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没看见她是个瘸子！”父亲厉声喝道。喧闹的人顿时安静下来。我不知道向来怯懦的父亲哪里来的勇气，竟敢在陌生人面前横刀立马。
　　 女人哭了。没有哭的声音，只是黯然流泪。
　　 此时父亲果敢地站到壮汉的身边，一下子蹲在女人的面前，对女人说，你爬到我的背上！女人迟疑了一下，终于明白了，一手抱着孩子，另一只手搂着父亲的脖子，她爬到父亲的背上去了，双腿紧紧地夹着父亲，父亲的脖子被她的手勒得死死的，青筋突出，右臂和脖子间那条深藏多年的刀疤突然变得明亮耀眼。父亲双手扶墙，踩着壮汉的双肩，缓缓地往窗口上送。
　　 众人屏气凝神，盯着女人，生怕女人或她的孩子从父亲的背上掉下来，有几个男人围到了壮汉的身边，随时做好不测的准备，而我，紧紧地抓住女人给我保管的布包。
　　 女人终于到达了窗口。应该说是父亲首先到达窗口，但他没有往里面看，而是继续向上，让女人的头正对着窗口，他的脸扣在墙壁上。女人往食堂里眺望了一下，赶紧把孩子举起来，让他的眼睛对着食堂里面，然后兴奋而迫不及待地告诉他：“第三张桌子，坐在左边第二个，瘦瘦的，戴着眼镜、围着围巾、碗里堆满了红烧肉的那个就是爸爸——你看，爸爸吃饭的时候也像个读书人……”她反复地指点给孩子，可是孩子根本就没往里面看，他显然是受了惊吓，只顾着哭，挣扎着要回到母亲的怀里。
　　 孩子根本就没有看到自己的父亲，女人大失所望，对我父亲说，算了，下来吧。父亲缓缓下来的时候往窗口里看了一眼，怔了怔，然后怏怏地从壮汉的肩膀上下来。
　　 女人从父亲的身上下来，整理了衣容，忙给孩子喂奶。就在她喂奶的时候，她从孩子的衣服里找到了五毛钱，交给我父亲，“这是还给你。”父亲坚拒不受，女人就给了壮汉，“我们母子两个人借用了你的肩膀，理应给你两份钱——我丈夫也会这样做，他从不占别人的便宜——他是一个读书人。”壮汉犹豫了一下，收下了。父亲有些不满，让我顺势爬到了壮汉的肩膀上，“你让他也看看吧，他也是一个孩子。”壮汉知道自己多收了钱理亏，只好满足父亲的要求。我踩到了壮汉的肩头上。此时警笛骤然响起，我反而镇静了。我也抵达了窗口，极力往食堂里眺望，可是里面什么人也没有了，我只看到杯盘狼藉。
　　 “看到了吗？站着吃饭的那个就是你伯父。他的胡子比头发还长，脸上满是伤痕，他饭吃得最慢，慢吞吞的——一辈子都改不掉的坏习惯。”父亲在下面大声地说。父亲只有一个兄弟，我只有一个大伯，可是我从没见过他。我想了想，告诉父亲，我看见他了，但他吃得像别人一样快，夹到自己碗里的肉跟别人一样多……警笛往外响去，窗底下的长队突然明白了什么，一哄而散。“他们被押赴刑场了！”壮汉猛地将我放下来，跟随着众人飞快地绕到食堂门口，他们来不及看囚车上的犯人，鱼贯而入，抢夺食堂里的剩饭剩菜，一边狼吞虎咽，一边往袋子里塞，场面混乱，争执四起。父亲拖着我，机敏地争抢着红烧肉，一边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一边低吼地责怪我吃得太慢，痛斥我贪吃那些不值钱的豆腐……当戴着红袖章的人拿着木棍来驱逐我们的时候，我已经吃撑了，不停地打着饱嗝。父亲手抓里着肉，在红袖章的斥责中拉着我逃出食堂，往警车那边跑。
　　 可是警车已经走远了。警车的身后也没有几个人跟着。但有一个人不舍不弃地追着警车，尽管她已经离远去的警车有一里之遥。她的孩子凄凛地哭着，她的头发被风吹乱了，她的身影被淹没在飞扬的尘土中。
　　 警车将我们抛弃了，它们奔赴另一个世界去了。
