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在我七八岁时，父亲似乎还参加过修水库，那座水库以前叫石岭水库，夹在壁立千仞的两山之间，将上游的水尽数截流，以减轻下游的水患和水资源浪费问题。某年春天一个中午，父亲回来了，背着一个黄色挎包，鼓鼓囊囊。一进门，就把堂屋中央靠墙的柜子打开，掏出一些雷管和炸药，放进里层，又掏出一些香烟，也放进去。关上第一层，转身对我说，献平你可别鼓捣抽屉，那可是要命的。我问咋要命呀爹？父亲说：就跟《地道战》里边一样，一点着炮捻子，就轰地一声，把人炸上了天。
　　 娘看到最后，说，你就知道鼓捣雷管炸药还有你的烟，也不给俺娘俩带点啥？真是个傻东西！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再后来，“傻东西”这句话就在母亲嘴里没断过。直到父亲死后，母亲还说：那就是个傻东西。啥事都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三棒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家里的这些房子（老家的房子确实不少，又占了一个很好的地方），要不是俺别着（催促），这会儿哪儿有住的地方唻！
　　 也确实是这样的情况。我十岁那年，暑假、寒假，甚至大年初一都要替父亲放羊（那时候，羊虽都分到个人，但村里人还是集在一起放养，开始是一家一家轮着放，后来，承包给我家。和父亲一般年龄的人大都做生意或者外出包工，父亲头脑不够活泛，更重要的是不会说话），父亲和母亲一起，带着铁锤、钢钎之类的去打石头，下雪了也是。两个人在河边的山坡上把巨大的石头从山里撬出来，用铁锤打成可以抬动的小石块，拉回去准备盖新房子。下雪了，我赶着羊群，在山坡上跑，听着父母亲击打石块的声音坐在冷岩石上吃干粮、喝凉水。这样一连三四个冬天，盖房子的石头够了，正月里，母亲叫了大姨家的四个表哥，用架子车把石头一趟趟拉到挖好的房基地周边。
　　 先盖了一座，离开了母亲备受屈辱的村庄。母亲说，离开他们了，可算清净了！一年后，母亲还是催着父亲打石头，在河沟里叮叮当当两个冬天，又盖了一座房，说是给我娶媳妇用。母亲说，家里没房子，你大了，谁会给你当媳妇？
　　 我离开家乡第二年，也就是1993年，父亲和母亲又盖了一座房子，说是给弟弟娶媳妇用。现在，娶了媳妇有了三个孩子的弟弟住在里面。父母亲给我盖的那座，一直空闲着。母亲说，那是你的，俺当爹娘的不偏不向，说是谁的就是谁的，你现在不回来，它还是你的。
　　 母亲还说，恁爹那人，刀架在脖子上还是那样儿，不催、不哄，现在咱家过得比某某村的光棍某某某也好不到那儿去！——南太行乡村人们喜欢攀比，把盖房子、给孩子娶媳妇（送女出嫁）和给老人养老送终作为人生三件大事。完成了这三件大事，做父母的就有功，否则，即使别人不背后指戳，自己也羞得无地自容。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因为人口逐年增加，田地因该房修坟越来越少。以前我们家四口人，分3亩9分地，现在却不到两亩地，加上自己在山坡上刨的旱地，一年下来，打的粮食勉强够吃。
　　 这其中，牵扯到两个问题，一个是乡村宗嗣观念异常强烈。以为婚配最重要的就是生养子嗣，延续香火；即使现在，谁家的媳妇要是不生儿子，被离婚的几率高过百分之八十。在乡村，人都以为，人生人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两年生两个孩子，又再怀孕的妇女大有人在。二是对土地的依赖或者说靠田地吃饭的思维一直占有强势地位。而人口的逐年增多和耕地因修坟、建房、水灾等原因的逐年减少，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强烈地要生，“人多力量大”；一方面生了孩子要上户口，上了户口就要想着法子让队里重分田地。
　　 二十多年前，刚刚改革开放，靠天吃饭、靠地活命的农耕观念逐渐崩溃，很多人投入到了农村商品经济当中，各显其能地“掘金”。可我们家，我和弟弟小，不能参与一般性的“生产劳动”，父亲又只做些体力活，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外出包工、做小生意赚钱，家境虽然不怎么拮据，但相对于其他人，则艰苦许多。母亲常哀怨说：恁爹要是像某某某那样，倒卖木头，包个铁矿、煤矿，即使当个包工头、做点小生意，咱家就不用愁了。可是，恁爹就是个死受傻受。说完，就是一阵哀叹。
