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乘火车来到了武昌。那时候，长江大桥还没有修起，人和火车分别坐轮渡过了长江。列车来到郑州，我们那节车厢果然被单独留了下来，再次编组，来到西安。西藏驻西安办事处安排我们住在解放路的中州旅社，吃饭就在聚川园饭店。办事处好像只是照顾我们的生活，其他事情主要由队上的临时党支部和各小组长来安排。有几位是夫妻两人一起进藏，就住一个单间，剩下的人两人住一间房。我和一位叫田安凤的同志住在一起。老田是土家族，省公安厅作刑事侦察的科长，又是队上的临时党支部委员。省公安厅、刑事侦查、科长、党支部委员，这在我的眼里，可都是粒粒耀眼的金刚钻石，是座座高不可攀的珠穆朗玛峰呀！我仰慕老田有那么好的出身和工作，也更加自惭形秽，觉得简直就是将一块又脏又破的抹桌布，随手抛在了熠熠发光的一堆钻石旁。我觉得自惭形秽，我感到无地自容！虽然住在了同一间房，我从来也不敢主动跟他讲一句话，甚至不敢正眼瞧他一眼。但老田却主动跟我打招呼，甚至是有意逗我说话。他待我如同兄弟，还好多次同我谈心，劝我丢掉包袱，选择自己的道路。
　　 一天办事处的刘同志送来几位藏族客人，几个人边走边谈话，可是我一个词也没有听懂。我心想，他们说的肯定是藏语，这不正是我学藏话的好机会吗？便忙走走过去看看。刘同志正在房门边同他们告别，我急忙上前跟他打了声招呼，请他帮我给几位藏族同志说说，给我教点藏语。老刘笑着直点头，说：“你们进藏搞民主改革，早些学藏语当然好！”他就用藏语与几位同志交谈了几句，一个中年人笑着对我说：“我的汉语，亚古民都，你要学藏话，我们两个……”说到这里，他双手握空拳，将两个大姆指对到一起互相碰了几下，接着说：“砰村洛布均，亚古西扎都！”在他的那段话里，除了“汉语”、“藏话”、“你、我”之外，我一点也没有听懂。老刘给我翻译说：“藏族同志说他自己汉语不好，你要学藏语，你们两人互相学习，好得很。”老刘还告诉我，那位藏族同志名字叫扎西，他也正在自学汉语文。从那天开始，只要扎西在旅社，我俩就互相学习。我知道了藏文有30个字母，还有上加字、下加字，拼音方法跟汉语拼音差别挺大的。我就决定先学一些简单的单词和短语。扎西还告诉我，1950年解放军进藏时，有人就编了个顺口溜：“天叫朗，地叫沙，吃饭就叫撒马沙，请坐叫做秀登加，请慢走就叫嘎勒培，快快来叫觉波学；水叫曲，人叫米，看信就叫依格达；飞机叫朗木珠，轮船叫珠森，汽车叫木扎……”几天下来，我还真学到了不少的单词和短语。但这时扎西他们几个人离开西安回西藏去了，我的学习计划也就不了了之。
　　 一天我独自去大雁塔，看到路旁有个旧书摊，就走过去随便翻翻。见到一本名叫《艽野尘梦》的书，作者陈渠珍，湖南人。描述的是他在西藏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的眼睛一亮，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我立即将那书买了下来，回到旅馆细细看。
　　 书中说，宣统元年（1909年）英军入侵西藏，十三世达赖请求清廷派兵支援，但他又害怕清军入藏，命令藏军阻截。当时清军已集结成都，那年七月，由钟颖率领进藏，陈那时为一标三营督队官，参加了工布江达、波密等地的战役。
　　 一次，陈主动请缨外出侦察时不幸受伤被俘，但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藏军长官的钦佩，又将他送回汉营。后来赫赫有名的赵尔丰来到昌都，陈被委以管带职务，领军驻守工布江达，结识了藏军营官加瓜彭错，并成为好友。在一次同僚宴请中，陈偶见加瓜彭错的侄女西原。书中说西原骑射技艺娴熟，引起了陈的注意，从此衍生出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后来两人结为夫妻。再后来，陈率兵进攻波密，西原随夫上了战场，在危急时刻她舍生忘死，挽救了陈和兵士们的性命。最后，在陈带领一百多名兵士回归内地途中，因带路的喇嘛走错了路，他们迷失在茫茫绛通草原（也就是现今的西藏那曲地区），被迫冒险在严寒的冬季翻越唐古拉山。
