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赖每次见到矮女人，都要评头论足一翻，内容无非是重新描述一次他在油菜地里见到的情形。他说：这女人矮得像根筷子，而张聋子高得像根旗杆，你们说他俩在干那事时，会不会弄错部位，而将那东西插进肚脐眼儿里去。大赖的话逗得二毛、牦牛哈哈大笑。我阴沉着脸，感觉大赖的话非常羞耻。大赖见我板着脸，伸手掐我一下：装啥子假正经，那矮子又不是你婆娘。我挥拳向大赖砸去，拳头砸在他的鼻梁上，鼻血像红油漆，涂满他的脸。牦牛、二毛见我学会了反抗，扶着大赖灰溜溜地走了，一边走，一边说：那矮子怀的肯定是他妈个怪胎。
　　 矮女人见了我，仍会朝我笑一笑。只是怀孕后动作呆苯的她，笑起来更滑稽，像后山岩洞里遛出来晒太阳的野山猪。
　　 那天的氛围出奇地清冷，空气凝固了，整个村庄安静下来。上坡干活的人都扔了锄头放了筐，二毛、大赖他们把书包挂在颈子上，集体逃学。他们都聚集在张聋子家的院坝里，屏气凝神，像在等待一场好戏开演。张聋子忙里忙外，又是烧水，又是搂柴，汗珠雨滴般从他额头滚下。接生婆在屋里一声接一声地喊：使点力，使点力。矮女人妈一声娘一声的吼叫，像一根绷紧的绳子，将所有人的心都吊在半空。大赖耐不住寂寞，站在一张木凳上，垫起脚尖朝窗户里瞅，那一瞅，吓得他从木凳上摔了下来。没等大赖从地上爬起来，紧闭的门吱呀一声，开了。接生婆双手托着一个血淋淋的婴儿，立在门口，呆若木鸡。围观的人全都傻愣着，眼睛放射出绿光。良久，大家才摇摇头，失望地散去。大赖和牦牛走过来，故意在我面前做个鬼脸，掸掸屁股，走了。眼里流露出轻蔑。
　　 张聋子蹲在墙角，沮丧着脸，抽闷烟。远远看去，像是一尊被雨水浸泡后的菩萨。我站在他家的院坝中，感觉从未有过的冰凉。时间井水一样平静。风裹挟着泥土潮湿的气息，从田野深处漫过来，盖住了整个村庄。
　　 傍晚，暮霭深浓。夜色还未降临，星星早已探出头，在苍穹上眨着鬼眼。张聋子一个人歪歪扭扭地走在田坎上，肩上扛把锄头，手里提个箩筐，箩筐里装着他死去的婴孩。他悄悄地将这个夭折的孩子埋在了大路边的一棵黄桷树下。
　　 从此，那棵黄桷树下的土堆前，冥纸翻飞，青烟袅绕，村庄重又变得鬼魅飘荡。
　　 轻柔的风吹皱池面的水，池中游动的鱼儿，疲倦了，躲在水草底下，睡觉。天幕低垂，浓云像被风撕烂的灰色棉布，变换着形状在天空中移动。河湾里一群鸭子，摇曳着身子朝村旁的草棚子赶，雨点豌豆般从空中砸下来，沙土路上出现一个个滚圆的小洞，像“地牯牛”的窝。二毛、大赖、牦牛手牵手，低头赶路，神色恐慌。我背着书包，紧跟他们身后，像一个因饥饿而掉队的士兵。我们都不敢再从那棵黄桷树旁经过，我们改了道，顺着河湾从后山绕道回家。牦牛说：我妈昨天下午牵牛到河边喂水，听见那黄桷树下有人在哭，阴森森的，她扭头去看，并不见人，吓得她转身就跑，牛都弄丢了。牦牛的话让我们惴惴不安，雨珠滚进我们的脖颈里，透凉得渗人。黑云暗下来，天空像一口锅，倒扣在村庄上。我们试图加快脚步，早些回家。自从张聋子把他的婴孩埋在路边的黄桷树下，我们上学、放学的路开始变得无比漫长。
