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不和他们去呢？”后来我问她。
　　 她瞪起眼睛看我，目光里晃出一阵猝不及防。可只一会儿，这反应很快就被呵呵呵的笑声取代了。“我才不去，那种饭，也吃不饱。”她漫不经心地就把我打发了。
　　 于老师教过我们许多歌儿，并不都按照当时的教材。那时我们学校里只有一台脚踏风琴，很旧、很笨重，脚踏板儿都有些活动了。于老师是学校里唯一会演奏那风琴的人，全校的音乐课都是集中到一起上大课，由她来教。上课时，她的演奏常常会因为脚踏板坏掉而终止，瞪着眼睛，她似乎还沉浸在音乐里，有些愣神儿，飞扬在空气里的音乐却突然窜出一个荒诞的滑音儿，随即琴声戛然而止。我们则次第收声，装模作样地朝脚踏琴的方向探过头去。总会有男生在此时应运而生，迅速起身，到处朝大家扮鬼脸儿，让满教室的学生为此哄然笑成一片。
　　 她应该是很喜欢那些前苏联歌曲吧？我还记得课间时，当不再是为了教学而演奏，她手下流淌出来的总是那些歌曲：《小路》、《灯光》、《山楂树》、《三套车》、《纺织姑娘》……许许多多这类的歌儿，我初次听到都来自她。以至到了今天，一听到这样的曲目，我脑子里总会闪现出那间空旷的教室，那教室里的她和我，还有起伏在那音乐声里的因脚踏板儿运行不良而发出的吭哧、吭哧爬坡儿一般的风箱鸣响。
　　 学校里有许多同学都非常喜欢她。在我们班的三个学生里，我成绩没程永林好，也没张盈那么漂亮，那么大方得体。和她相处，我总是笨拙的、敏感的、小心翼翼的。然而，为什么却是我和她走的最近？她一个人住，很孤单，周末时常邀请我去她宿舍做客。是因为知道我崇拜她么？那时候，我盼望长大的理由之一，就是能早点儿长成一个像她那样的人。
　　 再或者，她愿意接近我，是因为喜欢我的妈妈？发现这个理由让我无法不沮丧，但这却是可以说得通的。因为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闲聊时，她最喜欢问一些有关我妈妈的事情。
　　
　　 四、妈妈
　　 一九六零年代末到一九七零年代初，先后有五万多名知识青年从北京、上海、浙江等地来到正开发建设的大兴安岭。我的妈妈就义无反顾地走在这样的人群当中。
　　 十七岁。初中毕业。浓密、乌黑的头发被自己一丝不苟地扎成两条粗壮的长辫子，并小心地摆放成一根垂在胸前，一根向身后别去的经典样式。在为了离开上海而特意去拍的那张二寸照片上，她微侧着脸，眼睛里流泻出的笑意和盈润的脸庞一起，泛着明亮、坚定、鼓舞人心的光芒。
　　 然而，你只需略略用心，就不难发现这光芒的实质。在没有彩照的年代里，请照相馆的师傅人工上色，妩媚的粉红在颧骨处被仔细晕染开来，少女的纤弱和单薄被成功掩盖，渴望长大、渴望独立的心情却得以彰显。而那张照片，就纤毫必现地把这一切的掩盖和彰显都永久地定了格。
　　 曾有好长一段时间，那张照片上妈妈的表情，都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十五岁那年的暑假，在姑妈家，我因为要读高中即将开始住校生活。妈妈说，这意味着我长大了，该学着自己打点行装了。可我没能被妈妈的激情鼓舞。相反，却发现自己的心像长了草一般的愈加慌乱，一刻都无法安静下来，却也一丝收获也没有，像只没头苍蝇一样的屋子里窜来窜去，一会儿觉得什么都想带，一会儿又觉得其实什么也无所谓。
　　 “妈，当年你离开家时，都带了些什么？”妈妈埋怨我，我就去问她。
　　 “我，我哪儿有你这样的福气！”妈妈正在给我缝制小垫子，兀自飞针走线，头都不抬，应答的语气云淡风轻：“我当年走的时候，你姥姥是不愿意的，没被拦住就算万幸，还能指望有人帮我收拾行李？什么不得自己想着啊。不过，要说起我那时做的最得意的事儿，”她抬起头，大有深意地看着我，“应该就是我去拍了一张二寸彩照，留作纪念。”
　　 妈妈说这话时的眼神我一直都记得。当后来我在外面的世界里渐渐长大，脑海依然会浮现起妈妈那大有深意的眼神以及她那张宝贝二寸照片。我常为此困惑：当年，十七岁的妈妈，她刻意要去打理自己的形象，然后，再带上自己打理后的结果――那张二寸照片一起踏上离家的路，她是不是想以此来鼓舞士气，并同时平息自己对未知一切的恐惧或忐忑？
　　 可是，那经过润色的美好，它的力量就足够么？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在大兴安岭首府加格达奇火车站，从闷罐车里探出头来，才发现自己已来到了另一片天地。几天前，从家乡出发时，还是满眼的灯红酒绿、秋色浓郁的都市风光，而彼时的大兴安岭，却早已是人烟稀少、白山黑水的一片冰雪王国了。
