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细节对于我很重要，因为我喜欢历史的细节。只有细节是真实的，其他的都是结构的重构。那天知道这个历史细节的还有几个同伴，不妨登记在此：省一大会址管理处殷惠萍、通海秀山古建公司刘健宇、李正堂。
　　 我又接着对李保柱、李应柏问证了他们的家族历史，这很难得，因为两个老人共同认可的更接近真实。获悉李应柏老母亲还健在，且是查尼皮村最高龄的老人。每一个老人都是我的历史宝贝，虽然他们都不识字，但我都急欲与之交谈求教。天已黑，征得李应柏同意，我们又去家里找其84岁高龄的老母亲李惠兰聊叙，获知了这个家族更多的秘史。是晚，到李应柏的儿子家吃了咸菜下饭填饱肚子，亢奋而归。
　　 三、出席中共云南一大会议的究竟是哪些人？
　　 1928年10月13日至14日在蒙自查尼皮村召开的中共云南一大会议，一直没有一份完整的代表名单，成为党史研究者的最大遗憾。过去认定的只有一份会议代表名额分配，共17人，分别是：蒙自3人、铁路2人、矿山1人、石屏2人、马关1人、昆明1人、易门1人、共青团1人、省特委委员2人、指定的工人代表2人、迤南区委委员1人。
　　 蒙自的一些党史资料中，曾不完整地提出参加省一大会议的17人中，有吴澄、吴少默、李鑫、杜涛、刘林元、马逸飞、陈廷禧、陈家铣、张舫、李开文、佴三等人，但在正式出版《中共蒙自地方史》（第一卷）时，却没有列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包括会议由吴澄主持也没提出。据说其原因是前几年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曾经说过，省一大17人的代表名单没有充分依据，且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就不认定到人名，只认定总人数17人和名额分配数。细查，《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对省一大会议的记述也没有人员名单，只说一个总人数。
　　 2011年6月9日，蒙自市委在市行政中心召开中共云南一大会址陈列布展方案评审会。省、州党史部门的领导、专家应邀出席。在讨论到布展内容中没有省一大会议的代表名单时，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当即说一定要把17人的名单列出来，这份名单省委党史研究室已考证出来。随即把手头带的一本《中共云南地方简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送审稿）翻开，撕下其中省一大会议的那页纸给我们。我如获至宝，这是一份权威的名单，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名单，我感觉到17名地下党代表纷纷站到了我的面前，我轻轻地谨慎地念着他们的名字：吴澄、吴少默、李鑫、杜涛、刘玉瑞、杨立人（杨大经）、浦光宗、刘林元、黄洛峰、戴德明、武焕章、杨东明、李静安、马逸飞（马照）、陈廷禧（后叛变）、陈家铣（后叛变）、张舫。主持会议的也确认是省特委委员吴澄。
　　 我们应该铭记这17人的名字，哪怕他们有的人后来叛变了。在建党90周年前夕，终于从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获得最新的党史研究成果，获得了80余年前出席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全部17名代表人员姓名。这样，省一大会议最大的疑问终于解开，被长期遮蔽的历史背影一一显现。
　　 对于过去写的若干文章，我想也用不着现在去逐一纠正，这没必要。我就把我发现的历史背影，尤其这份名单，统一写在《查尼皮：被遮蔽的历史背影》里，然后全部收入《云岭红墙》这本书中，以作对照阅读。
　　 因为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清晰的，而是由暗渐明，慢慢呈现。而历史记忆由遮蔽到去蔽的过程，也是我们与历史不断对话的乐趣所在。
　　 四、一个家族的秘史，一个山村的历史
　　 在查尼皮，一个家族的秘史，就是一个山村的历史。
　　 据说李家先祖是最早独家迁来查尼皮的，后来繁衍生息，分支立户，又加其他姓氏迁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山村。早期地下党活动时查尼皮村有十几户人家，如今有56户。
　　 由于没有家谱，李保柱、李应柏都说不清先祖的姓名和来源，只知道李开文这一代有七个兄弟。老大不知姓名，19岁时被官府抓去蒙自关押砍死；老二也不知姓名，是李应柏的曾祖父；老三、老六无姓名，其中一人10多岁时被狼叼走吃掉；老四李开文，是早期地下党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查尼皮村的骄傲，乃李保柱的祖父；老五李开荣，党史资料里提到过，但刻画的印象几近坏人。
