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他从不打人，不拍桌子。他语气温和、客气。最急躁的时候，不过也只是涨红了脸，不停地去扶自己的眼镜框儿。可扶过了，红过了，话一出口，依然还是慢条斯理，一副急死人不偿命的架势。
　　 林场的人对待他们的态度有谄媚的成分么？这内容当年的我是感觉不出的。而现在的我呢？现在我已成年，经历了坦诚和虚伪、管理和被管理，再回头去审视琢磨，似乎也没能感觉出其中的令人不快的深意。是程长江和爸爸他们都真心地爱岗敬业，受人敬重？还是那时的人，都单纯、透明呢？
　　 曾有人说，他们两个一文一武，是最合适搭班子的。那些年，我们的小林场声名远播，先进是年年落不下的。当然，当时的我对这种“性格互补成就最佳拍档”之类的说法也全无兴趣。我对他们的兴趣还是来自于他们对我们说什么，以及说得怎么样。
　　 我爸爸显然是不行的。他倒是也喜欢和我说说他过去的事儿，但对我来说吸引力不大。他是六六届高中生，工作前是学生，他的故事中只偶尔能闪出些什么排演个活报剧、参加个俄语比赛之类的小花絮，都是好学生的锦上添花，没多大意思。而程长江则不同，他就是黑龙江人，出生在小兴安岭，是转业的铁道兵。在林场工作前，他在大兴安岭曾修过五年多的铁路。
　　 一九五二年国家开始正式开发大兴安岭后，曾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八年两次被恶劣的高寒逼出禁区，开发项目被迫下马。直到一九六四年，解放军铁道兵第三、六、九师，八万多官兵进军大兴安岭，会同林业职工一起搞会战，才最终取得进军大兴安岭的全面胜利。铁道兵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在大兴安岭修建了将近八百公里铁路，三百多指战员为此牺牲。也就是说，在今天大兴安岭的铁轨下，平均每两公里，就有一个铁道兵指战员长眠于此。
　　 这些信息，我是长大后才渐渐知道的。而其实更小的时候，我最早听到的有关铁道兵在大兴安岭的故事则来自于程长江的讲述，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比这些呆板的信息要生动、鲜活、激动人心得多。
　　 “那时候，我们有个口号说，‘死任务，活时间，累弯了腰也要多修路’。那时候我们一门儿心思只想尽早把铁路修进大兴安领，把这儿的木材运到祖国各地，支援国家建设。那时候，所有的施工基本都靠人力……”
　　 “住宿，是真正的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听老兵讲，有个战士探家，一下子就吃了三盘子青菜。我们那时只有过年才吃一次青菜，许多战友的手、腿都肿胖胖的……”
　　 他还给我们唱过一首当年他们铁三师的歌儿：林海雪原摆战场，高寒禁区练兵忙，我为革命修铁路，红心似火志如钢……
　　 我现在都记得当年他唱歌儿时的情形。仰着脸，音量偏低，胸音厚重。他是要在歌声中，重温自己当年和众多战友一起战天斗地、引吭高歌时的豪情么？
　　 被人群淹没，也被人群成全？
　　 我是在他的讲述中才开始意识到的，原来，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有周围的人，竟然都那么雄伟、那么神奇。
　　
　　 六、张婶
　　 如果说，我希望自己能成为程永林，是因为我想有个见多识广、令人高山仰止的父亲。那么，想成为张盈呢？是因为她的美丽、出众，还是因为她能有个心灵手巧的妈妈，帮她成全了自己的美丽和出众？
　　 夏天，傍晚，我和张盈一起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张盈又穿了一件她妈妈新给她做的罩衫。天蓝色，束腰，颈前是两片白色的铜盆领，身后是一行白色的球形扣儿，泡泡肩，七分袖，袖口被松紧带微微一收，不仅利落、飒爽，有风拂过，还能蓬蓬松松地鼓涨起来，就像欣欣然，徐徐张开的翅膀。但凡是个女孩儿，若能穿上了这样的衣裳，都会不由自主地飘飘欲仙起来吧？
　　 二十多年后，我也有了自己的女儿。要过六一了，我去给她买礼物。结果，在商场，我竟看到了一件和张盈当年那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罩衫，它，被穿在一个娇俏可爱的芭比娃娃的身上。
　　 如同被钉在了那儿一样，我承受着芭比娃娃高傲微笑的打量，一步都挪不动了。陷落在往事中的我，并不全是对年少时光温情的追忆，更多的还是感叹，感叹张盈的妈妈，她竟对服装有那么卓然不群的眼光和手艺。
