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于老师带我逃到河边去的。那条河并不宽，但那个晚上，它成了一条救命的河。那一年的春天天气偏暖，冰封了整整一个冬天的河面竟早已化开了大半，河面上星星点点地袒露着不少遍布河卵石的干地。我们趟水进去，棉裤都湿透了，却浑然不觉。因为，在我周围，空气燥热温暖，就如同炎炎的盛夏。
　　 多年以后，通过各种媒体，我看了不少人们对五月七日那天晚上关于那场山火的分析报道。有数字说，那天晚上，火的行进速度至少不低于每秒十五米，火场中心的温度有上千度，火和风互相借势，风力远远超过八级。整个火灾中，留在大兴安岭火场上的二百多具尸体，大多是红彤彤的，那是因为，大多数的死者是被烤死的。因为如此大面积毁灭性火灾的罕见，许多传统的逃生方式遭遇到了挑战。比如说，有些人逃到为储存过冬蔬菜而挖的地窖里，想躲过地面上的火，却因窒息而死；有些人，把身体埋在水里仅露出嘴巴来呼吸，结果，因火场温度过高，火并没近身，人却被活活地煮死了……
　　 我是幸运的。尽管经历了那场山火，但我一具尸体也没看到。在去往大河的路上，于老师一直捂着我的眼睛。可即便她不这样，我的注意力也不在那儿。瞪着六神无主的眼睛，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妈妈。
　　 妈妈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她当年头发乱蓬蓬哑着嗓子东张西望到处喊我名字的情形。我记得，后来她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我感觉到她和我一样也在颤抖，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妈妈比我更像一个受惊的孩子。
　　 然而现在，奔走在返乡途中的我，再次回头去打量当年的自己，那个年仅十二岁的，在河边颤抖着哭泣的小姑娘，我知道那时自己的哭泣，仅仅是因为恐惧。那时的我是不会懂得那个恐惧的夜晚对我、我的家乡、亲人们，都会意味着什么。
　　 是的，那时我不会知道，在自己的生命中，因为有了那个晚上，家还有家所在的林场，以及所有镌刻童年记忆的物件都化为了灰烬，自己以及自己周围的孩子们，就这么成了一个童年记忆暧昧不清的人；我不会知道自己的祖辈、父辈、自己以及自己的下一代孩子们，他们那原本该按部就班的日子将由此改变；不知道，那片山林，还有那场山火，会在我后来的日子里，反反复复地、不断地进入我的梦境，我现实的日子，如影随形……
　　 那梦境是在提醒我么？提醒我，自己是大兴安岭的孩子，无论将来走多远，回不回来，几时回来，永远都是。
　　
　　 二、大兴安岭
　　 一九七五年。阴历的九月十五，我在大兴安岭出生。
　　 妈妈说，我出生的那个早晨，她在睡梦中因感觉不适而醒来。家中没人，她就自己出去找人。结果，在回家的路上，让那个被找来的给我接生的奶奶担心了一路，“要乖啊，要乖，千万要等到我们到家后你再来呵。”那奶奶一路上都在不停地念叨。
　　 可妈妈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她后来和我解释说，因为她是医生，她最见不得的事情就是一个人在面临痛苦的时候丧失掉尊严。所以，尽管那是她第一次面临生产，她还是留意到了一些细节。“你出生的时候，刚过早八点，隔壁的邻居都去上班了。周围特别安静，我一个人躺着，看见窗外灰蒙蒙的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儿，就想：天，怎么这么快啊，今年的第一场雪就这么又来了啊。”
　　 妈妈因此给我起了晓雪这个名字。当后来，当我需要解释自己的名字给亲近的人听时，曾向他们描述那一天的情形，但几乎没人相信。他们几乎都在向我表达疑问：“真的？你们那儿，阴历九月就下雪？”
　　 是啊，谁会信呢。我们谁，不是在用自己的经验对道听途说做真伪判断呢？
　　 对那些我在离开故乡后结识的友人或亲人们来说，大兴安岭或许仅仅是个地域概念吧？当他们仅仅因为我而关注那里，他们都会想到什么？中学课本上做了需背诵标志有可能在考试中以填空的形式出现的知识点？还是时髦地理杂志上配发了风光图片和煽情广告词大力推荐的新兴旅游景点？再或者还会有诸如“莽莽苍苍”、“峰峦叠嶂”一类的形容词，以及她们受这些词语蛊惑，从各自经验出发，而在自己脑海中生发出的静美图画吧？
　　 在他们的图画里，会有人么？生活在那里的人。
　　 那里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土著。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有许多人死在了那里。有许多人的死，是为了那里的开发建设，是牺牲。而其实，又何止是他们？对于在那儿出生的我们，还有当年坚信人定胜天，豪迈挺进那片千古蛮荒的山林去战天斗地的我的祖辈、父辈们，难道，他们就敢说自己真正认识那里么？
