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单位，是个属于群众团体的组织，后来是比照公务员待遇变成了所谓的机关。既然是群众团体，理所当然应该替群众说话办事。现在人们对我们这样的团体，似乎颇有些不以为然。其实平心而论，我们这个群众团体里的一些领导也是不错的，也有替群众说话办事的愿望与行动，只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不能有更大的作为而已。一次，上面要了解基层群众对于当下一些干部情况的反映。我们的一位副主席，认真地把部门通过问卷调查与开座谈会得来的许多基层群众的意见，做了归纳与整理，面对面地向上面反映了，其中不乏反映少数干部面貌与精神状态的顺口溜：“打麻将三天五天不累，喝茅台三瓶五瓶不醉。下舞池三夜五夜不睡，干正事三年五年不会”……谁知道，我们的这位副主席还没有汇报完，马上被上面不客气地打断了：“怎么我们就听不到这些东西？！你每次来汇报就是这些东西！”呵呵，迭格闲话交关难听，言下之意，这些老百姓的顺口溜是我们的副主席自己编出来的。实在吞咽不下这口气，我们的副主席话赶话地顶了一句：“您在上面，自然是听不到这些的。”谁知道，就是这句话惹了祸，没过几天，这位副主席就被调离了岗位，发配到基层去了。没有任何理由，你也无从去探听理由。
　　 后来，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深刻，我们还有位副主席，浙江宁波人，在单位里上下口碑非常好，是当年攻克无缝钢管难关的五十年代的全国劳动模范，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曾经为他拍摄过专题记录片《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后来居然吃了十年官司，上面还把他作为反面典型来宣传的。实际上，他本人不是没有过错，但绝对没有到吃官司的程度，然而，北方传来消息，说是你上海几千个工地在施工，居然没有抓到市级的大老鼠？！于是，为了某种需要，硬是把他再婚时，一些朋友送的礼物与礼金统统算进去，凑成贪污十万的金额判了十年，成为南北两地拗手劲的牺牲品。后来，服刑五年才保外就医。当然，如果我们的那位副主席，如果他真的能够恪守钱钟书先生所言的“三不”原则：“不花不明不白的钱，不见不三不四的人，不说不痛不痒的话。”也许，这个反面典型就不是由他来做了。
　　 【下】
　　 围城里的故事有好多，有些是很有趣味的，有些还是发人深省的。阿华头在围城里的时间，不算太长也不是最短，这一集，就把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故事，与诸君说说笑笑。
　　 都说进了围城似鱼跃龙门，似乎在围城里就是熬年头了，有了一定的工作经历，你熬到年头就可以升职，也许以往确是如此的，但到了后来，也就不尽然了。一介小公务员，你得每天战战兢兢地上下班，堵车了生怕迟到，还得自己掏腰包打的；冒号讲话的时候，哪怕对方是个芝麻绿豆官，你也得毕恭毕敬像煞有介格聆听与做笔录；大热天大冷天，晚上休息的时间你也时常不得安宁，常常要为大大小小的冒号们代笔写讲话稿与论文之类，而且是开足空调挑灯夜战，为的是给冒号留个好印象，争取个好前程。在围城里，升个正科大致得熬五年，升个正处一般要熬八年。但是，常常是等到论到你升职的年限到了，忽然，空降兵来了，一个跟头翻到你前面，不费吹灰之力就摘了你已经成熟的桃子。呵呵，你熬年头有什么用，架不住人家功夫比你到家啊，所以说，如果你时运不济，你就是每天24小时不睡觉，忙煞脱也没有用，有时候，即便是煮熟的鸭子也是会飞掉的。
　　 起先，我不理解，一些朋友在围城里，为什么好好的机关干部不当，要去跳槽、下海、出国？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围城里基本分成三类人：一类人，是冒号身边的影子，专司出国、宴请、分房、升职等美事；二类人，是围城里的评论家，他们可以不干事，专司评论别人长短；三类人，是围城里无依无靠的最底层的一族，什么苦差事都要做，什么好事也轮不到你，不挨板子就是上上大吉了。假如你书生意气、持才傲物、自命清高，那就是目无领导，你早晚注定要吃大亏的。
