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竟然使这么多人失去生命。
　　 ——但丁《神曲·地狱篇》
　　
　　 父亲死的时候还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以为一个人死了就跟出远门一样，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段时间开批斗大会，群众挥舞棍棒把一个人打死，那叫交给群众专政了。父亲就是交给群众专政了。
　　 在我看来镇上的大乱好像是由父亲引起的。雷叔叔从县城带来一帮人，叫父亲在镇上也召集来一帮人，家门口挂起一面红旗。红旗上面写着一行字，过往的人都住足看那面红旗，还有人念上面的字“广西四二二仙湖革命联合指挥部”。这面红旗挂在我家门口，迎风飘扬，引来无数人来围观。红旗鲜红鲜红的，围观的人眼睛也是红红的。父亲以前是供销社的职员，识得几个字，在念书不多的同辈中也称得上知识分子了。他在前几年才与同是供销社职员的祖父祖母一起精简下放到生产队的。父亲自以为很有才华，的确也对琴棋书画略知一二，在家门口拉起二胡来也是能吸引一大帮人来倾听。起初，他们在街上端着自制的铁皮喇叭筒，整天不知在吼什么。接着，在街上张贴大字报。父亲写得一手好字，他写的大字报一张贴出来，引来很多人来看。写大字报要用纸墨，买纸墨要花钱，家里的钱很快被父亲买纸墨写大字报给花完了。于是，父亲就把家里的缝纫机卖掉，拿钱去买纸墨写大字报。为这事祖父很生气，跟父亲吵了好几天。父亲哪里听祖父的，他说你一台缝纫机算什么，为了革命我连命都不要了。祖父眼睛瞪得像牛眼睛似的，说不出话来。人家为了革命连命都不要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呢？
　　 街上凡是有墙壁的地方都贴满了父亲写的大字报。有红纸写的，有黄纸写的，有绿纸写的，有白纸写的。父亲整天就在阁楼上写大字报，写完一张又一张，白天写，晚上也写。他负责写，有人负责拿到街上张贴。好像那帮负责张贴大字报的人，他们张贴大字报的速度还没有父亲写大字报来得快。卖缝纫机的钱很快又花光了，父亲想卖自行车。这回祖父不跟父亲吵了。表面上祖父对父亲写大字报的事好像是不闻不问，其实，暗地里他是很留意的，对父亲的一举一动掌握得十分清楚。见阁楼上纸墨快用完了，祖父就把自行车推出门，拿到一个亲戚家藏起来了。父亲发现自行车不见了，知道是祖父搞的鬼，跑了几个亲戚家，也没能找到自行车。姜是老的辣，祖父做事还是有两手的。但这事也没能难倒父亲。他不是要革命吗，革命者被困难压倒了那还够格当革命者吗？他将同伴们召集到家里，在阁楼上开了个会，大家就分头行动，半天时间就收拾得一撂撂旧报纸。父亲就用旧报纸来写大字报。街上的大字报本已是花花绿绿一片，添了用报纸写的大字报，多了一道风景，围观的人更多了。
　　 李大君带领民兵去撕父亲的大字报。父亲去保护大字报时，李大君把枪端了出来。面对李大君的枪口，父亲脸色变得就像他用来写大字报的旧报纸，却还是跳起来大声叫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李大君得意地说，对你们就是要武斗。父亲看了看周围的人，以为有人站出来给他助威，一眼望去熟悉的面孔是不少，却不见有人站到他一边来帮腔，腰杆就挺不直，说话底气不足，骂李大君是法西斯。李大君笑了笑，说话还算客气，说对你我可是先马克思，然后才法西斯！没枪的干不过有枪的。要闹革命的父亲输给了民兵营长李大君。