　　 李应柏的母亲李惠兰，属兔，1927年生，娘家在他土白，属芷村镇黑拉冲村委会。她18岁时即1945年嫁给查尼皮村民李树珍，成为省一大会址茅草房主人李富民的儿媳妇。李惠兰虽是外村人，但她是查尼皮李家媳妇，现在成为查尼皮最高寿的老人，她的回忆至关重要。
　　 李惠兰嫁到查尼皮李家后，见过族中长辈李开文、李开荣和老公公李富民，听过很多地下党的故事。她听家里长辈说，地下党那时在李富民家办学、开会，那些城市里来的地下党员还在她们家里读书、跳舞。我真无法想象，眼前这座破旧的茅草房，在80多年前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里，竟还有如此温馨浪漫的片刻生活。那一群充满时代激情的年轻人，为理想而活，为理想而战，即便在偏僻的山村里，在简陋的茅屋里，也生活得如此丰富，不能不感染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群众。对于地下党，我们常常只有概念化模式化的单一想象，只知道他们的坚硬，却不知道他们的柔软。其实早期地下党员都是些年轻人，都是些见过世面会思考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枯燥不浮躁，他们活得很有范儿，完全不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所能比拟的。
　　 李惠兰老人的回忆是散乱的，却处处打开了李氏家族秘史的通道。她又说道，李开文奶奶的坟墓有碑，那是李家最老的祖坟，李家其他老祖坟都没有墓碑。按照立碑刻三代人姓名的规矩，李开文奶奶的墓碑上一定会有李开文七兄弟的名字，那李家最重要的这一代人至少就有一个名单。
　　 时隔几日，我又请李应柏带路去找李开文奶奶的坟墓。这座坟墓在村后的老光坡山上，很普通，墓碑不大，它是李家最老的祖坟，也是查尼皮村最老的坟墓。几经辨认，其碑文如下：
　　 （中行）皇清待赠显妣李母刘太君之墓
　　 （右行）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五日
　　 （左行）奉世男朝元，孙肇林、肇韩、肇祥、肇书、肇文、肇容、肇河，曾孙城永、城中、城有、城恩立
　　 这个碑文让人一头雾水，因为孙辈并未按“开”字辈排列。但李应柏家族确认这是李开文奶奶之墓，他们年年都上坟拜祭，不容置疑。可以说明的是，这座坟墓是已经做爷爷的李朝元为他的母亲刘太君葬的，墓碑也有可能是后来重立。李开文的上一代只有李朝元一男，李开文这一代七兄弟作为墓碑上的孙辈人数也对应，就是名字不符，包括曾孙辈的名字也不对应。李应柏家族说可能平时称呼的李开文、李开荣是小名，墓碑上的“肇”字辈排列的是大名，而旧社会非读书人很少有人直呼大名，生活中叫唤的都是易记的小名。这些实难考证，姑且只能相信李家之说。
　　 李氏家族对云南早期地下党在革命据点查尼皮村的活动及省一大会议的召开都作出过重要贡献，而党史资料上记载的却有很大偏差，突出了李开文，丑化了李开荣，忽略了李富民等。李开文加入地下党后，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任省临委候补委员、迤南特别区委委员，党史上所说的查尼皮村里的“一文一武”，李即是“一文”，查尼皮游击队长佴三是“一武”。李开文对家族支持地下党活动起着很大的带动作用，在他的安排下，其侄子李富民家的茅草房一直作为地下党在查尼皮办学、办公、活动的场所，最终成为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会址，但这些在党史上都被记在了李开文名下，对李富民从未提及。省一大会议期间，地下党的粮食全由李开荣家无偿提供，而很多党史资料上，却把李开荣写成是为富不仁的反对地下党的头目。李开荣约在1952年被划为全村唯一的地主，家里的瓦房、土地被没收，人被批斗后抓到蒙自关押，不久即死了。李惠兰老人回忆说她至今记得李开荣个子高大，是个络腮胡子。李开荣家的大瓦房被政府没收后办过学校，后来分给杨自林家，这所破旧的瓦房是查尼皮村最老的房子，现今青石板铺设的院子依然平整如初，墙壁上刷写的学校标语依稀可见。而李富民家的房子，在1958～1961年期间，也提供出来给大集体办伙食，供全村人来吃饭。李富民的儿子李树珍，也就是李应柏的父亲，曾在滇南边纵队屏边游击队当过两年游击队员，李氏家族中的李向阳、李春生、李保阳以及其他族别的李万清、杨正文、杨自林等查尼皮村民都当过边纵队游击队员。李保柱说，已经去世的苗族村民陶三，当年也受李开文安排帮地下党送过信，年龄大约比站岗放哨的杨自林要大些。
