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的手段终于山穷水尽，乡干部也忍无可忍，于是在1996年深秋一天，乡书记乡长带领一干人马浩浩荡荡开进村里，要进门入户强行执行，愤怒的乡亲们围住乡干部说理，可是乡干部指责乡亲们是无理取闹，结果矛盾激化，村人动了粗口，有的抄起家伙要干架，在村干部阻拦劝说下，乡亲们才没有动手，但仍围着乡领导要说法，僵持半天，被迫无奈之下乡领导仍是那句话：尽快解决。怕乡干部过后不认帐，我的对门邻居扬志老弟就提着他新婚买来的录音机把乡领导的话录了下来。后来，乡干部走后果然就不认帐了，并且调查是谁带头闹事，尤其要查找那个搞录音的人。可到村里调查取证，没有得到任何线索。后来，一个在乡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在分析这次围攻事件时，其中一个乡领导还怀疑到我，他在会上说：是不是在电台工作的崔东汇插手了？真是冤枉，亏他的想象力丰富，我是在这事情发生后一个月才从父亲嘴里知道此事的。父亲气愤地说：他们算啥共产党干部？就知道讹老百姓，比马县长差远啦。我脸上火辣辣的，父亲不知道早在1986年他的二儿子在外乡就干过类似的事情。
　　 我理解乡亲们对土地的情感，我知道自己愧对土地的滋养。好在上层建筑们比我一介平民更有能力体恤和解决经济基础们的难处，后来破天荒地皇粮不用缴了，农业税免了，种地还有补贴，而且现在农业劳动强度也小了，联合收割机代替了镰刀，喷草剂代替了锄头，就是到地里干活也是骑着摩托车电动车，电话电视普及，手机年轻人几乎都有，柏油路不见了黄尘泥泞，新房座座拔地而起，家用电器也是应有尽有，希望的田野真的有了希望。而我也忙了，忙的原因是乡亲们找我多了，地点也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过去找我大多是一些经济纠纷、孩子考学，而现在我们村在邯郸打工的越来越多，找我的有要我帮助找活儿干的、讨要工钱的、违章驾车罚款的、打架纠纷的，甚至酒后白天在大街撒尿让城管抓住罚款也要找我通融，仿佛我有无所不能的本事，其实我也是厚着脸皮求人，以前通讯不便时他们有事要跑路登门求助或等我回老家，现在可好，电话手机方便，不管我是开会还是在家休息，他们总是不择时机地在电话里催促，我的电话和手机几乎成了乡亲们的求助热线，多了就烦，可又不敢得罪乡亲，要不他们回村后会说我架子大看不起农民，我曾对妻子自嘲：我现在又多了一个头衔－－－杜寨村驻邯郸办事处主任。
　　 没办法，社会的发展让众多的乡亲有了离开土地的机遇和理由，不像我当初经过十年寒窗拼搏后才走进城市。对于乡亲的种种求助，我多次劝他们找政府有关部门处理，现在透明度高，不会有多大出入，可他们依然给我打电话，即使我出面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优惠，他们也认为这样心里安生。我想，这种不信任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被歧视和捉弄后种种遭遇的经验积累。因为城市的社会土壤成分比乡村更复杂坚硬，这我有切身体验，何况我比他们还多啃过几年书本，比他们在城市多喝了几年自来水。
　　 不久前的一天我回老家还没坐稳，一个小学时的同学带着十六岁的儿子来让我帮助找工作。我说孩子这么小，应该让他上学啊。同学说，不是读书的料，早早挣钱成个家算啦，再说在家种地也不行。我说，农业税免了，还有补助，你知足吧。同学说，不是我不知足，是真的种地没有出来打工合算，粮食涨价不假，可化肥农药也噌噌跟着涨价，种一亩地辛辛苦苦一年也就是落一千五百多，到外面打工一个月就一千多，找到好活儿钱更多，你说哪个合算？