　　 阿华头学历虽不高，然头皮硬，脾气也不小，在围城里显得很另类，仗着手里还有两把刷子，甚至在解放日报的读书专版上发表的读书札记中，说过这样的话：聪明人就让给聪明人去做，傻子就让我这样的傻子来做。我还是我，读我的书，用我的书，无怨无悔。我不羡慕那顶弼马温的乌纱，又奈我何！万幸的是，阿拉前后遇到的六任部门领导与分管主席，都是非常厚道的人，他们包容了另类的阿华头，工作中用我所长，平时和睦相处，有些还成为了非常好的书友。至今我还记得这些冒号对我的多方照应，说来惭愧，记得在我还不会使用电脑的时候，应邀给杂志社写文章时，有好几次，我那几千字的长文居然还是当时的部门领导杨部长替我打的。
　　 我一年当中大概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往基层企业跑，像当时上海的一些大企业，我有许多铁杆书友，后来这些单位也相继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读书活动先进集体。我与部长兼书友振民君，和这些工厂企业单位的铁杆书友，在读书活动的实践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每逢过节，我们就是没有经费，也要与基层的书友开个联欢会，办法是把办公室里的旧报纸买脱，再踏着黄鱼车，到十六浦去买些水果、到梅林食品厂去买些罐头八宝饭来开联欢会。当然，阿拉不会踏黄鱼车，于是，就在大街上出现了部长振民君踏黄鱼车，我坐在车上扶着水果纸箱的一幕。后来，外面居然有流言蜚语传到我这里，说是振民君在做水果生意赚外快，喔唷喂，我笑得眼泪水也笑出来了。振民君则是苦笑着，摇着头对我说，迭个事体，就是我照顾你不会踏黄鱼车的后果。一次，围城门口的保安朋友发现，阿华头的穷苦朋友多，来围城找我的基本是工厂街道里的朋友多。我对保安朋友说，阿拉现在是常常接二连三地出席追思会、送别会、追悼会；平时出席会议，阿拉的名字一直是排在很后面的，只有在出席这样的活动时，阿拉的名字才排在最前面，而且在前排站立，恭恭敬敬地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最深刻的人生教育。
　　 当然，在围城里的日子，有时候也不是那么好过的。2000年的夏天，围城的一把手兼市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为了推行机关的无纸化数字化办公，发了狠话：“三个月内，全体机关干部经过每周三个半天的培训，必须参加市里的《公务员计算机应用基础知识》的统一考试，考试不及格者，下岗！”。此令一出，机关里一片哗然，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还不会打字，我也不例外。据说当时机关里有一位掌管大印只有初中文化的先生，一听此令，马上晕厥了过去，后来只能提前退休。老实讲，我是天生的电脑恐惧症，一看到这玩意就晕。为保住饭碗，我只得硬着头皮去参加所谓的电脑培训。
　　 说实话，那时候的电脑还没有现在的Windows，界面还是DOS输入法，天哪！那是要背大量的英文命令的，而我的英语早就还给老师了。三个月每周三个半天的培训下来，浏览网页差强人意，打印文件一窍不通，收发邮件战战兢兢，一句话，根本没有学会。因为那些老师基本是来骗讲课费的，每每上课照书念，念完以后就走人，既不让我们提问，也不与我们互动，我听得脑袋生疼生疼的。我就只好把课文上的概念题全部背了下来，争取拿到那选择题的50分，至于电脑操作的50分，只有听天由命了。
　　 考试的那天来到了，50道选择题我信心满满地完成了。而那电脑操作的50分，也只能咬牙坚持去做。考场是在特别严格的市电大一号考场，几个监考的老阿姨个个一脸的糨糊，不允许我们发出任何声音，眼睛不许看左右或回头。而且她们前后两个固定监督岗虎视眈眈，左右两个游动哨来回走动严密监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想作弊是休想了。我一面答题一面在盘算自己的得分，我算来算去，自己很有可能会不及格。当我做到最后一题“回复邮件”时，问题来了，按照规定，每个考生电脑里有一个邮件，起码打出五个字，再回复出去，就算完成，这个题目分值最高达5分。