　　 当年，当我披挂着妈妈给我买的行头和张盈同行，不要说和漂亮沾不上边儿，就连合体都谈不上。人是衣服马是鞍，张盈，她能永远自信满满，永远仰着脸、抿起含笑的嘴角。我却不能够，我只能耷拉着脑袋，皱着眉头，满腹心事。我觉得优雅的张盈就如同一朵怒放在艳阳里的大丽菊，而我呢，我是低垂在这花朵旁的那棵被阳光晒蔫了的狗尾巴草儿。
　　 我们并肩走在路上，路过商店。一辆大卡车停在那儿，车拖斗上绑了好几个大喇叭，又在那儿反复地广播：“彻底清除自流人员，整顿林区人口秩序……”
　　 小心翼翼地偏过头，我偷偷去打量张盈。她丝毫不为之所动，仿佛什么也没听见。阳光正好，她正心情明媚。是啊，有谁会想到她们家是“盲流”呢？若是那会儿，有人路过，看到我们两个，会觉得张盈的妈妈是上海知青，而我，是出身“盲流”之家吧？
　　 “盲流”，是一个在今天已渐渐销声匿迹的词语。它的本意是指盲目流入人员。小时候，在我的家乡大兴安岭，他们成千上万，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他们是那里社会地位最低下，生活质量最低的一类人。
　　 听我爸爸说，早些年进入大兴安岭是要办边境居民证的。后来渐渐放开了。而这儿的珍禽异兽、中草药材、金矿，以及林木资源等等，是许多“盲流”们瞄准的目标。他们都曾是在册的中国人，户口在原籍，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背井离乡从四面八方自愿变成没户口、没粮食关系、没固定工作的人，来大兴安岭讨生活。这些人中，单身汉有一些，大多都拖家带口，因没房子住，有不少人就住在了山上，钻进林子里，搭个窝棚。起灶的炊烟一冒出来，就表示又有一户人家到大兴安岭暂且安顿了。
　　 张盈家的条件好一些。他们家来得早，已渐渐站稳脚跟。他爸爸在山上伐木工队打零工。她的妈妈，我们叫她张婶，开始就是持家，因为家里有各差两岁的四个女孩儿，家务事实在繁重。但及至二女儿张盈上学，孩子们已能大的领着小的，一个拉扯着一个，勉强可以空出人手来了，于是，她妈妈就开始收衣料，在家里帮人做起衣服来。
　　 张婶家做衣服并不挂招牌。林场人少，且她们家的房子也非常好找，是自己盖的，板加泥的构造，独立于我们五户平均的一趟趟房子之外，分外抢眼。没做多久，她们家就和林场的商店、卫生所一样的，成了带有标志性意义的公共场所了，这都是因为她妈妈的手艺实在太好，连周边林场都有不少人乘车专程来找她做衣服。
　　 她们家祖籍广西。家里人的长相都有马来人种的典型特征：蹋鼻子、大嘴巴、眼窝深陷、皮肤黝黑。但相比起我们那儿一马平川、扁平脸的北方人，倒也格外显得生动活泼。尤其是她的妈妈，彼时刚三十出头，个子不高，骨节宽大，身材略丰腴，波澜有致。她总喜欢盘一个圆圆的发髻，高高的在脑袋后面顶着，印象中的她总是在忙，总低着头，露出圆滚滚的肉脖子和耳朵，有节奏地跟随踏缝纫机的运转，一顿一顿地向前点着脚。
　　 她听来找她做衣服的人讲话时，手和脚是从来不停的。你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和缝纫机滚动的声音搅和在一块，咕噜咕噜地滚来滚去，她只是听着，并不看你，面无表情地趴在那儿按着布料、踩着机器，突然把脚一收，缝纫机便停了。她略略直直腰，刚顺势把平铺在桌子上的衣料一掀，嘴巴早凑过去，疙瘩一声，咬断了线头，然后，仰起头，偏过脸，瞪着眼睛朝你看过来。
　　 多年以后，我都无法忘记张婶当年向人看过去的眼光。头歪着，黑发整齐地向后抿去，额头光光的，饱满、宽展，她的眼睛是那么明亮，就好像永远汪着一潭春水，若是灿然一笑呢，眼光立马就变成了被搅活了的水，波光潋滟、碎金点点。她就那么笑着向你看过去，看过去，微微眯起眼睛，若有所思，仿佛已看到了你正穿着那件你刚才向她描述的衣裳，可她在朝你摇头，显然她是不满意的，她不容质疑地问你：“真的？你真的是喜欢？我倒觉得，那种款式可不合适你。你是溜肩膀，V字领可有点儿犯忌……”
　　 总之，她不仅美，美得和周围的人不一样。而且，一谈起衣服来，还无比自信。甚至可以说，无比骄傲。
　　 我和妈妈也去她们家做过一次衣服。那时正值《血疑》热播，她给张盈做了一件幸子穿的学生装。那衣裳，让我连着半个月晚上做梦都念叨。拗不过我，妈妈到底带我去了。
　　 张婶一边低头熨衣服，一边抿起嘴笑。“嘻，你这孩子，怎么不直接和我说，没事儿，下周一我就让你穿上！”是在和我讲话，她却一直笑嘻嘻地看着我的妈妈。
　　 “不要量么？张婶？”我已直直地平伸双臂，想找找做新衣服的感觉。“不用，不用。”她在蒸腾的雾气里连连朝我摆手。“你总来玩儿，尺寸早装在我心里了。”
　　 “这是你买的书啊？”我妈妈并不关注她怎么干活，倒是发现了整齐地码在窗台上的一摞摞服装裁剪的书。