　　 在冰天雪地之中，断粮七月有余，忍饥挨饿，茹毛饮血，仅七人生还西安。不久之后，西原不幸罹患天花医治无效弃陈而去。陈在书中写道：“……到了四更天，西原将他唤醒，哽咽而言：‘西原万里从君，一直行影相随，不想竟然病入膏肓，不得不与君中道而别。然而君若有幸能够得到帮助，脱离此地，我死亦瞑目了。如今算来，家中书信应该不日即到，愿君南归途中，一路珍重，西原已不能随行了。’西原语音一落，长吁一声，溘然而逝。陈抚尸痛哭，几乎气绝。”寥寥数语，将一个情深义重的藏族奇女子，在与他生离死别之际，说出的那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描写得栩栩如生。接着，陈的笔锋一转：中午过后，终于装殓，下葬于西安城外的雁塔寺。陈回想起西原追随自己的种种艰难，抚棺大哭。回到居处，已不见西原身影，“只觉满室清冷，帏帘飘飞，恍然如历隔世，又不禁仰天长哭，泪尽声嘶，大呼：天胡不吊，厄我至此！”
　　 读了那本书，联想起在长沙观看的那两部描写藏族地区的好电影——金银滩和猛河的黎明，我真恨不得立即长出翅膀，立即飞到西藏——那片神奇而美丽的高原去。
　　 1957年2月的一天，大家还在焦急地等待办事处通知的时候，旅社又住进了几位新客人，其中的两个人恰好就住在我和老田隔壁的房间里。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一个年轻人，看那模样就晓得是刚出校门不久的学生。一天，我百无聊奈地躺在床上看书，隔壁传来一阵陌生的声音，竟有点像扎西教了我几天的藏语，我立刻起身到隔壁去看看。隔壁的房门大开着，一个小伙子正在大声地念着一本油印的小册子。坐在他旁边的一位中年人见我在门外探头探脑，站起身来朝我笑笑，问：“有事吗？”我连声说：“没事，没事。”那中年人却是个“见面熟”，几步就走了出来，热情地说：“来，来，请进来坐坐吧。”我进到屋里，说：“刚才听到他在读什么，我就想过来听听。”“见面熟”笑着说：“他是在学藏语。”“藏语”两个字就像只钓鱼钩子，一下子钩起了我的兴趣。我问“见面熟”：“同志，您们也在西藏工作吗？”他说：“我们刚进藏不久，这次是到西安来出差的。”接着他问我：“你们住在这里干什么呀？”我告诉他，我们是湖南调藏的干部。听到我的这句话，刚才那念藏语的小伙子不念书了，抬起头来插话说：“听说西藏的民主改革推迟了，汉族干部和部队很快就要大批内调，你们还在这里等着进藏？”我问他：“我们连西藏的边边还没有走到，这就要向后转，这是为什么呢？”小伙子笑着说：“这个问题嘛，说起来话就长了。”我说：“那就请你给我讲讲吧。”下面，就是小伙子讲的情况：
　　 去年（1956年）11月22日，达赖和班禅两位喇嘛应印度政府的邀请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少数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勾结帝国主义，进行了一场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挑拨达赖留在印度搞“独立”的罪恶活动。后来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连续三次在印度新德里同达赖喇嘛谈话，向他传达了毛主席关于西藏目前不实行改革的指示，表明中央对改革问题的态度。今年（1957年）1月1日，总理再次向达赖传达了毛主席的决定，说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西藏不实行改革，并说六年之后是否改革，还是由达赖来决定。（见西藏革命史，105页）