　　 离开氮肥厂，我们迷路了似的，不知道往哪里去。父亲带着我穿过锯木厂后，向工人文化宫方向走去。我们在百货大楼前小坐了一会儿，父亲也开始夸张地打着饱嗝，满脸油光的脸沾满了尘埃，张开嘴巴时牙缝里满是肉屑。镜县县城肯定不是我们呆的地方，父亲又要出发了，但他没有带我离开的意思，只是漫无目标地闲逛，东张西望。他又迷惘了。
　　 “爸爸，我们去哪里？”我依然不知道父亲要将我带向何处。他从来没告诉过我下一步应该要做什么。他就像一个没有预见的皇帝。
　　 父亲依然没有回答我的提问，也许他也不知道答案。已经是黄昏了，我们应该呆在城里，还是回家去，总得有个决定。可是父亲一直在东张西望，我才突然明白，他在寻找那个女人。
　　 “我们和她素不相识，为什么要找她啊？”我对父亲的不可理喻第一次流露出不满。
　　 “她是你妈妈！”父亲不耐烦地吼叫着说。父亲吃得太多了，兴许他还喝了酒，神经错乱，语无伦次。
　　 现在，我和疯子父亲流落在镜县的街头，需要一个好心的人来将我们收留或带我们回家。但我们身无分文，连粮票也没有了。
　　 估计那个瘦弱的女人也像我们一样，身上没有了回家的钱，尽管一张回家的船票只需要五毛。可是，她怎么会是我的妈妈？但父亲的神态凶狠得容不得我辩驳。我只能呆头呆脑跟随着他，并且决定从此以后不再问他我们要去哪里。
　　 “你没看见她一整天没吃饭了？你没看见她的孩子病了？”父亲回头大声地斥责我，“你没看见她的左腿瘸成那样……”
　　 我全看到了，一辈子也忘记不了。可是她不是我妈妈。
　　 父亲说：“我们得把她带回家去……”
　　 我感到震惊。原来父亲心里想得那么多那么繁杂。
　　 我开始试图理解父亲，跟随着他到处寻找那个不辞而别的女人，好像她真的是我死去多年的妈妈一样。我们在镜县的街头旁若无人地迎着晚风狂奔，落叶在我们的脚下飞舞，它们有时绊住了我们的脚，有时遮挡了我们的眼睛，但无法阻挡我们狂乱的脚步。我们争相展示着各自健壮、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双腿。我们父子从没如此亲密，从没如此像一对父子，我们互相鼓励着，狠狠地使劲，跑得铿锵有力，要让整个县城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在城南码头看到了那个女人。是我首先看到的，我告诉父亲，我们猜的没错，她在镜县县城里也没有亲戚，她得赶回家去。父亲眼前一亮，透过如烟的暮色，看到女人抱着孩子，挎着布包，正急匆匆地走下码头的台阶，一瘸一拐的，踩着厚厚的黄叶，跌跌撞撞地走上了船。隔着那么高的台阶，父亲碍着面子，不敢追喊女人。他装作从容、若无其事的样子，不紧不慢地走下台阶。可是，令他暴跳如雷的是，船竟然在我们离它还有十八级台阶的时候离开了岸，驶入了江中。
　　 从码头那块并不显眼的告示牌上得知，这是今天最后一趟离岸的船了。码头上已经没有船，世界孤寂得像死了一样。
　　 父亲终于忍受不住，望着江水，大声地呼喊。然而，船没有回头，且离我们越来越远。父亲转而恶毒地谩骂船家，但他的谩骂声被轻易地吹散在风中。
　　 最后，父亲累了，泄气了，安静了。偌大的码头，静悄悄的，只有我们父子孤零零地站在暮色里，像两只无家可归的江鸟。
　　 “儿子，我们去哪里？”父亲忽然问我。
　　 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我无从回答，茫然四顾。沉重的江面开始缓缓下沉，越来越低，越来越低……奔腾而至的夜色很快便要把我和父亲一并淹没，谁也将看不到我们，我和父亲也将看不到对方。
　　
　　 《上海文学》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