　　 我依稀记得，八十年代后期，父亲早年还当过几年的生产队长。可没过一年，就换成了村里另外一个人。母亲唠叨说，人太直、太傻、没心眼不行，当队长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你就是个傻东西，怨不得别人把你拱了！再后来，父亲给林场扛过木头，从深山扛到马路边，一根水桶般粗的木头给十块钱，或者是五块钱；给邻村盖房子的人当瓦匠，一天给15块钱；还去表妹家的化工厂烧过铁炉子，表妹给的也多。还跟着包工头到团球厂铲铁球，用比人屁股还大的铁锨往大卡车上扔铁球；烧过砖，开春就去，天还冷，在泥水里滚打。
　　 九十年代后期，父亲年岁有点大了，南太行乡村人家盖房子也都付工钱了（以前是你我之间相互送工，不要钱，现在时交换经济全面占领），母亲就让父亲给人盖房子，先后去过邢台县及武安市一些乡村。那些年，我和弟弟花的钱，都是父亲苦出来的血汗钱，可我那时候不知道，拿着钱乱花。闲下来时，母亲还和父亲一起，到山上去割一些荆条子，回来编苤子，一个卖一块钱或者五毛钱，有人专门收购，送到煤矿铁矿打顶用；有些时候，父亲还被邻村人请去帮忙编家用的花篓子、篮子之类的器具，是亲戚的不给钱，不是亲戚多少给点。管饭、管抽烟。
　　 我一开始对父亲的印象是木讷、本分和过于诚实。这里的原因，主要是母亲日复一日的唠叨，还有幼小时在乡村的那些刻骨铭心的经历。直到我在外面有了妻子儿子，才返身回来重视父亲。而母亲……父亲病后，我心里一直对母亲有着一种隐约的恨。2008年8月25日，先行回去带父亲看病的妻子让我速回。我当晚赶到医院，母亲、妻子和弟弟在外面等我，我看了一眼母亲，心里恨她，对母亲甩了一句：现在还催着他干活不？俺爹要是没了，看您们以后咋过！然后跑步上楼，到父亲面前。
　　 直到现在，我对母亲还有些“恨”，是一种无可名状的“恨”，恨不起来，但又在脑子里清晰可见。我一直纠结着，有一次对妻子说了这种心理。妻子则说，娘也个善人，想着把时光过好，可就是太要强了，没照顾好爹。我想了想，也不是，或者说，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更多的，有时候无法言说。
　　 我十几岁时，母亲总是重复这样一句话：要不是因为有了你，早和那个“傻东西”离婚了。娘还说：我要带你走，恁爹和你爷爷奶奶死活不让，我怕你留在村里受欺负，成了没娘的孩子。以后啥也不成，俺舍不得你！我知道，母亲是和父亲闹过离婚的。现在想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据母亲说，嫁给父亲，她是不愿意的，是姥爷收了爷爷奶奶的几斗谷子和麦子。还说，爷爷奶奶家只有父亲一个儿子，是独子，财产多。嫁过来不到一个月时间，爷爷奶奶分给父母亲一只铁锅、三间房子、几斗米和两只瓮，让他们单过了。有我或者没有我的时候，也不知具体原因，母亲就受人欺负，或者说母亲和村里的两个妇女经常闹矛盾。那两个妇女是爷爷亲侄儿的媳妇，还有爷爷的亲嫂子，即她们的婆婆，按照常理，我们这三家，都属于一个家族，应当团结和睦。可就是闹。按照母亲的话说，他们有三点企图：一是仗着自家人多，欺负我们这个孤门小户；二是他们确实想让母亲和父亲离婚，因为，离婚后，父亲就成了光棍，待爷爷奶奶百年之后，父亲得投靠他们门下，一切财产自然都归于他们，包括父亲这个人及其劳动所得（这是南太行乡村的一个传统习俗，亲兄弟的子嗣若是单身，其他近亲则要过继一个儿子给他，养老送终后，一切家产归继子）；三是嫉妒咱，恁爹傻，村人都说咱家时光肯定过不好，等着看笑话，没想到，还是过起来了，他们咽不下这口气，就变着法子害咱。
　　 很多年来，我一直对母亲这三个理由表示怀疑，尽管我也跟着母亲受了他们的不少欺负，现在头上的几个疤痕都是他们替我留下的。我怀疑的理由有三：一是我觉得人不会那么坏。教科书上说农民朴实、善良，是最好的人，怎么会心怀歹毒呢？二是他们有时间见到我很亲，给我糖块吃，还对我说，那事不怪他们，“怪恁娘那人太好争，还不会说话，做事也没个‘章程’”（意为没有次序、颠倒且不会用相应的方法）；那时候我也半信半疑。三是我信赖家族，或者说血缘。这种东西无形且强大，一个家族的人，应当是互帮互助的。不可能像母亲说的那么坏。
　　 这些疑问在我心里盘旋了好多年，直到我出外，参加工作后，我仍旧以为，农民是好的，家族的人不会坏到哪儿去。有些年回家，我突然发现，人心这东西是最难测的。按照有关政策，我义务参军，村里应当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钱不多，一年六百，后来涨到八百。可母亲要了三年，一个子也没要回来。我回去后去找村干部，村干部说，没钱！我说你们到乡饭馆吃喝有钱，我的那点钱就没有？大队支书和会计瞪着眼睛对我说：你以为你是谁，有鸡巴啥了不起！没有就是没有，你找×××（当时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告状也没用！