　　 是啊，如今的农民不仅知道市场，也懂得了经济，他们的脚步已经走出了祖辈赖依生存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已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至于土地和粮食，我那个小学同学的话就很有代表性，他毫不在乎地说：有了钱谁还在乎那二亩地？
　　 同学的话让我感叹不已。物质的胃口总是随精神的胃口扩张，而精神的胃口又总是调动着物质的胃口。曾经热闹的村庄如今阒然寂静，支撑村庄的是老人、女人和孩子，而壮年人都一窝蜂地奔波在渴求的路上，对于地里的庄稼远早已没有当初的热情和精心。离开村庄时，我与村里几个外出打工的年轻后生挤在奔向城市的客车上，虽然我不熟悉或不认识他们，可他们还是礼貌地给我打招呼，有两个还自报家门介绍他们的父母是我少年伙伴或同学。这些似曾相识的后生是我们村庄的未来，本是在教室安心读书的年龄，却较早地拥抱了土地之外的诱惑。他们饱满的青春面孔，与我当初离开村庄截然不同，我那时兴奋中有淡淡的忧伤和留恋，而他们满怀憧憬又说又笑，好像不是去出苦力，而是去开心旅游。车窗外的田野吸引着我的视线，虽然灼灼桃花点燃满地春意，可绒绒的麦苗则是那么无助地在乍暖还寒的春风中摇曳着单薄的躯体，像农民工们一个个在城市街头新奇茫然的表情。其实在城市人眼里，农民工们就是一块块行走城市里的土地，只是所生产的粮食已不再经过口腔的咀嚼和肠胃的消化。虽然他们已经离开土地，从事的不再是田地上的工作，可“农民工”的身份依然难以与城市坚硬的水泥融合。
　　 城市渐行渐近，林立的高楼大厦已在田野尽头兀立。田野即将退出我的视野，我放松的心就莫名紧张起来，紧张的城市生活已让我对高楼大厦产生条件反射（抑或是我残存的小农意识作怪？）。而我的年轻同乡在旁边兴高采烈地唱着《桃花朵朵开》，都一脸幸福状。可十多天后村里传来消息，村西一个小伙子在定州给人家修建楼房时从六楼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他的家庭经济还算不错，年前定下了亲，准备三两年成家，本来父母不同意他外出打工，可在家种地又没有多大意思，没有想到十九岁的生命遽然凋谢于他乡，而且出事后包工头百般推卸责任，想以两万元了事，双方争执僵持，还没有处理结果，死者的母亲就精神惶惑起来，像祥林嫂一样在村里见了人就反反复复一句话：还不如让孩子在家好好种地哩。
　　 放下电话，我心里五味杂陈，就想，这也许是偶然事件，可又觉得似乎也是“必然”，因为我不断从媒体报道中看到，在许多矿难和恶性事故中遇难的大多是农民工。据我所知，农民工绝大多数从事的都是苦难险累的工种，是许多城市人宁可在家休息也不愿意干的活计，而且工资和待遇也相对较差，甚至有的出了事故工伤包赔也有差距。看了类似的报道我就生气。由土地上的“农民”而变为城市的“工”，除了主观经济利益追逐外，有多少命运系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后果，是他们离开土地后卑微廉价的结果？还是社会没有来得及营造他们扎根的土壤？但无论如何，从我的历宗历祖到现在的父老乡亲，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是社会的土地，用血肉之躯为一个个给他们希望的人铺就走向成功的台阶；他们是社会的粮食，用汗水和苦难滋养着社会的肌体。如果不是沾了体制的光，现在我也应该是一个农民工，虽不至于像我的先祖那样在乱世里苟全性命，至少也像我众多的乡亲一样为生计而奔波。所以，不管别人如何，我对“农民、土地、粮食”三个词比较敏感和关注，尽管我现在安稳地生活在城市，尽管我是一个平民百姓，但有一个理由足以让我不敢迟钝和漠视，因为我是农家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