　　 每天傍晚，李大君坐在家门口，擦拭他那支并不怎么崭新的冲锋枪。街上一大帮小孩子围着他转，以能摸一下那支冲锋枪为乐事。那天，我正跟小军、阿元他们挤在一起看他擦枪。他把冲锋枪擦得锃亮，他让围观的小孩子每人摸一下。轮到我摸枪时，他突然问我，你爸爸是不是也有一支枪？我想都不想就说有。他两眼一睁，好像我有枪似的，盯着我问，是真的？见我点头，他又问什么样的枪？我说跟你这支一样。见李大君的脸也像父亲写大字报用的旧报纸，我很神气，好像父亲真的有了一支枪，从此再也不受李大君欺负了。入夜，全家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李大君带领一队民兵，全副武装闯了进来。见家里来了这么一大帮带枪的人，全家人慌了。父亲也慌了。他写大字报有一手，跟人家辩论说得一套一套的，半天不喝一口水照样能大声叫嚷，见了枪他就发抖了。只有祖父还算冷静，他当过民兵拿过枪，十几年前参加剿匪给解放军带过路。李大君跟祖父说话还算客气，脸上露出几分歉意，好像有什么事跟祖父商量，要求祖父配合。听李大君说明来意，祖父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全家人被带出门，隔离在大街中央的圩亭下，被两个民兵看着。李大君指挥众民兵在家里搜查。这下子，又引来众人围观，比看大字报还热闹。祖父看阵势不对，他走过去，被民兵拦住。他说要上公社找老蓝。民兵还想拦着不让走，祖父瞪了瞪眼，硬闯过去，民兵不敢拦，急跑去向李大君报告。李大君一跺脚，大骂那民兵是一头笨牛，下令去把祖父追回来。还没等那民兵把祖父追回来，祖父就把老蓝请来了。
　　 老蓝在仙湖镇算是一个人物。这并不是说公社副书记官大，而是老蓝这人不一般。五十年代初搞剿匪，仙湖镇是重匪区，被俘获的土匪太多，当时县政府有指示，对俘获土匪处置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没念过几天书的蓝乡长理解成“首恶”的肯定要处决无疑，那些“胁从”的连问也不用问了，格杀勿论。结果，被抓住的几百土匪一夜之间，在镇南的鸟岭树林里统统被处决。蓝乡长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抓去坐了几个月的牢。要不是看在他早年参加地下党，剿匪时出生入死多次立大功，他得在牢里多呆此日子，而绝不会出来后还安排他当副乡长。当然，如果没有那摊事，上级本来是要安排他当副县长的。
　　 见老蓝跟祖父来了，李大君叫民兵们停止搜查。别看他挎着冲锋枪昂首走在街头显威风，训部下像训自己的小孩一样，到了公社领导跟前，他就得弯腰低头。而且，他很清楚，老蓝跟我们家有交情。国民党快要垮台那年，老蓝奉县地下党领导的命令到仙湖镇组织游击队，就以我们家为联络点。李大君跟老蓝说了好多话，老蓝却一声不吭。见老蓝不出声，李大君不知该说什么，看了看老蓝的脸色，就下令收队了。李大君带民兵走了，老蓝也没跟祖父说什么，也就走了。老蓝来我们家一句话不说就走，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怎么能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呢？祖父喃喃自语。
　　 几天后，父亲被李大君抓走了。祖父就跑到公社去找老蓝，但老蓝上县里开会去了。公社的人说，老蓝要去好多天才能回来。于是，全家人只能等着，盼着老蓝早日归来。
　　 父亲被关押在大队部的仓库里。大队部在镇西北角，仓库就设在大队部后面。刚下放那阵子，父亲做大队仓库保管员，我曾跟他去仓库玩，对那地方熟悉。刚关进去的那些天，情况还不算太糟，祖父去送饭时，我还可以跟着去看父亲。关他的那间小屋子，就是以前他做仓库保管员时住的那间。他被单独关在一间。被关押的人很多，足有二十几人，的男的，有女的，有年纪大的，有年青的。我觉得有几个人面熟，想一想，记得是前段时间参加父亲那个组织，常到家里来聚会的。关进来以后，整天写交代材料，交代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或历史问题。
