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来的时候我到咱萨尔图正好就到了下班时间，丫头片子，你懂啥。”他得意的样子很有意思。
　　 “三海哥，火车到肇东了，你还不去开车门，小心把旅客拉过站。”
　　 “我被夺权了，刚才通知我，说这趟车到哈尔滨之前被临时的乘务员接管，说什么这车上啊，有个反革命，所以要百倍小心，提防这革命的列车被反革命颠覆喽，他们是拎着棒子保护来了。你也小心，嘿嘿。”
　　 车厢外有了动静，一些手拿皮带和棒子的人，在车厢内蹿动，说是寻找一个戴眼镜的反革命。
　　 龚城的神情有些紧张，拿出来白色的胳膊箍看着。我看他这个样子也开始害怕，难道那些人是在找他？
　　 我悄声问他：“你出门咋还戴着那个东西？”我指了指那个胳膊箍。
　　 他没回答把胳膊箍揣进棉衣口袋，听着外面的动静。
　　 三海好象突然聪明起来，他拿过来挂在车门后面的铁路制服，扔给龚城，龚城来不及说什么感谢的话，忙乎乎的把制服穿上，又戴上了蓝色的解放帽。那个时候铁路员工戴的帽子同解放军战士帽子除了颜色其他是一样的。三海哥又伸手摘掉了龚城的眼镜。
　　 造反派过来了，三海堵在门口：“这儿是列车员休息室，没有你们要找的反革命。”
　　 造反派没理会三海，还要推门进来。
　　 三海急了：“你要进我不管，这里坐着的是我们客运段革委会的主任，他去长春开会，你敢打扰你就去。”造反派伸头看了看，看到龚城手上拿着一本红宝书，嘴里在叨叨咕咕默念着。他还恭恭敬敬的点了点头：“你是客运段革委会领导啊？不简单啊，您是倒背如流啊，我们在追捕一个反革命，一个臭老九，打扰了。”他退了出去并带上了门。
　　 这群虎视眈眈的人在哈尔滨站下车了，车厢恢复了平静，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我看到龚城被吓得手里的红宝书都拿反了，我哈哈的大笑了起来，怪不得造反派说他倒背如流，原来他发现了龚城手里拿着的是倒了过来的，但这个蠢家伙没发现摘了眼镜的龚城就是他们翻箱倒柜要找的人，龚城就这么有惊无险的甚至是简单的躲过了一劫。
　　 龚城戴上眼镜，在怀里拿出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我看到右下角打印的是石油学院地质系。龚城说这是资料，准备送到长春一个老地质师家去，问我假设他出现了问题不能去送这个档案袋的话，我能否帮他送到？
　　 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有一种感觉，仿佛此时的我就是看过的小说里的地下工作者，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毫不犹豫的答应着。
　　 他交代我应该注意的事项，反复强调如果送不到，就毁掉它也不能落在造反派手里。
　　 看他严肃的样子，我又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如果这档案袋里装的是反革命材料，我又是什么人了呢？我能做一个反革命的帮凶或者同谋吗？
　　 火车咆哮着好像加快了速度向前疾驶，随着隆隆的车轮声，我的心越发急噪起来，真的像碾在我的心头，沉重的同时忐忑不安，手脚似乎都在哆嗦着。
　　 我突然想起来那天在小卖部，李大爷在他耳边说了什么，我就强作镇定地问他：“李大爷那天在你耳边说的是什么啊？”
　　 他的脸上突然放光：“那个大爷在我耳边说‘你一定是个好孩子’，小姑娘你不知道，好久好久没有人说我是好孩子了。”我看到酒瓶子底后面的那双眼睛有了雾一样的东西……
　　 我也受了感染，也许就这一问他一答，我坚定了帮他的决心。
　　 下午十六点四十五分，这列火车开始像老爷散步一样放慢了刚才还在疾驶的速度，缓缓行进着，终于停靠在长春车站。
　　 我们随着下车的旅客快要走出站台了，发现出口那里站着荷枪实弹的人，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年纪都是二十几岁上下，一脸的冷酷严肃，我又开始害怕。龚城把他的档案袋装进我的挎包又挂在我脖子上，又在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两块钱放进我的手里。他拍拍我的肩膀，然后抢先一步并大步流星的向出口走去，我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人给他戴上手铐，押上一辆敞篷汽车。我真纳闷他在车上被吓得连红宝书都拿倒了，下车了怎么反而如此镇定，真的是让我想不通。后来我总是反思这件事，还是我的老爹解释得好，他已经把不能完成的事委托了他认为可以信赖的人去替他完成，心中就坦然了，什么都不在乎了，不在乎了就不怕了。