　　 “是我的，吴大夫，我哪有条件学什么裁剪呢。都是自己照着书，胡乱摸索着做起来的。”张婶陪着笑脸，没了骄傲，她面对我妈妈时的表情，真是很恭敬。
　　 我妈妈就带着这份受人恭敬的快感回了家。吃晚饭时，她下定论般地对我爸爸说：“张富贵的老婆真是聪明。不怪别人讲，我今天算是真见识到了。”
　　 “是啊，她们家全靠她。张富贵这个人好吃懒做，换了几个工队，都评价不好，也赚不上几个钱。”爸爸叹了口气。
　　 “张盈说，她妈从来就没上过学，字都不认得几个。”我赶紧贡献出我的信息，希望也能让我参与讨论。
　　 “真的？”妈妈朝我瞥了瞥嘴，一脸的不屑。“你小孩子，哪懂什么做衣服！那是有计算公式的，加减乘除、三分之一、四分之二的，她没上过学能算出来？”
　　 我没敢接话，可心里却满是不服气。是啊，我妈妈倒是上过学的，有知识，有文化，连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懂得，可有什么用呢？她连想我扦个裤角儿什么的，都一筹莫展。
　　 是啊，许多事情，谁能说得清呢。就好像几年前，我们家已离开大兴安岭了。有一次，爸爸和我说起了那儿，那儿的“盲流”。
　　 “其实，这些年，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林业职工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山上林业生产一线最苦、最累、挑大梁干的活儿，很多都是雇盲流干的。你无法忽视他们对那里开发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可是，”爸爸叹着气说，“他们又是最难管理的一类人，人心涣散、没有安全意识，不少人还不服管……”
　　 我对爸爸的一席话很感慨。我告诉他，自己曾看过一份资料，说，截至一九八七年五月，大兴安岭共有人口四十七万，而盲流就有一万九千多。
　　 “不止。”他朝我摆手，“对盲流的统计，不大可能太准确。我觉得一定要多于这个数。咳，那么多人，什么样的没有呢。”他朝我摇摇头，一脸的沮丧。
　　 我也没再吭声。是啊，尽管离开那儿已经很久了，可我们都还是不喜欢提到一九八七，提到五月，提到那场山火。
　　 当然，也许你是知道的，一九八七那场山火，最终认定了五个起火点，全是人为因素造成，其中有四个的直接肇事者，都是“盲流。”
　　
　　 七、一九八七
　　 应该是在一九九零年前后吧？我记得自己曾在一本杂志上看过一篇文章，它描述了一九八七年春天的大兴安岭。
　　 文章中说，一九八七年春天，大兴安岭地区的生态气候已非常严峻。因为从八五年底以来，漠河地区仅下过一场透雨。整个地层含水量已低至极限。黑龙江沿岸的地下井几乎全部干涸。北极村还遮天蔽日地下过一场罕见的的“沙雨”。北部的露石顶山，石头裂缝中的空气被高温晒出暖气，在夜间急速冲出，震荡起石头中的云母膜发出声响，以致被当地人听见，流传说是大山在哭。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自己当年拿着那本杂志瞠目结舌的样子。坐在那儿，举着书，我不断发出难听的噪音来打清自己的喉咙，仿佛那个春天里躁动的热流再一次腾空而起，又开始在我的喉咙里蠢蠢欲动。
　　 是的，我真的是不知道。尽管漠河离我们的林场都不到四百公里，但对它提及到的火灾前发生过的自然现象，我竟全然不知。全然不知的，应该不仅是我，或者说，不仅是如我一样的孩子们吧？
　　 我们这类被称作人的动物，在自然中生活，向自然讨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满足我们的衣食之需。可大多的时候，我们并不在心里给它存留位置。这就如同我们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若不是你身体的某个器官发生了病变，你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都生长着什么器官么？它具体在什么方位？有何功用？你说得清么？
　　 现在想来，当一九八七年来临的时候，我的心里，也正躁动着一团闷热的火。它当然和自然无关。
　　 那年正月初三的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看当年春节晚会的录像。那时候，我们那儿还不能直接接收电视转播的信号呢。全国人民欢聚一堂共度除夕的场景，我们要稍晚一些才能分享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