　　 那片山林，她一直在那儿。浩渺深邃、神态端凝，她体恤地打量着我们，看着我们徘徊在不断认识她的路上，前行、折返、前瞻后顾、左顾右盼，这条路到底有多长？我们到底还要走多久？
　　 大兴安岭是我国最大的林区。整个山脉面积二十二万平方公里，比江苏和浙江两省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她面积中最大的部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另有部分位于黑龙江省辖区。她的木材资源十分丰富，直到现在，木材蓄积量依然占全国的六分之一。这片自西南向东北的原始森林，绵延数千公里，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抵御着西伯利亚的寒流和蒙古高原的旱风，因为它的存在，使得松嫩平原和呼伦贝尔草原较同纬度的地区，气温升高，降水增加，利于农牧生产，延缓土壤沙漠化进程。同时它还是黑龙江和嫩江等这些河流的水源涵养地，努力护卫着那里肥沃、松软的黑土不至于被雨水冲刷、带走……
　　 历史上，在那儿生活的人，只有鄂伦春、鄂温克春等一些少数民族。他们以原始狩猎的方式和她和谐相处。我们国家对那里的开发建设，一九五二年正式上马，而我们家，是六十年代末去的那儿。爸爸从内蒙西部，跟随成分不好去支边的爷爷，妈妈则从上海，作为参与北陲建设的知识青年。
　　 “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爸爸会不在家？”我小时候常对此耿耿于怀。
　　 “你生在内蒙大兴安岭林区，而爸爸那时已先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去了。那儿开发晚，条件更艰苦，我们叫那儿北三局。是在你满周岁后，妈妈才带你去那里的。”妈妈说。
　　 北三局指的就是：西林吉（漠河）、图强和阿木尔。那里是后来五?七山火的重灾区。从我记事起，我们的家就在那里。
　　 现在，当我回望，出现在脑海里的画面永远是冬天。
　　 是的，冬天，大雪纷飞，白山黑水，干冷干冷的冬天。铺天盖地、厚厚沉沉的积雪严严实实地覆盖着远山近树，冰封的河面以及错落的人家，恹恹地泛着灰蒙蒙的光泽，没有一丝风，雪已静静地下了整整一天了，却依然没有任何要停歇的迹象，还在纷纷扬扬，无声地飘落着。这雪花儿，它们来自同样也恹恹的，灰蒙蒙的天空，是它们的来途去路使得天和地浑然成为一体，放眼望去，你无法分清天地万物的界限，你将愿意相信自己不过是天地间一片又轻、又薄、无足轻重的小雪片儿。
　　 不过，若停留久了，你就会发现家家户户烟囱里滚滚升腾出的条条气浪，它们在灰白的背景下，颜色略浅，袅袅地在风里飘拂游走。那是升腾的炊烟，是沸腾的人间烟火！在它的跃动里，你会看到春天，她是个慢性子的小姑娘，总在人们的翘首以盼中，迈着四方步走来，积雪会哗哗啦啦地唱着歌儿慢慢消融，达紫香会在积雪未完全撤离的山林间绚烂怒放，把漫山遍野变成粉丹丹、热辣辣的花海；紧接着，明亮、舒爽的夏天会缓缓而来，正午的阳光会渐渐不再偏斜，傍晚八、九点钟时太阳还懒在西面的天上，执拗着不肯离开；可即便如此它也敌不过热烈、急躁的秋天，蓊郁的林间会扬起它阵阵急行的足音，仿佛一夜之间，他们就到了，满山遍野的杂交树木会层林尽染、红色、黄色、绿色，铺头盖脸地就给群山套上了五彩的花衣裳；可这花衣裳太金贵了，没几天，它们零落成泥，了无痕迹了。不觉间下了霜、下了冻，晚生的农作物还有满满的一包劲儿没来得及使出来，就被目瞪口呆地冻死在田间地头，因为在它们周围，四季已又开始了一轮流转……
　　 是的，那就是我记忆中的大兴安岭，我最早的家便在一座仅有一百来户人家的小林场。它陷落在莽莽林海的怀抱里，显得宁静、孤单、整齐划一。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大人们习惯用“五户平均”来描述自己的住房。那是因为林场所有的家属房差不多都是同时、统一建造的，每一栋房子的外观都一样，齐齐的一列，被均匀地分成五等份，安置着五户人家。在林场，差不多所有人家的房子都完全一致，都是五户平均的一个单元，两间屋子加一个厨房的格局。
　　 尽管一共也没几栋房子。可我小时候也常常会找不到自己的家。站在别人家的门口，抽抽噎噎地抹着眼泪，因为所有的房子都太类似了，包括大门、院子、房子和房子间的胡同等等。
　　 所有人家的日子也都大体类似吧？