　　 可那儿还不是目的地，还要再转汽车，再次进发，向着密林深处。
　　 宿营地安扎在原始森林里，是部队建制，五顶帐篷就是五个排，加上连部和食堂的帐篷，一共七顶，被莽莽林海包围。除此之外，周围方圆几十里不见人烟。到的时候是晚上，没电，只能点起蜡烛。在烛光里一遍遍地打量自己将要住的地方，是十几个人的大通铺。从此以后，这不足两平方米的铺位就是自己睡觉、吃饭、学习的地方。再想起吃饭时排长介绍的情况：伙食是每月一斤大米，八斤面粉，其余全是粗粮，菜是著名的三汤：白菜汤、土豆汤、海带汤。而每天的的日常生活，除了跑步、训练之外，就是打柈子——把树木修剪掉枝桠，锯断、劈好，做成容易烧的柴火，整整齐齐地一摞摞码好……
　　 有人开始哭了，先是压抑的、遮遮掩掩的，渐渐地，有了互相的感染和鼓励，渐渐地，从一个帐篷传到了另一个帐篷，从啜泣变成了哀嚎。如决堤的河，在瞬间汹涌，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你也哭了么？妈妈，在那个晚上？”
　　 妈妈从不给我讲她当年插队时的故事。只是，几年前，有一次我回娘家，和妈妈一起看电视，偶然撞上一个有关知青重返第二故乡的电视专题。她看得有些忘情，竟和我讲起了自己当年初去大兴安岭时的情形。只是面对我的上述疑问，她没了反应，迅速地看了我一眼，她就闭紧嘴巴，再也不肯和我继续这个话题了。
　　 是的，这就是我的妈妈。她和我们周围的许多人都有些不一样。这一点我很小就知道。小时候，我们家在林场时，家家户户都用木杖子围起自家院子，而相邻的两家之间，则会特意留出一段儿空隙，方便互相走动。但我们家从来不，我们家的院子始终严严实实的。事实上，不仅如此，连我们家门的意义，对妈妈来说都不过是为了往来于家和单位之间。她从来就不串门。从小我就很羡慕那些家里总热热闹闹有同学在一起做作业的同学，却一直无人愿意到我们家来。而原因呢？是妈妈把家收拾得太干净，还是她太不热情？我说不清。但有一点却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原因一定是因为她。
　　 爸爸一直管点儿事，很在意和周围人的相处。曾有一次，我听见他们在讨论这件事儿，听得出来，爸爸是有些埋怨的。但妈妈还是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这辩解，这语气，我都太熟悉了。因为她也这样面对我的抱怨。她安静地看着我，直面我激愤的情绪，好半天，才不急不徐地说：“别人能这样，就意味着你也可以了么？你只能是你自己。”
　　 “要我说，你妈妈这一辈子，其实就是让赞扬给害了。她呀，从小就生得美，人又乖巧，总被真真假假的赞扬包围着，难免虚浮、不切实际，打肿脸也要充胖子，天大的事情也没面子的事儿大。别看她不讲，其实争强好胜的心是在她骨子里的。她这样的人，日子其实是过得最苦的！”这是我的姨妈对我妈妈的评价。说这话是在我度蜜月时。
　　 本来我没准备去见姨妈的，却不知怎么被她知道了，打了好几次的电话，十万火急地催我去。她已离休，老伴儿也不在，一双儿女，也都去了海外。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只有她一个人。见了我，拉着我的手，顿时上来了情绪，可不想说来说去说了一个晚上，话题却反反复复总也绕不开我的妈妈。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妈妈家没亲戚，因为从来没人走动。姥姥姥爷在我年幼时就不在了，而妈妈和我的姨妈――她唯一的姐姐，曾有过二十多年不相往来的历史。她们姐妹反目，是因为当年妈妈在大兴安岭时，因自己不肯返城，为表决心，撕碎了家里给寄过去的调令。这一撕，差点儿把在辽宁插队的姨妈也给耽误了。
　　 她们姐妹间的僵持是近几年才慢慢松动的。也不过是两家人偶尔礼貌性地打打电话，姐妹俩本人却都不肯积极主动地创造机会见面。就是偶尔接到对方电话，双方也都讪讪的，没话儿找话儿说。
　　 最后一次有机会返城那年是一九八零年，彼时我已五岁。妈妈在内蒙时因推荐读完了工农兵大学，成了一名大夫，却又为了爸爸从内蒙的林业局医院调到黑龙江的林场小卫生所。每天都忙忙碌碌的，有时就寝之后，也会被敲门声惊醒，在爸爸的陪同下去出夜诊。
　　 “妈妈为什么要留下来？”我曾不止一次问过他们。
