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尔还说：“最能抓住我们的事情，例如保藏好自己的那一点财产，几乎往往都是微不足道的。正是虚无，我们的想象却把它扩大成一座山。”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母亲对父亲的态度，包括她对父亲采取的一些措施，总是有些“法令诛罚，日益深刻（《史记·李斯列传》）”的暴力色彩。而父亲，则从始至终采取“鸵鸟策略”或“顺民方式”应付母亲的催促和“督令”，以维持这一个得之不易的“家”。
　　 母亲有时候真像暴君，驱使父亲去做一些事，逼着他拖着疲惫甚至病患的躯体去为家境没日没夜出卖自己仅有的力气，好来完成“把日子过在人前人上”的追求和理想。这其实是残酷的，也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父亲“无欲无求”，一日三餐尚可的话，绝不去再做其他事，目前有穿戴就不会去忧虑。至少，不会像母亲那样，不停地在辛苦、积攒实际上少得可怜、甚至微不足道的财富，包括个人及家庭的“体面”和尊严。——乡村的现实生活也是酷烈甚至是惨烈的，在一些具体利益乃至事务上，农人们的某些作为对人心和人性的实践力度更大，体现也更深。很多年来，不论是电视剧还是文学作品，“乡村”已经成为了某种政治构想的“高效试验田”和知识分子“心灵避居地”。要么浪漫纯朴得令人骨头酥软，要么“旧貌很快换了新颜”。其实这不符合乡村的现状，以前不会，现在也不会。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源经济因其“一夜暴富”的神奇功效，使得乡村人群在道德评判标准上彻底被颠覆而失效。
　　 我2000年结婚，2002年有了自己的儿子。我才懂得“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的实际含义。以前，回到家里，只是围在母亲身边，听她讲那些过去的屈辱事，也跟着咬牙切齿，义愤填膺，甚至想着去报复。父亲总是坐在一边抽烟，说得久了，父亲会对母亲说：老说那些个有啥用！睡觉吧！母亲就斜着眼对父亲说：你没受过人家的欺负，见俺娘儿几个挨打，你就跑了，恁爹您娘不帮俺，还帮着别人一起欺负俺！
　　 母亲一再讲旧事，特别是屈辱事，本意是要我记住，并一再激发我的仇恨感。我也想过很多，比如报复，很严重和狠毒的报复，可终究没有实施。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伤害和仇恨无穷尽，此时得益沾光，彼时会失去，世界上最不恒定的就是财富和某些世俗层面上的“益处”。
　　 父亲的性格完全承袭于奶奶。奶奶一生与世无争，极易相信人，只要一说好听话，耳根就软，且认为这个人比自己的亲生儿子还好。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受了别人的欺负。临终时候才明白，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无条件地为别人奉献自己，“还是亲身己养的好。人的事儿，啥都是一个利字在起作用。”
　　 2003年以后，我和妻子，以及后来的儿子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一次。妻子手巧，只要在家，就会给父亲做好多好吃的菜，包的饺子也与众不同。不管去市里还是其他地方，妻子都会给父、母亲，还有弟弟的孩子们买好吃的。过年，家里人都不会做鱼，还有鸡，妻子做，父亲好吃肉，每次都吃得不能再吃。
　　 我一直觉得，孝义是一种美德，也应当成为一种宗教。
　　 2004年春节前回家，父亲还在武安一带给人盖房子。我几次说弄台车去接，母亲就是不让。说，活还没完，早回来了以前就白干了，人家不会给一分工钱。我怪母亲，父亲这么大年纪了，还让他出去打工。我一年给你们三五千就够花了。母亲说，聚平啥时候时光过不到人前，当爹娘的死了也不歇心。我喟叹，无奈。大年二十八，大雪封路。我说去接，母亲说，也不知道那儿啥时候散工，恁爹啥时候回来，说不定人家包工头会找车统一送回来。我和妻子商议要步行去找父亲，母亲拉着我胳膊就是不让。二十九那天傍晚，我听到对面马路上有人喊弟弟名字，一出门，就看到父亲，挑着行李，一身大雪站在路口。我一蹦三跳窜过麦地、河沟和山坡，帮他挑上东西，回家，给他扫雪，拿出早就买好的羊肉，炖了给他吃。