　　 风吹动着树木。我背着背篼去河湾割草，这是母亲交给我的任务。我不敢一个人去，我心里很清楚——村庄“不干净”。割草时，我总要叫上二毛、大赖，或者牦牛，他们也得出去割草，这是农村孩子生活中的功课。恐惧使我们变得团结。人大概也只有在恐惧面前，才能从心里上与别人保持平等，借助他人的力量来抚慰自身的脆弱。我们手里挥舞着弯刀，边走边唱歌，以此来克服内心的颤栗。二毛刚唱了句“小船儿荡起双浆……”就听见一阵尖利的哭声从河湾飘过来，吞噬了二毛的歌唱。二毛像一只受惊吓的蝉，瞬间禁声。大赖吓得将手上的弯刀落下来，砸了脚背，痛得面部表情痉挛，却不敢出声。我们三人紧握弯刀，并肩一排，蹑手蹑脚朝哭声方向移动——一个女人坐在沙地上，披头散发。夕阳从她身旁那棵苦楝树的枝桠间漏下，投在她身上，半明半暗。让人分辨不清她到底是坐在树的阴影里，还是坐在自己的阴影中。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矮女人。二毛和大赖放下手里高举的弯刀，长长地舒了口气。矮女人侧头看下我们，又回头继续悲泣。她的哭使其形貌更加丑陋，脸上布满细密的血痕。那天下午，我们都忘了割草，蹲在地上，远远地看着矮女人，直到夕阳在她的哭声中收了尾巴。
　　 矮女人抹着眼泪回去后，我们才从地上站起来，正要回家，却发现每个人的背篼都是空的。那棵苦楝树的枝杈上，挂着一根长长的布绳子，随风晃来荡去。
　　 我们重又回到了原来走惯的路上。没有人再怕那棵黄桷树，怕黄桷树下的坟堆。当一种恐惧最终没有对人造成伤害，它的威慑力也就自动失效了。牦牛、大赖、二毛又开始疏远我，我们彼此是对方的一道屏障，这道屏障就是人心的距离。他们三个人是一个世界，我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人都是在圈子里活着，只有在圈子里，人才能找到自己活着的尊严和意义。离开了圈子，谁都是谁的“王”，谁也瞧不起谁。放学后，二毛他们三个龟孙子，照旧在路上挖深坑，坑里灌入粪水，等着我往里面跳。可我偏不上当，我早已看穿了他们的丑恶伎俩。当一个人做某一件事情的次数多了，最后难免变成习惯，甚至转化成本性保留下来。比如张聋子，经常把他老婆打得喊爹叫娘。开始他只是偶尔打打，次数多了，就变成天天打。一天不打矮女人，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每天我从他家屋前路过，都看见矮女人坐在院坝边，神情呆滞，脸上伤痕累累。她看见我，也不再笑了，眼神里充满屈辱和仇恨。
　　 大赖他们也有理我的时候。那天，我在河湾割草，他们像三个小土匪一般从后山坳钻出来，吊儿郎当给我说：张聋子又逼着矮子在竹林里干那事，先矮子不从，张聋子就打，把矮子打得像个落地的冬瓜。等矮子筋疲力尽，张聋子一爪将矮子裤子脱去，像提一只狗一样把矮子提起，挂在胸前，他那东西吹火筒一样粗……说完，哈哈大笑。二毛说，他有一次在井边也亲眼看见张聋子逼迫矮子干那事。张聋子比他圈里的猪还厉害。大赖说。
　　 弯刀割破了我的手指，血流出来，暗红暗红的。我的血水染红了草地，染红了天空，染红了村庄，染红了记忆。寂静无边无际，空虚无边无际。
