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从棺材工棚里走出来，来到阙七的杂货店，听别人吹牛。杂货店门前是一条宽畅的马路，两边长满了杂草，但还算得上一条好的跑道。我总有放下拐在众人面前跑一趟的冲动，让人们看看当年飞毛脚的风姿。但一旦放下拐，我不仅跑不起来，还站不稳。众人哄笑。我只能向别人展示我手中精致的拐杖和父亲高超的手艺，有时我还向人家暗示，我的手艺已经和我父亲差不多，用不了多久，你们可以放心将活交给我。
　　 沈支书的经过会在杂货店前引起一阵骚动。他个头不高，但十分威严。看得出来，人们怕他。尽管有人躲躲闪闪，但沈支书还是点到了他们的名：张三、李四、王五，何六，你们的三提五统交还是不交！
　　 他们唯唯诺诺连说交交交。
　　 “交你们的吊！你们把我当猴骗。”
　　 有人从杂货店的后门偷偷溜之大吉。沈支书大喝一声：“你们跑，跑个卵，看你跑得比我儿子快？”
　　 我叫了一声，支书。
　　 沈支书用眼瞟了我一眼：听说你也会做棺材了。
　　 我说，差不多，就差上漆没有我父亲好。
　　 沈支书说，沈阳也不错，快要进省体校训练200米了。林教练说，沈阳总有一天能参加奥运会。将来你肯定比你爸强，但要好好做棺材，不要学你爸写狗屁卵毛告状信！
　　 我抖了抖拐杖，转身，回头对沈支书说，我得回去做棺材了，韩庄的癌症佬梁海鹏昨晚总算咽了气。
　　 但此后的三年，我不断听到与沈阳有关的消息。1987年春，他进了省田径集训队，并在省运动会上勇夺200米银牌，但沈支书硬说是金牌：“就差一点点，肉眼看不出来，是裁判瞎了眼。”我也暗暗高兴，老是想，假如我能参赛的话，金牌便是我的了。仿佛金牌就挂在胸前，我兴奋得躺在亲手做的还没有盖子的棺材里，也就是躺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尽管这个世界是那么的小，但毕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就在沈阳差点勇夺金牌那年的秋天，田里的庄稼刚刚收割完毕，杂货店前聚集了一大堆休养生息的人。我也要喘口气，因为秋天都是死亡比较集中的时节，这段时间要棺材的人出奇的多，我累得够呛。我也在杂货店前等待沈支书的经过，杂货店新近安装了电话，我想向他要电话号码给沈阳打个电话，重温友谊。沈支书经过的时候，人们没有太多的惊慌，也许三提五统早已经全部交清了，他们正在议论种灯笼椒的事情。我拦住沈支书，把我的意图告诉他。
　　 “他训练忙不过来。我也不敢打电话给他。”沈支书说，“再说，你看你的手。”
　　 “我的手？”我反复看着我的手，比过去强壮得多了，臂膊的肌肉像田垅一样起伏，没有什么不对头，只是肋窝的茧厚得出奇。
　　 “与你爸的手一样，那是做棺材的手，运动员不同其它人，怕碰晦气。碰到晦气，到手的金牌也要变银牌。”沈支书说。
　　 “可是，太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的友谊都快进棺材了。”我说。
　　 “那就让它进棺材好了——棺材匠不需要友谊，棺材才是你的亲爸爸！”沈支书说。他果然是一个霸道的人。
　　 可是，没有过多久，也许是初冬了吧，当我再次站在这里时，便看见久违了的沈阳远远地从这条跑道一样笔直的马路上回来。他穿着一套红色的运动服，拖着一只巨大的行李箱，异常显眼，但他的精神面貌不是很好，有些沮丧，也许金牌又刚刚与他失之交臂吧。大家涌上前去，围着他嘘寒问暖。沈支书匆匆忙忙从后面追上来，推开人群，拉着沈阳就走。当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时，沈阳站住脚，看了我一眼。
　　 “何苦。”
　　 我说。
　　 “沈阳。”
　　 沈阳说。
　　 “我回来了。回来和你一起种田。”
　　 几年不见，沈阳学会了幽默，体校的运动员是国家养着的哪用种田？沈支书推着儿子，阻止他当众开新闻发布会。通过沈支书父子的神态，人们开始猜测沈阳是不是被开除了。此后一两个星期，一直过了中秋节，仍然不见沈阳离开米庄，还看到他和母亲一起在地里种灯笼椒，人们便断定，沈阳的运动员生涯已经结束。随之而来引发了连锁反应，几天后，人们奔走相告，沈支书落选了。我父亲从棺材工棚里钻出来，伸直腰，长吁一口气。
　　 我的父亲棺材匠何尚书当上了村支书。棺材工棚里孤零零的只剩下我自己，孤独得有点害怕。我希望有人陪我分享棺材工棚的宁静，说到底，我是想讨老婆了，不知道凤凰什么时候回来。