　　 上学的时候，我看过电影《烈火中永生》，许云峰高大威武的形象，江姐的宁死不屈铮铮铁骨的形象，已经铭刻在心里，曾激励我们那一代人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誓死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比现如今的偶像完美，比现在的偶像赋有魅力。可龚城的形象并不高大，他是属于儒雅文静的那种人，我甚至认为他有些懦弱，他会是英雄吗？不是英雄不要紧，如果他真的是反革命，我可就惨了。
　　 天色以晚，我住进一家小招待所。到招待所的食堂对付了点吃的，一夜无话。
　　 清晨，我看到天空下着清雪，飘落在脸颊的时候我用舌尖儿舔了舔，有些苦涩，感觉像眼泪。我按照档案袋上写的地址，找到了长春解放路附近的一条胡同，去找那个地质师的家。
　　 胡同里站满了人，有带袖标的造反派，有老人也有孩子。我纳闷这大清早怎么有这么多人站在这里。他们都是仰着脸，向上看着什么。我顺着他们的视线也向上看去。
　　 啊！四层的楼顶上站着一个人。
　　 细碎的清雪变成了洋洋洒洒的雪花，像白色的蝴蝶，围绕着楼顶上的那个人飞舞着，盘旋着。他的模样现在回想起来，是那种“一丝不苟”的人，紧紧的抿着嘴唇，脸上的表情太严肃了。
　　 身边的人说他是地质学院的教授，叫萧柏杨。是女儿出卖了他，说他背地里搞什么研究，还里通外国，是苏修特务。
　　 楼下一个手拿喇叭的人，向上面呼喊着：“萧柏杨，你不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你跳下来就是自杀！你给我下来，坦白交代你的问题。”
　　 他是萧柏杨？就是我要找的人？他怎么了？他为什么爬到顶楼上面去？
　　 楼下的人声嘶力竭的在继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下来！”
　　 我紧张的抱紧怀里的档案袋，脑海里都是在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该怎么办？
　　 我莫名其妙的掉下眼泪……
　　 楼顶的萧柏杨开始说话：“我萧柏杨不是什么特务，我不是推行什么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我搞的地质研究课题是我们国家油田的深层生化物生油理论，同国外的同行们交流是国家有关领导批准的。你们让我交代是哪位领导，我不可能出卖任何人。你们逼我，你们打我，告诉你们这些都没用！”
　　 造反派继续吼叫：“只要你说出来是谁，就会宽大你。不要执迷不悟，听到没有？”
　　 “我不再相信你们的鬼话。我是一个地质专家，我有一个科学家的良心。”
　　 任凭楼底的造反派们如何叫嚣，楼顶的萧柏杨开始整理自己的衣服。他掸去身上落下的雪花，重新扎好围巾。他解开了大衣的衣扣……
　　 他抬脚向楼檐。
　　 人们开始惊叫，有的人捂上了眼睛。我跟傻了一样，呆呆的看着。
　　 萧柏杨从楼顶栽落，他的衣摆张开，就像一只黑色的蝴蝶，随着飘落的还有无数的洋洋洒洒的白色精灵，那片片雪花，飞舞在他的身前身后。
　　 “砰”的一声，他扑在地上，身下，开始洇出红色的血，曼延在他的前后左右。一个同萧柏杨年纪差不多的阿姨扑向萧柏杨，造反派拉开了这位阿姨。
　　 开来了一辆解放卡车，几个带着袖标的人押着几个人来，把萧柏杨从地上抬起放在卡车上，扬长而去。那位阿姨跟在车后哭喊着……
　　 留下了几个人，其中一个手提装着墨汁的小桶，在胡同的墙壁上刷写着黑色的字，另外一个在名字上打了红叉，“萧柏杨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这条醒目的让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标语，那上面几个斗大黑体字，我感觉同他们一样，显出一种狰狞和残酷。我看到萧柏杨这个名字就是档案袋上的名字，我觉得自己的头皮都扎煞起来了，虽然是数九隆冬，可冷汗在后背上“唰唰”的流下来。我发呆的看着眼前这些似乎像蛇在扭动的大字，我的头开始发晕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我勉强挪步到墙跟前儿，眼前出现了幻觉，有手拿皮鞭皮带的年轻人，狰狞的面孔凶狠的目光，都在抢夺着我手里的档案袋，我拼命的护着，厮打着。我蹲了下来，喘息着。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的手脚都冻得麻木了，我努力挣扎着走进胡同口的一家小餐部，坐在板凳上拿出档案袋看着发呆。小餐部里除了我还有刚才我看到的那位阿姨。看她的表情不单纯是伤感绝望，也有愤怒。嘴唇紧紧咬着，我有些害怕，这里的空气都像要凝固一般，我要窒息了一样，想逃出去，可我的腿脚却像灌铅般沉重。
　　 服务员阿姨给我端来一碗已经不热乎的豆浆，还有一根像筷子一样硬撅撅的油条，示意让我吃了。