　　 事实上，村干部敢如此说，他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天高皇帝远，所有的政策或者要求在他这里是可以变通的。他信奉“县官不如现管”。其实，当下的乡村仍旧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敬重或者说服务的是“于己有用”的人。回到家里，母亲叹气说，别说大队干部了，就是咱村里×××和×××（即从小就欺负我和母亲的那两位妇女的丈夫）也对村干部说：那钱不要给他！给了他，他就沾了大便宜哩！至此，我才明白，母亲所言并非空穴来风，并非一个乡村妇女的窝心之想。这样一来，我发现，人心如此之深不可测，人性之恶如此淋漓尽致。由此，也对父亲事事不问不管，任由他人欺负自己妻儿的行为，真的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怨愤，也恨他没能耐，没责任心和男人气。
　　 由此，我也对母亲和自己从前受到了屈辱进行了反思。从本质上说：父亲在家里确实是一个吃粮不管闲，怕事、躲着事走的懦弱男人，尽管多年后有几次他急了，和母亲一起对欺负他们的村人表示过抗议。盖弟弟房子时，邻居嫌我们家占的地方多了，非要把弟弟院子外面的围墙推倒，一家六口人逼着我父母亲和弟弟三个人。父亲大声说，我就站在这，谁要推倒围墙先把我砸死，否则谁也别想。母亲给我讲的时候，我看了看父亲，胸中涌起的是一种仇恨，还有对父亲少用的敬佩。
　　 可在这类的利益冲突中，父亲大多数时间是沉默的，他一如既往地对家事村事人事不加理睬，吃饭、干活，回家，吃饭再干活、吃饭，天黑了点灯，天亮了下地或者出工。而母亲是要强的，她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自家的日子过好。我小时，她再苦，也不要我穿着补丁衣服去上学、赶集，每年春节都给我和弟弟做新衣服；家里再穷，只要我买书，她借钱也给我（可惜，有些钱被我胡乱浪费了）。长大后，我慢慢发现，作为乡村妇道人家的母亲在处理家事和村里人际关系及日常事务上确实存在问题。一是话说不到点子上。这也是村人说她不好的主要借口。总是把话说得很直接，高兴一个样儿，不高兴立马黑下脸来，根本不懂得“迂回”和“凡事要留余地”，往往是有理的事情变成没理的，本来自己正确的最后变成错误的。2007年，原先老是欺负我们娘儿俩的那两家人，非要说分给我家的一面荒坡里有他们一份，到村里找支书、主任反复说，又到乡里说。我问母亲，家里有证据没，母亲说白纸黑字写着呢！我说那就不怕，不要理睬他们。可村干部一叫母亲去，母亲就去，还一再争辩说那就是队里分给俺的。我叫她不要再说，叫也不去。这样他们没办法。结果母亲还是不听。二是过于认死理，记仇很深，不知道人随境迁，适时调整态度与做法。团结不了人，更不会去利用人，往往是她还浑然不觉，坏事就落在了自己身上。有一次，某个妇女来我家问母亲说：你说俺坏话唻？母亲说俺啥时候说啊？那人说：人家说是你说的！母亲忙不迭给人家解释了一大堆，人家最后一口咬定就是母亲说的。我对母亲说，再遇到这样的一些事儿，你就不理她，也不要解释，越解释越说不清。三是过于固执和唠叨。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别人说都是错的；总是一件事一句话反复说。弟弟几次因为母亲唠叨他把手机摔碎，还砸了摩托车。母亲哭。我打电话训斥弟弟，弟弟有时候也对我有意见。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争强好胜但没有相应的“智慧”和“策略”，不像村里其他妇女那样虽然好是非、争好处，但会用脑子，变着法子骗别人去为自己出头，自己躲在背后出谋划策，把事情按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运作”；固执己见却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有些自以为是，更有着屡屡吃亏但毫不回头的倔强。
　　 这大概是性格吧，性格即命运。我也常劝母亲，不碍自己的事不参与、不发言（这是一种极坏的传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缺乏公民精神的，但这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存策略，弱势者保护自己的方法）；遇到事不怕事，有理就是有理，不解释，不说更多没用的话。不要关心孩子们的事情，关心自己，把自己身体照顾好。母亲却说，遇到人家找事就心慌、睡不着觉；怎么能不操心呢？孩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哪个不好，心里都过不去！这是一个卑微而好心的母亲，她一生都在为家，为儿子们操劳，她渴望的是一种比人不差的生活，是一种出人头地的世俗功利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