　　 村庄再次沸腾了，田间地头都在传播矮女人怀孕的事。张聋子的口哨声像一群苍蝇，在村庄乱窜。就在大家擦亮眼睛，期待一场好戏重新开演时，矮女人却像一阵风，从村庄上空悄悄地遛走了，留给村庄的只有叹息和隐秘。没人知道矮女人去了哪里。张聋子重新成了一个孤单的人。比张聋子更孤单的，是他圈里的几头猪。
　　 大赖说：那几头猪肯定晓得矮子去了哪里，只是它不说。整天在圈里精叫，鬼哭狼嚎。
　　 时间是一片背阴的洼地，过往的人与事，生活和记忆都被它埋葬了，惟一剩下的只有时间本身。我终于在与二毛他们的对抗中熬到初中毕业，离开学校那天，我们几个人跑到操场后面的山坡上看夕阳，草木浓重的气息包裹着我们，野花烂漫，蜜蜂群舞，蝴蝶翩迁。牦牛从衣袋里掏出糖果，分给每一个人。大家都沉默着，舍不得吃。我们以前所有的恩怨、仇恨都被晚霞融化了，伤感晚风一样撩拨着我们。大赖说，咱们唱支歌吧。我们齐唱“小船儿荡起双浆……”歌声很响亮，飘得很远，仿佛满世界都是我们的歌声。唱着唱着，我们突然紧紧抱在一起，热泪滂沱。
　　 那天之后，我们蒲公英般被风吹向了四面八方。我留在本县读高中，牦牛去了另一个县城读书，二毛跟他叔叔去了贵阳学泥水匠，大赖跟他父亲去云南捣鼓烟生意，结果在一次爬火车时，报销了。只运回来一具残尸，埋在河湾那棵黄桷树下，与张聋子夭折的婴孩坟堆比邻。
　　 我和牦牛、二毛再次相聚时，已是几年后的一个秋天。村庄终于迎来了它的节日，张聋子是这个节日的兴奋点，他新建的预制板平房是这个节日的象征。这是村庄里矗立起的第一座平房，男女老少都跑来吃张聋子的上梁酒。全村人的眼睛都绿了，阳光照着张聋子的平房，金碧辉煌。噼噼啪啪的鞭炮炸翻了天，炸得每个人心里五味翻滚，嫉妒火焰般喷发。张聋子失踪的老婆也回来了，这平房就是她拿钱修建的。矮女人比以前更瘦更矮了，一双手粗得变了形。她似乎还认得我，朝我笑了笑，笑容里多了一缕沧桑。这么些年，不知道她到底去了哪里。二毛说，她曾看见矮女人在贵阳的火车站乞讨，脖子上挂个布口袋，穿件破衣裳，在垃圾堆里捡烂苹果吃。好几次他都想跑去打声招呼，可当他跑到时，矮女人却不见了。不晓得二毛说的是不是真的，反正，那天矮女人穿得很漂亮，头发梳得溜光，辫子上还扎了条红头绳，一件淡黄色衬衫，比油菜花还要金黄。“矮子真是能干，有钱了。”村人们说。张聋子立在一旁，嘿嘿地笑。
　　 牦牛、二毛成熟了许多。傍晚，他们提议去看看大赖。我们拿着香蜡纸烛去黄桷树下为大赖上香，恰巧矮女人也在替她夭折的孩子上坟。我们彼此都没有说话，青烟盘绕出一圈圈纤细的阴影，雾气越来越重。幽蓝的火光穿过了村庄，穿过了土壤中的亡魂。
　　 从疼痛中走出来，阳光依然明亮，稻田里、河湾里、山坡上，到处都是万物生长的姿态。我和牦牛又去了不同的地方上学，二毛坐着火车去了贵阳，他必须要在流徙和动荡中才能成就其生活的深度。矮女人呢？早在那个傍晚，就化着一缕烟，飘散了，像一颗划过村庄上空的流星，消失了，永远没再回来。
　　 张聋子一个人守着空空的房子，像守着一个空空的村庄。
　　 日子平静了许多，空虚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