　　 我说：“可是现在西安办事处的刘处长还说要我们耐心等通知，又说要安排我们在西安学习。”小伙子笑着说：“我想，那‘通知’肯定很快就会来了。那就是：立定，向后转，齐步走！”说完这句话，他笑着回头对“见面熟”说：“队长，我这口令喊得像个当兵的吗？”队长连点头，也笑着回应说：“像，像，像。可你将藏话快点学‘像’那就更好了。”我问队长：“你们也要内调吗？”队长说：“你们这些行政干部听说是哪来哪去，我们这些‘游击队员’就可能要留在青海了。”我又问：“那他还学藏话干什么？”队长说：“青海矿产资源丰富，同时也有着广大的藏区，学好藏话对我们这些四海为家的地质队员好处大着哟。”
　　 我就这样认识了“见面熟”，还知道了他是刚组建的西藏地质局的赵斌队长。那念藏语的小伙子姓蒋，南京地质学校毕业生。再后来我们接触多了，我觉得赵队长好多地方都跟衡阳县的韩科长很相似。我向小蒋打听他的情况。小蒋眼里流露出敬佩的神情，说：“我们队长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1950年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还是独立营的营长。回国后转业到了地质部，听说还是何长工部长批准他进的藏。”后来交往多了，我觉得这位赵队长不但是个“见面熟”，还特别有同情心，特别愿意帮助人。
　　 一次，趁着小蒋上街办事去了，他一个人在屋里休息，我就过去，将自己的情况，包括那羞于启齿的“地主+官僚”的家庭成分，还有就是1953年当兵政审不合格的情况，都“竹筒倒豆子”，统统告诉了他，还说了我不想回湖南的原因。听了我的话，平时“未曾开口三分笑”的赵队长脸上没有了笑容，但从他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对我的理解和同情。他说：“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相信这句话，你也一定要相信。
　　 1951年在朝鲜，上级给我们营派来个跟你同姓的书记员，一个大学生，一口漂亮的英语。可他的家庭成分却是资本家。一听到‘资本家’那三个字，当时我的头都大了，我找到政委，求他另外给换个人。政委说：‘现在我们对面的敌人不是国民党，而是满口哈罗哈罗的美国兵了，他们只会讲英语，我们也就需要懂英语的人，我不会讲英语，你赵斌会讲吗？’我说：我苦出身一个，没上过一天学，哪里会讲英语。政委笑着说：‘我也跟你一个样。可是现在我们再去学英语还赶趟吗？你赵斌抓来个“舌头”，也只能是个哑巴呀。再说了，王书记员自愿报名来朝鲜，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应当热情欢迎，还要帮助他们改造思想，使他们不断进步。’在心里，我也承认政委说得对，但我当时心里头就是感觉有那么点别扭，就是转不过那个弯弯来。
　　 后来，后来那位王书记员却表现得很好，后来还成了我赵斌的救命恩人！”说到这里，赵队长的语调低沉了下去，眼睛也失去了原有的光辉，他继续说：“一次，美国鬼子飞机轰炸我们阵地，我正指挥大家疏散隐蔽，只听头顶‘呼——’地一声，紧接着有个人从后面猛地推了我一把，我被推出去好远，那人也紧紧地压在了我身上。这时一颗炸弹猛地在我背后爆炸了。我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可是，可是那掩护了我的人竟是营部书记员王尚志！他永远地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说到这里，赵队长难过地低下了头。过了好久，他抬起头，清了清嗓子，接着说：“我还是那句老话：相信党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你若是一定不想回湖南，那就干脆跟着我到地质队去，能不能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全靠你自己了，但我敢保证，山沟里头的那些石头蛋蛋和泥巴块块绝对不会因为你的家庭成分不好而瞧不起你！”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我可真是有生以来头一次听到呀！我心里热呼呼的，一个劲地点着头，那不争气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掉了下来。赵队长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别这样，快别这样。”又立即爽朗地笑着说：“小王同志，你再好好想想，若真的不想回湖南，只要你的原单位同意，那就干脆到我们地质队来好了。这个主我还是做得了的。”