而我的电脑里却有五个邮件，究竟回复哪一个不得而知？旁边的四位同仁的电脑里却没有邮件，显然，这是考场的失误。我叫了起来，要求考场马上处理，并且声明，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我失去宝贵的考试时间，我将投诉考场。几个老阿姨这才手忙脚乱地来处理，足足忙活了10分钟，才把问题解决。我一看手表，时间只有最后3分钟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不会打字的我，居然打出了“我不会电脑”5个字，马上发了出去。考试结束以后，我与一些同人忐忑不安地在考场外等待，准备接受命运的宣判。90分钟以后，分数出来了，阿拉61分！要知道，当时机关里的复旦高才生也是61分啊。说句良心话，还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一把手，现在，电脑已经是阿拉须臾离不开的学习工具了。
　　 出书是围城里的常有的事，但是，不客气的说，其中大多数的书味道缺缺，属于嚼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一类，有些搁置了几年以后就只好送废品回收站了。阿华头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是在杨部长的主持下，阿拉负责编写过一本《邓小平理论班组学习读本》。起先，找到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老朋友，要了个书号，但又担心书籍销售不出去，印数只有3000本，后来马上发现有些保守了。由于读本内容是老百姓所关心的，编写方法又通俗易懂，所以读本公开出版以后，受到基层单位的一致好评，3000本书一周之内就销售一空。后来一再加印，印数达到66000本！关于书的故事，围城里还有不少，这里就说个“防腐手册”的笑话。有段时间，围城里奉上级指示，加强干部的反腐教育，为此，要求我们每月有一天时间，去信访接待室值班，了解民众的疾苦，并且给围城里的每个干部发了本《防腐手册》。有个部门的冒号此时正好出差在外，办公室里的同仁就把那本《防腐手册》放在他桌子上面了。那部门的冒号出差回来，发现桌面上的《防腐手册》，环顾左右发现，怎么别人都没有？惶恐之下，他就直接找纪委去谈心了，后来，这位仁兄神马事也没有发生，但着实虚惊了一场。
　　 我发现，现在要进入围城，学历的门槛越来越高，过去是大专，后来是本科，现在发展到硕士、博士了！一次，我面对面地给围城的一把手提意见：为什么现在围城里都是清一色的院校毕业生？为什么不吸收工厂企业里有志于到围城里来工作的优秀青年呢？我提的意见很直白，言外之意也是不言而喻的，同仁们为我捏一把汗。呵呵，没料到，一把手很给阿拉面子，和蔼地对我说：你提的问题正是我在思考的问题。其实，围城里的活计，不是学历高就可以解决的，而是对工人有没有感情，是否热爱这份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我明白，现在一些高学历的人，之所以挤身到围城里来，看上的是公务员的待遇。其实，博士到围城里来，真的有点像用导弹打蚊子那样可惜了的。一次，我们读书活动在友谊会堂开表彰大会，因为市委副书记要到会，围城里的博士会前来到会场检查我们的准备工作（其实，我们的工作并不是他管的），我只见他在主席台前来来回回走了大概几十次还不止，一会弯腰一会瞄准，我好纳闷，他在干什么呀？哦，我看清楚了：原来这位博士是反反复复地在校正，那主席台上十几位领导席前的茶杯、文件与席卡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
　　 现代科学管理学之父泰罗说过，现代社会任何人都是经济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也许更是如此。我想：什么时候让“做官有了一切”真正成为历史，让“公仆”真正像个公仆，做官也许就不会成为最理想的职业追求了。围城里的故事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