　　 每餐饭父亲都吃得很快，有人催促似的，拿筷子扒几口饭就将饭盒放下了。他吃得很少，送去的饭剩很多。有一回，不知祖父跟父亲说了些什么，一边说，一边望着窗外，怕有人偷听的样子。父亲很不耐烦地把饭盒往桌上一摔，说自己又没有杀人放火，李大君能把他怎么样。祖父说话声音一直发颤，他说不知道老蓝什么时候回来呀。父亲说他没那么胆小，也用不着逃跑。祖父重重地叹口气，劝父亲还是逃出去躲一躲，避过风头再说。父亲说，就算世界变了，这天下真大乱了，那么，就凭前些日子用喇叭筒乱喊一阵，写几张大字报，李大君就能要我的命？天底下不会有这事的样吧，最多是多关几天黑牢，多拉出去游街示众几趟，这还是能顶得住的。逃跑，那就罪可大，说不定跑出去没几步，李大君早埋伏好，一枪就把你给击毙了，谁叫你拒捕呀！父亲在街头跟人辩论是出了名的，祖父说服不了他，只能摇头叹息。
　　 不久，形势急转直下。老蓝还没有回来，民兵就大开杀戒了。被关押的人，一批一批地被拉出来，交给群众专政了。在专政进入高潮的那些天，祖父吩咐我到公社大门前的广场去，若看见李大君把父亲揪出来，就赶快回来告诉他。我来到公社大门前的广场上，看到各大队的民兵把“四类”分子一批一批押来，再集中押往鸟岭，交给人民群众专政。我曾看见一些“四类”分子家属，一家老小赶来，向民兵下跪求情。也有发了慈悲当场放人的，但大多是任你一家老小哭得死去活来，民兵也没有放人。公社大门前的广场上有一座戏台，平时镇上唱戏、放电影都在这里进行。这些日子，戏台主要用来揪斗“四类”分子。在这里斗了一轮，需要交人民群众专政的，那就由民兵押到在戏台旁等候的拖拉机，运往鸟岭，在那里交给人民群众专政，死了就地埋掉。那里有的是埋死人的荒坡。在鸟岭那边，大会前连埋死人的地方都用石灰粉画好了，这个大队押来的人埋这边，那个大队押来的人埋那边，上面写着即将被专政人的名字，跟小孩子玩跳家家游戏似的。
　　 我挤在人群中，看被民兵揪出来的人当中有没有父亲。有十几个人双臂反剪，绑得紧紧的，排列在戏台上，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的名字倒写，用红笔打了“×”。有些人的家属来了，在台下哭哭啼啼，被李大君赶走。我看来看去，没有看见父亲。不过，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雷叔叔！
　　 雷叔叔以前是县城电影公司的放映员，家也在镇上。平时回镇上放电影，经常是在放电影之前，他和父亲一个拉二胡一个吹笛子，母亲唱起“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和”，博得大家的阵阵喝彩。可此时的雷叔叔双臂反剪，胸前挂着又大又重的牌子，头都抬不起来了。他被李大君指控为父亲的总后台，前几天刚从县城揪回来的。当民兵营长下令把“四类”分子押往鸟岭去时，雷叔叔挣扎起来。他一边用身子撞开抓住他双臂的民兵，一边呼喊，你们要打死我就在这里动手吧！我要让毛主席亲眼看看，我是怎么死的!听雷叔叔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戏台正中的墙壁上，画着一幅毛主席像。那是一幅毛主席身着绿军装的画像，画像中的毛主席面带慈祥和蔼的微笑，左手夹一支香烟，右手举起来向人民群众致意。雷叔叔对着毛主席画像呼喊，毛主席啊毛主席，你老人家可知道仙湖镇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李大君一挥手，几个民兵将雷叔叔拎担子似的拎到一架在戏台旁等候的拖拉机拖斗上，轰隆隆地开走了。一路上，雷叔叔还是不断地挣扎呼喊，但没走多远，就再也听不到雷叔叔的喊声了。