　　 这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赶着做一口大棺材。门外有人敲击门框。我说，等一会，才上钉，那么大的棺材要比平常多出三分一的功夫。
　　 “我还没有到要棺材的时候。”外面说。
　　 我回头看，是沈阳。
　　 沈阳头发蓬松，却笑容可掬。我说，你不要进来，这里有晦气。沈阳说，还怕什么晦气！我已经晦到了底。
　　 沈阳就大大方方坐在一堆板材上，看我干活。我娴熟精湛的手艺让他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很快，那口大棺材就上好了钉，下来就得上油漆，上漆得上三次，还要根据死者的年龄定颜色，红的要红得艳丽，黑的要黑得发亮。
　　 沈阳说，假如我和你比赛做棺材，我还是亚军——多年来，比赛的时候，我总以为跑在前面的是你，我心里就发毛，因此一直都是得亚军，省集训队不需要一个老是呆在亚军位置的选手，所以我就得离开。
　　 我并不想说穿沈阳被省集训队开除的原因。我父亲当上支书后的第一天就查明了真相，省里说沈阳喜欢做一些令人惊诧的事情，比如不久前在省集训队全国田径赛选拔赛前的晚上在一号种子选手的鞋里做了手脚，将一号种子选手的腿弄瘸了。这样，沈阳得了选拔赛的冠军。但有人揭发了他。现在他只能呆在棺材工棚里和我聊天。
　　 沈阳说，“凤凰到过省城找我。”
　　 这是我所不知道的。
　　 沈阳说，我只剩下凤凰了，明天我得去深圳找她，我爸说争取下个月结婚，冲冲喜。
　　 我放下手中的活。这口棺材我做不下去了。我抄起拐杖，扔给沈阳：你看看，何支书不仅棺材做得好，拐杖也做得精致。
　　 沈阳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快，后退了几步，他不敢碰那副拐。
　　 “连棺材你都敢碰，还不敢碰一下拐吗？”
　　 沈阳笑笑，诚恳地说：“其实你可以装一条假腿的，我认识省城一个很好的假肢专家，他装的假腿能使你感觉不到真假，只是跑得肯定没有真腿快。”
　　
　　 我父亲当上支书后，在村里可以呼风唤雨了，连续一个月也不曾到工棚来看看。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你家小老头做的棺材比你做的还要好，更结实。父亲才半信半疑地站在工棚门外，看了一眼里面的棺材，面露欣慰，却又有些不屑，我想他也许会对我多年来的努力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但他背着双手一声不哼走了。
　　 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我真的做到了“像尸体那样热爱棺材”。我不把自己当成棺材匠，而是建筑艺术师，给死人建房子，一口棺材就是一间房子，就是一件艺术品。我真正享受到了作为建筑艺术师的巨大乐趣，一进入工棚，我就情不自禁地唱歌，一首唱完了又唱另一首，所有的歌唱完了就唱粤曲，我要让别人知道我内心的快乐。每做好一口棺材，我喜欢跳几下独脚舞以示庆祝，靠在墙角上的“两条腿”也欢快地相互碰撞，整个工棚里洋溢着喜洋洋的气氛。我从此不再畏惧孤独，再多的棺材我也不怕。
　　 几天后，沈阳从深圳回来了，但凤凰没有跟在他的后面。与我的欢乐截然不同的是，他很沮丧，愈发失落，甚至有些神经质。他没有到我的工棚来。但透过工棚的窗户，我能看到他每天都沿着宽阔的马路跑步，不知道和谁比赛，他跑得十分投入和努力，200米的跑道，一遍又一遍地来回跑，似乎浑身有迸发不完的力量。开始时，有许多的人站在两旁为他加油，不过，观众一天比一天少，到了最后连他的母亲也没有耐心劝慰他，只剩下他家的小黄狗陪着他在路边的草丛中嗅来嗅去。
　　 有一天，我的父亲、棺材匠何尚书何支书经过这条跑道的时候，被奔驰中的沈阳撞了满怀，差点仰面朝天。何支书恼羞成怒，大吼一声：“撞村支书，找死啊！”沈阳本来已经精疲力竭，并受此惊吓，竟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趴在何支书的脚下嗡嗡地哭着求饶。
　　 “我真想再抽你两巴掌，不过，我已经不是棺材匠了，支书的手是不能随便打人的！”何支书蹲下去用嘴贴着沈阳的耳朵低吼，口水溅满了沈阳的脸，得到沈阳“我认输了，我认输了”的回答后才得意洋洋、慢悠悠地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尘土，转过身来，故意提高嗓门，让杂货店的人也能听到他对沈阳的训斥：“跑呀，跑快一点，你就是冠军了——他妈的，吃饱了撑，可惜踩死了那么多的草！”说罢双手一摆，扬长而去。