　　 所有的爸爸妈妈们都在一个单位的不同部门工作。谁家来了亲戚、谁工作变动、免职或升迁、商店新来了什么紧俏的物品了、学校新分来老师了……新鲜的消息并不多，传播的速度却极快，都是口口相传，像风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就迅速地铺展着远去。当然，还有我们呢。那时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在同一所小学的不同年级里上学。不是完全小学，因为有的年级根本就没学生。就是有学生的年级，人数也不多。比如那时我们班，就只有程永林、杨盈和我三个学生。
　　
　　 三、于老师
　　 几排整齐划一的房子让林场呈现出规则的长方形。位于这长方形中心的是一大片广场。学校办公室的房子和林场机关的房子恰好各居这长方形的两端，彼此遥遥相望。而位于另外两端的，则是学校的教室，以及商场、粮店、仓库等一些公共设施。
　　 学校办公室那排平房最东端的那一间，就是我们于老师的宿舍。
　　 小学五年，我一直在那儿读书。相对于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学生来说，老师并不算少，因为流动得非常频繁。记忆中有过好多像于老师这个年纪的老师，我们还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呢，他们就调走了。可于老师一直没有。教我们的时候，她就已在林场教了三、四年书了，后来又从一年级开始带我们，把我们带到小学毕业。
　　 “我还记得第一次来上课，等在敞开的教室门口儿，听着学生在里面起立唱歌。一首歌儿一首歌儿地唱过去，我还是在等，心中就觉得人没到齐，可后来，我看见靠窗户的那一侧，学生看我的眼神儿都不对了，才犹犹豫豫地走进去。天，一进去才发现，原来教室里一共就两套桌椅，都坐着人了，要等的人，除了我，还有谁？”于老师曾不止一次地和我讲起这件事儿。每次讲的时候都呵呵地笑，头不断地仰起又垂下，画着弧形的圈儿，很沉醉的样子，仿佛那天的情景永远历历在目。
　　 是的，当后来我离开了那儿，想于老师，首先想起来的，总是她的笑。她是个那么喜欢笑的人啊。她的笑，总是那么轻易地就感染了我。
　　 她个子不高，很瘦弱，混在我们学生里，你一打眼看过去，都会搞不清到底谁是老师谁是学生。她是近视眼，而且据说度数还不低，却是除了看书绝不肯带眼镜的。于是，当抬头看远方，她总会眯着眼睛，看着，看着，渐渐地，远方的景物被她捕捉清了，她眯着的眼睛也就终于可以放松了，这时，她的眼睛里就会亮亮地泛出一层迷离的光来，笑容也会在此时迅速扩展，从目光移向了嘴角，笑意渐深，渐深，渐渐地，就要有呵呵的声音从嗓子眼儿里被她挤出来。
　　 而站在讲台上呢，她的笑则是变幻莫测的。把笑意憋在眼底，紧紧地抿着嘴巴，她直面坐在座位上指手划脚、信口开河的我们，来回踱着步，不时欣慰地微笑点头，或高深莫测地微笑摇头，偶尔我们闹得太凶了，她便要板起脸来，“嗯……无法无天了么？”她用鼻子轻轻地哼着，目光突然锐利了起来，一圈圈地扫视着我们，我们都怯怯地大眼儿瞪小眼儿，心里急急地打起小鼓，然而只一会儿，当我们再抬头，就会发现她早在那儿弯着腰笑软了，此时的笑声将会随着肩膀的抽动，被她筛糠一样地筛出来……
　　 她的家，在另一个林业局。据说乘直达的通勤车都得五个多小时。除了寒暑假，她几乎不回去。听妈妈说，她父亲曾是个很有名的伐木劳模，因生产事故于一九八三年去世。母亲带着她最小的弟弟再嫁去了关里。所以她那时回家，回的不过是已经结婚的姐姐家。她是从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分配过来的。在林业局，她有许多同学。可和她一样在林场教书的，却并不多。
　　 每逢统考前，或教师节，总有领导从林业局来慰问。我记得有一年，来了几个团委的领导，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大眼睛的老师离开了主席台坐到她身边去。她们互相拖着手，亲热、熟络、嘀嘀咕咕地攀谈了很久。离开的时候，那个大眼睛的老师向大家解释自己和于老师是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张校长，”那老师高声笑着，挑起一根手指来指点我们的校长，“你看，领导们多支持你的工作啊。你就偷着乐去吧，于云霞可是当年我们班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啊。”
　　 后来慰问结束，林场和学校的领导要陪慰问的领导去吃饭了。那个老师拖着于老师的手劝了好久，旁边的领导们也热情地帮着腔儿。可于老师却死活不肯，一会儿说要照顾学生，一会儿又说宿舍里已做了饭。虽然听起来，她的每条理由都站不住脚，说得也力不从心，但到底还是她坚决的态度，让领导们放弃了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