　　 父亲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后已经变得很胆小，再没有前些日子到处张贴大字报，到处发跟人家辩论那样的气势了，一点都没有了，好像他都不曾在街上张贴过大字报，也没有跟人家辩论过。有一天李大君又带领民兵又来抄家，把我们全家人赶到街中央的圩亭下面来，民兵持枪看着。整条街的人都来围观。民兵在我们家里翻箱倒柜撬地板挖墙脚，搜查了半天，没找到我跟李大君说的那支枪。李大君叫民兵把我父亲押来。父亲被五花大绑，被押来时头都不敢抬，像个病得快要死的人，被民兵推着走。祖母见父亲这副样子，当场吓晕过去，母亲一边搀扶祖母，一边哭着对李大君说，没有枪，他没有枪，他哪来的枪？都是小孩子乱说的，真的没有枪。父亲也哭着说，我没有枪，真的没有枪。要是有枪，你们搜出来就打死我！祖父愤怒地指着父亲说，你们打死他！你们现在就打死他！我养这样的儿子，是活受罪！他不听我的话，从来不听我的话，你们现在就打死他！祖父说这话时，声音很大，好像是说给整条街的人听的。枪没搜出来，李大君以为我们把枪藏哪去了，搞突然袭击，有时半夜来搜，也没搜出来。父亲依然关在大队仓库里。有风言风语传出，说父亲是“反革命”的头头，李大君要留着父亲要口供，把一切“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又有的说，父亲有老蓝保着，李大君他们想动手，又怕老蓝回来怪罪，所以一直不敢对父亲下手。
　　 一天清晨，我在睡梦中被祖母和母亲的痛哭声搅醒。起来一看，见祖母和母亲两人在祖母的房间里抱头大哭。祖父在他的房间里，独自一人坐在床头，像一尊泥塑像。不久，李大君来敲门，跟祖父说大家正在圩亭下面等着，叫祖父去跟他们说几句话。家门前的圩亭下，生产队里一百多人都集中在那里。祖父没到之前，他们还有说有笑，见祖父来了，他们就严肃起来。李大君说叫祖父跟他们说几句话，祖父想都没想就跟大家点头。点过头以后，他却没有马上说出话来。他低垂着头，不知在想什么。大家看着祖父，等了半天还是不见祖父开口，就齐望着李大君。李大君对祖父说，作为亲属你对这事要给大家表态呀？祖父说他死得活该。李大君没听清楚祖父的话似的，问你说什么？祖父又说他死得活该。这回，李大君是听清楚了。他眨了眨眼，对祖父说，怎么跟他划清界线，也跟大家说嘛。祖父想了想，还是那句话,他死得活该。李大君摇了摇头，显然对祖父的表现很不满意，他催促祖父说，你要跟大家多说几句话嘛。祖父头还是低埋着，想了好久，大家也等了好久。他想得太久了，大家都等得不耐烦了。在李大君一再催促下，祖父才抬起头来。他咬了咬牙对大家说，他搞反革命，不听我的话，死得活该。说着他又停顿下来，埋下头想了想又说，谁叫他不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就死得活该。你们看见了吧，他死了，我一滴泪也没有流。谁去为反革命流泪呢？大家看一看祖父的脸，他真的一滴眼泪也没有流。祖父说着又停顿下来，又想了想，喘着重重的粗气说，我家是贫农啊，旧社会穷得头顶没有一片瓦，脚下没有一寸土地。是毛主席来了，翻身解放，才分得房子。他怎么能搞反革命呢？这对得起毛主席吗？想想在旧社会，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说着说着，就失声痛哭起来。他还想说，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痛哭。哭着哭着，身子摇晃站不稳。李大君叫来两个人，把祖父搀扶回家去。
　　 父亲死的这一天，我照样出门去跟小军、阿元他们几个小伙伴玩耍。因为我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想到从此以后自己将永远失去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