　　 这一情景如在眼前。2008年4月，我回家，给爷爷奶奶上坟，晚上和父亲睡在他和母亲分给我房子里。天还很冷。躺下后，父亲总是叹气。我问爹咋了？爹说，胃疼。我说有药没？爹说，聚平带我去医院看，还是十二指肠溃疡。有药。第二天早上起来，又是那面荒坡的事情，我东奔西跑，找了大队支书，又去找乡里干部。本来说带父亲去医院，单位催着回去，只好拜托给弟弟。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病就是那时候“显苗儿”并且持续加重或癌变的。村里那两家人联合其他几家人，几次要瓜分那面父亲和母亲用了几个冬天，轮着锄头刨掉满山石头，种上栗树的，不到5000平米的荒坡。整个家庭都在其中陷着。后来我才得知，那时候母亲又和父亲闹别扭，不在一个屋睡。据村里的一位堂哥说：2008年5月份，他在地里见到父亲，脸色蜡黄，瘦得可怕。
　　 8月中旬，弟弟来电话说，带爹去看病。附近的一所医院检查后说还是十二指肠溃疡严重，拿了药。到8月20号，父亲觉得异常难受。母亲说还是胃病，吃几天药就会减轻了，经常是这样。我再次电话对母亲和弟弟说，一定要带爹去大医院检查。弟弟带父亲去了邢台市医院，结果是胃癌。妻子当即赶回，23日确诊为胃癌晚期。25日晚上我赶回时，父亲晕厥吐血后刚刚抢救过来。
　　 当晚，我坐在父亲床前，抚摸着他的手，看着他胡子拉茬瘦削的脸。一个劲儿地喊爹，其他话说不出来。那时候，父亲也似乎知道，自己去日不多，但精神尚好。妻子用热水给他洗脚、剪指甲，输液久了嘴唇干，就用热毛巾蘸水涂抹一下。
　　 后来，村人问：小方叔，没闺女觉得遗憾不遗憾？父亲说：俺儿媳妇比闺女还好！
　　 尽管父亲罹患绝症，但生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母亲和妻子照常帮着弟弟和弟媳看护鸡场。妻子负责给父亲输液、打止疼针。有时候妻子不在家，就由弟弟帮着打止疼针。弟弟性子急，有几次给父亲打止疼针，消毒后，猛地插进去，很快就把药液推完了。父亲疼得咝咝吸冷气。我呵斥弟弟。
　　 弟弟怒说，你打吧！妻子不在，父亲喊疼，且要求打止疼针时，我不叫弟弟。开始打时手哆嗦，插得不深，我怕父亲疼。插进去后，慢慢推。推完，再用手给他揉揉针扎的地方。
　　 家人在忙的时候，我负责看护父亲。我一直想，父亲会说好多话，至少会把自己多年的心事或者经历给我说一些，可父亲一句话不说。我问他要不要吃东西，疼不疼，喝不喝水，他才吱声。坐在父亲身边，看着那个辛苦一生、沉默忍耐一生，终于躺倒，就要离开我们的人，我忍不住眼泪暗流。想起母亲所说及幼年的经历，忽然觉得，父亲真是一个对世界乃至亲人们没多少话的人。有时也试探着问他，和他说旧年往事。父亲听了，或嗯一声，或说：那都是哪年那代的事儿了，说它干啥？
　　 村人来看，说：小方以前是个多能干的人。背转父亲，对我说：小方叔是咱村里最后一个好人，唉，好人不长命啊！我点点头。但忽然觉得，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在村人心里，所谓的好人也就是不惹事、不暗害人、不参与村里利益斗争之类的“局外人”。而这个好人背后，是负重的、甚至还有些自戕的意味。多年来的生活经验告诉我，无论在何时何地，人群之间的利益斗争是绵延不休且惨烈的，只是在某些时候少却了表面的肢体冲突及暴力色彩而已。而正是这样的兵不血刃的“人事斗争”，才是对人的命运具有迫使性和毁灭性。
　　 坐在父亲病体前，我想了好久，也渐渐明白：物质匮乏、文化基础薄弱的乡村人群其实很可怜，他们所争的利益只是一些针头线脑、三五棵树木乃至几分田地，胜利者所得也不过一座破房子，数百上千斤粮食。但村人像命一样看重这些，有些财产已经不是简单的“物”，而又被赋予了家庭和个人的尊严、智慧和名声等社会因素。我也明白，母亲大半生争得的，也是这些。她无时不刻地催促父亲干活，其实也是为了其实也为微渺甚至卑贱的所谓的名誉、尊严。
　　 2009年春节后，父亲的状态一直很好，就是输液难了，吃东西不多，疼的也厉害。但凡不疼的时候，我和妻子和他说话。有时候一家人在说话，他突然会冒出一句。话不多但点中要害，叫我们心服口服。如：母亲还在说那些陈年旧事，父亲突然插话说：“那些事其实很好办，狗咬人一口，人还反过去咬狗？”
　　 我仔细一想，父亲讲的是，那些欺负我和母亲的邻居们，其实在用一种戏谑的态度或心理，像猫戏老鼠一样，明知你不敌或则逃不掉，就拿你开心。这种现象我在“单位”见过很多。在乡村，也很多。人在很多时候，对弱势者持有一种戏耍取乐的病态心理。