　　 我忍不住饥肠辘辘放下了端起了碗，突然又想起来我要找的人，我问服务员：“胡同口墙壁上的标语上写的那个叫萧柏杨的人，真的就是自杀的那个人？”我真的希望跳楼的不是我要找的哪个萧柏杨。
　　 服务员回答我：“要斗私批修。你认识他？他是叫萧柏杨。今天跳楼了，就在这个胡同最里面的小楼里住。他是地质师，在地质学院上班，还是个教授呢，是你亲戚？”
　　 “虚心使人进步。不是亲戚，我不认识他。可他跳楼的时候，我看到了。”
　　 服务员惊讶的一声：“哎呀，你这丫头，胆子可真不小。敢看？”接着她叹口气，眼光有些迷离：“骄傲使人落后。不认识你打听他干啥？就是为送这个？”她摸了摸档案袋。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我在兜里掏出来仅有的两毛钱递给服务员，服务员接过去，一直没说话的阿姨插话说：“你只有这两毛钱吧？我给你交钱吧。再说……再说你要找的人我也认识。”
　　 我高兴起来：“您是他的亲属吗？”
　　 “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我虽然退休回家了，可单位的造反派还经常来拉我去学员接受批判，你走吧，回家吧，啊？”她没正面回答我。
　　 服务员诧异的看着我们，说：“你们怎么不先朗诵语录就说话？不怕造反派抓？”
　　 阿姨说：“你别怕就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了。”
　　 我悄然的离开胡同口，回头看见那位阿姨跟了出来，她四处撒目几眼，快步走到我面前，悄声悄语的问：“你来找他干什么？是谁让你来的？他人呢？”话语声音虽然很低，但语速很快，属于急促的那种，我知道她一定认识龚城。
　　 我鬼使神差的说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在火车上认识接受的委托，下车后就分手了。
　　 她舒了一口气。
　　 我去找李大爷的亲戚，打开它给我的纸烟盒，看着上面的字，我惊呆了，李大爷写的地址也是那条胡同，找的是相同的一个人。
　　 我怅然的带着档案袋离开了长春。
　　 那年的夏天，油田招工我参加了工作到了采油厂，工作一段时间后，从新走进学校去读书。我曾经到石油学院去询问，但都说没有龚城的任何信息。
　　 档案袋一直跟随着我，从采油厂的单身宿舍到学校的学生宿舍，最后到我结婚成家，它有时候压在箱子底下，有时候在我的书柜里。
　　 几十年的时间了，他的主人在那里？
　　 我心中的这个纠结，多年来一直折磨着我，让我心中愧疚。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龚城，即使他会埋怨我没送到，但我也愿意能见到他，能知道他的消息。
　　 三
　　 2005年，我去了山东，回到我的祖籍，去寻找父辈的足迹。
　　 山东济南籍的大学同学萧枫听说我来山东了，邀请我参加他的老公六十岁生日，请我去赴宴。在寿宴上，司仪介绍说寿星退休前是山东某院校的教授，年轻的时候还曾经在大庆工作过，在石油学院担任过教师。文革期间受迫害在监狱度过六年的光阴，粉碎四人帮之后，平反后他直接回了老家山东，如今已经是教授了。朋友们都在举杯祝贺他，我听到一句“祝福龚城教授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我的大脑轰然一声,龚城，工程，是那位大哥哥吗？
　　 龚城在萧枫陪同下给来宾回敬答谢酒，到我的面前的时候，萧枫介绍说我是东北油田的才女，出版了几本小说文集，还曾经写过文革期间的油田火车站的故事。
　　 明显看到他的表情在急剧变化着，他摘下厚瓶底一样的眼镜，眯缝着眼睛擦了擦眼镜片，戴上后盯住我仔细看着，萧枫被她老公的举动弄得有些不好意思：“老公啊，你盯着人家干什么呢，啊？”萧枫也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莫非你们曾经认识？”
　　 龚城在努力的调整情绪，他没再说什么，回到座位上继续和大家应酬，但是在宴会结束前，他要走了我的电话号码。我确定了，他就是龚城，是我寻找多年未曾找到的龚城。
　　 龚城联系上了还没有离开山东的我，相约到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屋。我踌躇了一下，终于答应了。
　　 窗外下着小雨，我觉得这个天气适合情人约会，也适合我的心情，哀哀凄凄的。但是不适合我去见龚城，说这话心里似乎有些暧昧的味道。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会记得我，这个当年他说的很善良的小姑娘，是否记得他被戴上手铐上了敞篷车，我哭着看他离去，他是否知道这个档案袋折磨了我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