　　 那时候，我是第一次离开湖南老家，每当夜深人静，就会想起亲爱的母亲，想起离别时她那忧心忡忡的眼神；想起她那双粗糙但又温柔的手；想起那香喷喷的蛋炒饭，想起……。那种“离家万里，举目无亲”的感觉真让我五内如焚。我还会想起郝部长、韩科长、任部长、李玉梅科长，想起那几位共产党干部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是郝部长1953年说的那句好像连他自己也感到无可奈何的话：“……你的家庭出身……现在工龄又不满三年，这次政审没通过。”也会在我的耳旁响起来，我心里真正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的滋味都全了，心里头就像塞满了一坨乱麻。亲人们，您们现在都在哪里呀？这时，与我同住一房的老田同志正在酣睡，发出阵阵轻微的鼾声。我又想起了老田。是呀，老田是个好人，他那么好的政治条件，却没有将我当“另类”看，而是将我当成了小弟弟，他关心我，也很想帮我一把，但我们俩毕竟不是“同路人”。想想看，我能要求跟着他回湖南省公安厅去搞刑事侦察工作吗？想到这里，连我自己也被这荒唐的想法吓得瞪大了眼睛。后来，我又想起了现在正睡在我和老田隔壁的赵队长，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一个老八路，县团级的干部（那时候，地质大队就是正团级），就凭着我这个“萍水相逢”的另类人的“一面之词”，就能对我敞开心扉，这不就是人们所说的“缘分”吗？……各种各样的想法，像条条的鱼儿，在我的脑海里游过来又游过去。我越来越觉得赵队长的话，句句都说到我的心窝窝里去了。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了。第二天天刚亮，我想起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应该给任部长打个电话，汇报一下情况。可五十年代，想打个跨越几省的长途电话真比登天还难呀。又要感谢赵队长了，他竟有那么大的本事，通过陕西省某单位的专线很快帮我将电话拨到了衡阳，让我同任部长通了电话。我就将“进藏干部可能要全部返回内地”和“我想留下来”，还有就是“我遇到了一位同您一样，也是1938年参加八路军的，又是您的河北老乡，现在在西藏地质局工作的赵斌队长，他说只要原单位同意，他可以带我去西藏的地质队”的事情统统告诉了任部长。部长在电话里一直“嗯、嗯”地听着我说话，后来只是简单告诉我：“一定要服从组织安排”，其他什么也没有讲。那一天，我觉得自己真的成了一只断线的风筝，失魂落魄，双脚发软，饭也吃不下，回到旅店，钻进被窝里流眼泪……
　　 很快赵队长和小蒋就要返藏了。与他们告别时，队长紧紧握住我的手，诚恳地说：“小王同志，我们相处时间虽然短，但你人聪明，有股子钻劲，也很有理想，我喜欢你的性格。根据现在的形势，我估计刚成立的西藏地质局很快也要撤回青海了，你还是服从组织，先回湖南去。”他又递给我一本薄薄的油印小册子，告诉我，那里面有藏族地区风土人情的介绍，有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有时间可以看看。他还将自己家属（指他妻子）在西宁的地址写在后面，说今后我们好联系。
　　 1957年3月，湖南省委赴藏干部大队在西安待命进藏“待”了四个多月后，除一个姓文的女同志的丈夫还在西藏工作，她搬去办事处继续等车进藏，我们三十七个人全部返回了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