨叹北伐时期的一呼百应，慨叹与百姓真正在一起的日子。可惜，他的无论哪种信仰都不够强大坚挺，最终让他迷失了自我，也抛弃了自我。他的手下，像李培基之流，信仰什么？信仰他蒋介石，跟他在一起都唯唯诺诺，不敢多发一点自己的意见，不过多少还有一点为民请命的良知。而如蒋鼎文一样的人，看似信仰拳头，结果没一仗打赢，只会把拳头对准自己的同胞，实则只是没有信仰的动物而已。
　　 因了没有信仰，没了坚挺光明的信仰，所以除了逃荒，除了为了活着而活着，还能做什么？
　　 再扯得远一些，恐怕因了所谓的“世界末日论”而兴奋、忙碌的人们，也是信仰缺失的吧，至少是没有坚定信仰的吧？
　　 因了一段被淹没的历史，因了《一九四二》一场大戏，我们在特定时间、空间和环境下，见识了人性诸多方面的精彩表演，见识了信仰诸多方面的形式和存亡。能确定的是，当下的我们需要保持正确的信仰，走正确的人生之路。不能确定的是，我们是否就拥有了这种信仰，还有走正确之路的决心和恒心。
　　
　　
　　 2012年12月20日晚十时至21日凌晨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