　　 杂货店面前的人们对何支书还是毕恭毕敬的，何支书却懒得和他们说话，他表情严肃地说：“你们提醒沈某人，要及时送他的儿子到精神病院看看。”
　　 沈老支书果然带他的儿子沈阳去了一趟高州城精神病医院，沈阳却把医生痛打了一顿。他的力气大得很，三个医生都不是他的对手。打了一顿医生后，他对医院里的那条宽阔的通往太平间的大道也发生了兴趣，别人闪到一边，看他马不停蹄地来回跑200米，越跑越兴奋，最后累得仰面朝天，浑身发抖，蜷缩成一团，几个保安这才将他制服。一个月后，当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他真的像一个精神病人了，表情木纳，手脚迟钝，他就站在我的棺材工棚门外，笑眯眯地看我做棺材。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门外站了很久了。
　　 “沈阳，又回来啦。”我说。
　　 “回来了。跟你一起种田。”
　　 “你看，我哪用种田？只要世界上还没发明长生不老药，我就永远也做不完棺材活。”
　　 “那我做什么？”
　　 天知道你能做些什么！我能给你安排什么？我的工作是我父亲安排的，开始时我一点也不喜欢。沈阳说话并不像进过精神病院的人，清醒得很。
　　 “凤凰的肚子大了，是我搞大的，但她不肯嫁给我。”沈阳说。
　　 我噗哧地笑了。
　　
　　 我依然在工棚里享受我的乐趣，并不很关心外面发生的事情。我父亲在支书的任上越做越得意，作风越来越霸道，甚至敢叫人将进村里宣传殡葬改革的宣传车推翻到臭水沟里，还扬言说有空要进城拆了火葬场。时间过得挺快的，转眼到了春节。凤凰也回来了，但她的肚子一点也没有鼓起来，只是胭脂也掩盖不了她的苍白脸色。与他回来的还有一个头发微红的男人，说是东莞人。他远远地站在工棚外，凤凰笑道，广东人忌讳棺材。我说，人迟早得进去，怕什么。我发现和凤凰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就说到了沈阳。
　　 “我不想说起他。禽兽！”凤凰说罢就走。她很生气。我很少看见她如此生气。
　　 本来我想告诉凤凰，过了春节后，我将把工棚搬到高州城，把废弃的收购站改造成一间棺材铺，我要造世界上最好的棺材，有了钱就在高州城购房，做一个像模像样的城里人。但凤凰手挽着东莞男人的胳膊，扭着肥大的屁股，消失在转弯处。我也好久没见过沈阳了，我很想跟他谈谈理想。都大年夜了，仍不见他回来，听说他真的病了，病得不轻，当然是精神病，有人经常看到他在高州城游荡，脏得像狗，头发比草乱，在宽阔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像要和所有的人赛跑。也许他决定在高州城过春节，城市毕竟比乡下热烈得多。
　　 我和父亲正在低着头吃大年夜，突然看见两条颤抖的穿着一双破拖鞋的脚站在门槛上。抬头一看，是沈老支书。
　　 我们吃惊地放下碗筷。父亲还保持了对前任支书应有的警惕，用冷漠的眼光揣摩沈老支书的意图。
　　 “何苦，你得帮我做一口棺材。”沈老支书郑重其事地说，当然，脸上挂满了悲伤。
　　 我为难地说，“都大年夜了。”
　　 “沈阳死了。”沈老支书说。他苍老了许多，以前的威严消失得无踪可循，倒像一个捡废旧的猥琐的小老头，不断地向何支书点头哈腰，样子难得的谦恭。
　　 我异常惊惶。父亲迟疑了一会，终于决定给老支书一个面子，赶在我的前面答应了沈老支书。
　　 “你无论如何也得接下这活，”他以不容辩驳的语气对我说道，“要做得结实一点。”
　　 沈阳是从高州城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同样急着回家过年的大卡车撞死的。司机说死者才是肇事者：他竟和我的卡车赛跑，跑呀跑呀，最后神经兮兮地向车头撞过来——我过春节的心情竟让这个死疯子糟蹋了。但这只是司机的一面之词,最终得以警方结论为准。然而，棺材的准备工作得马上开始。沈老支书走后，我无心吃饭，抓起拐杖出了厨房，往工棚走去，并大声地对继续埋头吃饭的父亲发泄内心的不快：“都什么时候了，要不是沈阳的房子，怎么说也要等过了正月初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