　　 这就是我所探寻到的残缺不全的李氏家族秘史，知道了这个家族悲凉的秘史，也就大概可了解查尼皮村庄的历史。这些发黄的村史早已在村民的指缝间如沙流过，如今只在老人们的嘴角残留几句。
　　 五、满山的战壕叙述着沉寂的军事韬略
　　 那天请查尼皮村民李应柏当向导去爬房子坡，为的是去看地下党的放哨点。登上山巅，世界顿时开朗起来，沿山脊转巡一圈，从芷村、蒙自、西北勒等各方来查尼皮的山路尽收眼地，再不懂军事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身居战略要地之感。
　　 李应柏并不像我们一样迷恋远处的风景，而是忙着用砍刀砍开草棵，让我们去看掩藏的一条沟渠。他说这是战壕，我以为是防水沟，并不在意。李应柏见未引起我们关注，又在山沿找寻其他干沟指给我们看，强调这都是战壕，整座山顶上都有。我于是停下细究起来，这些荒芜的沟渠理应是人工开挖的，但年代久远，多已塌陷，沟沿长满茅草荆棘覆盖，不易发现。隔一段距离，就有两个宽绰的土坑，每个土坑里能蹲伏一人。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防山洪的排水沟，而是一种防御作战的工事，是战壕和掩体。这些战壕现在的宽度约70～80厘米，深130～140厘米，断断续续分布在山顶险要的位置，控制路线非常明了。
　　 这个发现让我们为之兴奋，臆想这可能是地下党开挖布设的战壕，于是全转入战壕话题朝李应柏寻根究底。李应柏说这些战壕不知是什么时候开挖的，他今年63岁，早在10来岁时到查尼皮四周山上放牛、拾菌子就发现有战壕，小孩子还在战壕里躲猫猫玩。查尼皮周围大大小小的山如房子坡、干树坡、迷离箐、石头稞、老哼山等都布满战壕，村民们都见过，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挖的？谁挖的？连最老的老人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过些日子，我们又约李应柏带路，去迷离箐、老光坡等山上寻找战壕遗迹，发现了更为完好的战壕，拍了照片以作资料研究。
　　 我开始探究起查尼皮战壕的事来，逢人便讲，但都无人知晓。我想如果是早期地下党组织开挖的，那定是把查尼皮作为最后的决战理想，但查遍党史资料，均无有关记载。电话联系80岁高龄的蒙自文史专家万犹麟老师，他生病住院，逐到医院看望求教。万老师肯定地说，是战壕，是抗日战争时期挖的战壕。他上世纪80年代看到过西北勒山上的战壕，曾经拍过不少照片，后来交给了县档案馆收藏。我们两个忘年交在州医院边走边谈战壕之事，后面走上来一个中年男子，主动地朝我们说芷村山上也有战壕，他们小时候放牛就发现了。哦，看来这战壕不只查尼皮有，它还遍布蒙自各地山岭，那真是一项巨大的工事工程。
　　 我于是集中查阅军事方面的志书，查考史料依据。找到1987年最早的《蒙自县志·军事志》初稿，没有关于战壕的记载；《红河州军事志》也没有蒙自战壕的记载；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云南省志·军事志》第255～257页有相关记述，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制定了滇南防御作战部署，蒙自为第二线阵地部署待命，并构筑第二防御地带守备阵地，作为相应的组织作战保障。这虽无直接的蒙自战壕记载，但有构筑防御阵地，也就是筑建工事的依据；最早记载蒙自战壕的文字还是在中华书局1995年版的《蒙自县志》中找到，第300页抗日战争军事设施条目记述：“民国29～34年（1940～1945），为防占领越南的日军入侵，蒙自驻军挖了纵横交错、深浅不等的战壕（含掩体）数十条，总长数十公里。西起冷泉所本底，东迄期路白戈姑车站。”这是关于蒙自战壕的最早记载；即将付梓的《蒙自军事志》，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的《抗战中的红河》一书，对蒙自战壕记载的都是《蒙自县志》上同样的这段文字。显然，志书上的记载是不完整的，因为我们已经发现的就还有查尼皮、西北勒、芷村均遍布战壕。可以肯定的是，这都是抗日战争时期所修筑的战壕。
　　 记得红河州委2011年公布了5个抗战遗址，金平县马鞍底营盘山抗日工事名列其中，其实就是战壕、掩体之类。如果我们早发现蒙自的战壕，尤其是查尼皮村房子坡那些集中的战壕，想必是可以调查申报为州级抗战遗址的。查尼皮战壕位于省一大会址旁，比其他地方更具保护利用价值。
　　 折腾了这段时间，终于把查尼皮的战壕来源调查清楚，总算释然。因省一大会址修缮工程之事，我近来常到查尼皮，每每去探访那些隐藏在山林中的战壕，聆听满山的战壕叙述早已沉寂的抗日韬略，感觉历史就是一堆堆燃烧与熄灭的柴火，战争与和平的气息历来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