　　 “思想积极呗。当年林场一共就给三个人涨工资，都不能少了你妈妈。”爸爸对待我的疑问，总是哈哈。而妈妈，则嗔怪地看我们，“要是我走了，你们怎么办？”
　　 “嗨，”爸爸来了兴致，“当时你的同学里假离婚的还少么？”
　　 “那叫什么办法？”妈妈用鼻子哼着，满脸的不屑。这不屑当然就是她要放弃和我们继续探讨的标识。
　　
　　 五、程长江
　　 林场中，如于老师一样的年轻女孩儿大都对我妈妈有兴趣。而那时我的兴趣却在周围。那时我幻想自己是程永林，或张盈，因为我更愿意做他们父母的孩子。
　　 程永林的父亲是我们林场的场长。林场虽小，却五脏俱全，不仅仅包括一线的伐木工队，其它如小学、卫生所、商店、派出所等等，都归林场统一管理。所以，程永林的父亲就是我们这一百多户人家的父母官儿。
　　 他高大、健壮、走起路来腰杆笔直，只是宽宽的肩膀有些摇晃，但幅度并不大，增加了气势，倒也还不显得张狂。若是走在人群里，很自然地，就成了众星捧月的焦点。若是和别人边走边谈呢？谈着、谈着，偏过头来，来回四顾一下，就有了一览众山小的架势。
　　 据大人们讲，他的脾气是不好的。较起真来，和自己上层的领导也敢拍桌子。而据程永林说，有时他和哥哥打架了，由他妈妈处理，往往只需撂出一句话：“别惹我啊，惹火了我，我告诉你爸去！”程的妈妈是先天性哮喘病患者，常年老病号，无法做家务不说，说话都有气无力的，但就这么一句无力的话，却足以震慑住孔武有力的程家两兄弟，是因为，他们的爸爸打起他们来，那可是动真格的。
　　 “裤腰带蘸了凉水去抽人，你们见过没？对你们，不用抽，只要听听皮带抡起来风的声音，就能把你们吓得直哭！”程永林有一次和我们说起来，梗着脖子，红着脸，举手做抡鞭子状，小眼睛随着手的比划一顿一顿地瞪大、瞪亮，盛满恐惧。这表情让我们充分相信，他对自己每次的挨打，都是刻骨铭心的。而在听的我和张盈呢，也觉得头皮一阵一阵地发紧，仿佛自己就要被抽中了，心下一凛，头早不由自主地向后让了过去。
　　 可这毕竟只是听人说。毕竟皮鞭抡到我们头上的情形从来没发生过。而通过我自己的眼睛看到的却是：程的爸爸，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亲和力的。先不用说他看见我们时展露出的笑容，以及偶尔来学校讲话时的好口才。就是周围的大人们讲起他来，都非常带劲儿。
　　 比如，人们提起他，是为了给别人以信心：“你别不好受。要不，我帮你找找程长江吧。”
　　 一个是劝慰，手被对方攥着，热热地，贴着心说。
　　 “那行，这事儿就麻烦你了。”被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继而表情松弛，手攥得更紧，心却踏实了。
　　 表达绝望：“这事儿恐怕没辙儿了，连程长江都说不行了。”说话的人满脸沮丧，话一出口，顷刻间就变成了大家的面面相觑、沮丧满脸。唉声叹气的调子由此开始，绵延不绝。
　　 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被用来面对质疑，增强说服力。
　　 “真的，假的？”一个在怀疑。
　　 “你不信我，还不信程长江？程长江说的啊！”另一个脸红脖子粗，腔调七扭八转地提高起来。
　　 “哦。”怀疑的顿时不吭气了。点着头，若有所思。
　　 所以你看，一个人的名字都可以如此赫赫响亮的福祸相依，该有多威风！
　　 他是场长，可这职务却是没人叫的。正如真正的将军，在现实生活中从不佩戴勋章，若是有一天，你突然看见他戴上了，那很可能是因为他即将离休或退居二线了。
　　 背地里，大家都喜欢直呼他的名字。而当着面，则要刻意地去回避称呼他。若是路上遇见，离得还很远，就会开始微笑致意，太远了怕看不清，笑的就有些夸张，却也恰好铺垫了敬畏的色彩。他也会远远地迎上这笑，不怒自威地含笑点头，若是不忙，他会站下来，和你闲话几句。若是忙了呢，一边点着头，一边就继续迈着大步子，转眼就从你身边晃过去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的父亲，他是副场长，却总被人有意抹掉这个副字，用姓氏替代，变成了刘场长。人们也如面对程长江一样，离很远就开始和他打招呼：“刘场长，吃饭了么？”“刘场长，上哪儿去啊？”虽是疑问，但没人在意有无答案或答案如何。看似全在废话，却因说话的双方都有耐心，显出了自然、家常、亲切生动，也是自成风景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