　　 鲁迅先生《娜拉走后怎样》的一段话极能说明问题：“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都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轂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常有几个人张嘴着看剥羊，仿佛颇为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也就忘了。”这种心理是变态的，但隐藏在每个人的心中，无形且强大。
　　 有次说起荒坡事，父亲又说：“他们不是想要那面荒坡，是想从咱坡那里修路，到后面拉硅化石卖钱。”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现在，村庄附近的几座硅化石山已经被钩机、铲车挖没了，硅化石运到玻璃厂成为玻璃，村里资源匮乏，既然一吨石头能买一百块钱，一座山挖了就能赚个子孙不愁。妻子听了父亲诸如此类“画龙点睛”式的话，连连赞叹，说爹真是个聪明人。
　　 晚上，和我躺在旧年的房屋里还说，爹是好人，也是个聪明人。娘就是太直了，说话不过脑子，自己把自己的把柄拿给别人，不吃亏才怪，叫屈都没人同情。
　　 母亲从始至终的作为，让我想起堂吉·诃德，毕生与“愚妄战”的屈原（当然她的悲剧还不至于如此高贵）。还想起鲁迅先生另一句话：“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碰壁之后》）母亲就是经常碰墙，屡碰屡痛而丝毫不回避的人。
　　 我恍惚觉得，一个家庭也似乎一个集体，它的“政治”成分是复杂的，而且是典型的人治。在家族色彩浓郁的闭塞乡村，这种独断式的家庭政治非常普遍，特别是从上世纪初叶及中期走过来的人。整个乡村社会甚或夫妻间也无意间遵循了“胜王败寇”的历史价值观和世俗认知及行事方式。父亲不仅是村里的弱势者，也是家庭的弱势者。母亲最初的“王牌”或者说制胜法宝就是“离婚”。在上世纪七十年初的乡村，父亲一旦“被离婚”，再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村人常说：“没有娘儿们的家算家吗？”家庭乃至妻子对贫苦农民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在歧视性、世俗观念严重的乡村，一个男人没有妻子，是人生最大的失败。不仅会断了香火，且不会有很好的晚景及人生享受。基于此，以前那个会“捉犁把”、“赶马车”、“会木工”、“放羊”、“编花篓子”、“当瓦匠”的男人在这一强势覆压下变得沉默寡言、与世无争。
　　 可父亲为什么看着自己的妻儿被人欺负而无动于衷，甚至远远躲开呢？
　　 按照母亲的说法，父亲这样做，一方面来自爷爷奶奶息事宁人，不管不闻，有事不当是事就没事了的劝告和叮咛。但我也发现，爷爷奶奶和我母亲的关系不大好，至少是早年间，尽管他们病后和逝时母亲没有虐待甚至连大话都没说一句。这是千真万确的。母亲说：人家毕竟是老人，以前怎么不怎么的吧，都过去了，咱是小辈儿，从哪儿说都该对人家好！
　　 这是母亲善的一面。我也相信，内心的善一直在支撑着她熬过艰难的乡村岁月，如果她更懂得和掌握了“世俗生存智慧”，那么，母亲该又是一种形象。另一方面，欺负我和母亲的那些人大都是父亲的童年伙伴，又是血缘亲近的家族中人。他们欺我和母亲，但对父亲非常好，给点吃点，说一些好话，把由头和罪责推到母亲头上。父亲该有些基本的判断力，即使自己妻儿不对，他们公然欺负自己妻儿且很过分，无论哪个男人，都该挺身而出，有雷霆之怒的。可是父亲没有。
　　 这是为什么？还有：家庭和财产受到恶意克扣和侵占，尊严受到“凌迟”，父亲怎么也会无动于衷的呢？
　　 父亲生前还说了一句话，“人家人多，打不过，骂不过，不如悄悄的（受了）！”这可能是父亲的真实心态，即“打不赢就受着，逃不掉就挨着”弱者逆来顺受求生法则。父亲一生似乎就按照这一法则对待家事和村事，似乎从没有太多的改变。
　　 或许是因为这一点，父亲是信赖我的，也可能以为我是理解他的人。也正因为此，他死时，因为我没赶到，他的右眼一直没闭。他躺的位置，右眼一睁，就能看到进门出门的人。为了安慰他，让他安心的去，小姨妈叫弟弟装作我走路的样子，从门口进去，指着弟弟说：献平回来了！爹一看，说，不是！是聚平！
　　 这就是父亲，到死都没糊涂。我凌晨进门，他已经全身僵硬了，穿着崭新的寿衣，躺在炕上，脸上盖着一张白纸。同在的小姨妈、表嫂和妗子、干姐姐说：早上了，别哭！我和妻子真的没哭。母亲掀开父亲脸上的白纸，给我看，说，恁爹的这只眼就是没闭上。我看了，一只眼睛，朝门口方向睁着，眼仁黑黑的，好像还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