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服从天意，从而不可触犯出自天意的君权、父权、夫权，以巩固封建秩序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他一面向农民宣布：汉之代秦乃出于天意，应该拥护汉朝的统治；封建社会秩序以及封建道德等等，都是天道的体现，不能反对。另一方面也向豪族及诸侯宣布：君权是神授的，大家要拥护天子，服从中央集权。如果人们不照这样做，那就是违反天意，就会遭到天罚。这种神秘主义是一种麻醉剂，是一种加强统治的精神武器。
　　 （三）董仲舒的德治：
　　 《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的倡议得到了西汉朝野的积极响应，一系列对中国传统政治影响深远的举措陆续出台。如汉武帝正式下令于京师创办太学和于地方兴办郡国学校，以儒学经典培养人材充实官僚队伍。元光元年(前134)又开始初步推行以是否“明经”即通晓儒学经典为主要选官标准的察举制。以治《公羊春秋》从布衣至丞相高位的公孙弘也在元朔四年(前125)建议汉武帝以法令形式保证儒生入仕道路的通畅。这些政策的实行都与策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汉书?董仲舒传》就明确指出:“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从此之后，大批儒生沿着入学(公、私学)读经而后由察举为郎的途径进入了西汉朝廷，逐渐取代了文吏对朝廷官位的垄断。《史记?儒林列传》在记叙这一重大历史变化时说:“自此(汉武帝朝)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策仲舒的上疏和《春秋繁露》的理论构建在此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不可代替的重大作用。
　　 董仲舒根据儒家的政治思想，强调实行以“礼乐教化”为主要内容的“德治”，认为这是达到长治久安的根本之道。他用阴阳五行的思想，解释德治乃是上天的本意，从而为行德治寻找理论根据。他说：“天道“最主要的，莫过于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阳“以生育养长为事”，这是天意的安排，所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就应该“任德教而不任刑”。但是，“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说，帝王承天意行事，应强调以德教为主，而以刑罚为辅。他认为汉继秦之后，应及时改弦更张，即更化，以德化民，废除严刑酷法。他还提出兴太学，培养“贤士”，这是“教化之本源”（《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又主张限制对人民的剥削。他说：官吏“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以“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汉书?董仲舒传》），结果“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汉书?董仲舒传》），这是造成刑罚日蕃而“奸邪”不止的原因。而今社会也正是发展到了这一步，所谓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岂此之谓。
　　 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了一套“三纲五常”伦理学。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篇》）阳尊阴卑，所以“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这三者的关系，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为三纲。实质上，董仲舒利用封建神学理论，论证了“三纲”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用天这个至高无上的神权，强化“君权、父权和夫权”，从而为封建统治秩序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理论依据。同时，董仲舒又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作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原则。（实用有用就是硬道理！）
　　 与此相关的是董仲舒对礼、乐的看法，所以（《奉本第三十四》）进一步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礼是大天之道—元道在人间的实施，“礼而信，礼无不答，施无不报，天之数也。”礼是源之天数，发自本志。守世间之礼，就是尊大天之道，天道行则阴阳四时调顺，人礼治则诸侯来朝，天下太平。
　　 礼如此，乐亦同此理:“乐者，盈于内在动二发于外者也。”在天为数、为志，在人为心(内心)，“是故作乐者必反天下之所乐于己为本。……作乐之法，必反本之所乐。所乐不同事，乐安得不世异!”如何行礼作乐，董仲舒强调应该反本归元，上符于天志，下合于人心。礼乐之道如此，王政如此，人的一切行为都应如此地本于“所从来”而动于外。这种尊本守元的思想，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客观合理的，但董仲舒把儒家的仁义礼智和天、元之本主观地加于比附，视为天然合理者，则又是极端武断和片面的。超越的理念一旦被羁于有限的价值观，则往往从真理一落而为谬误。
　　 董仲舒作天人比附，主观上是为了“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是要“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但是，由于天、元之抽象而遥不可及，小民之力微而无权，所以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强权者以“天”、“元”自居来“替天行道”，以人间的有限性来取代天的无限性，并假借“元”、“一”、“天”、“地”之道反过来破坏天道的本有规律性，造成所谓天命在人间的悖逆，引发天下大乱。
　　 结语：董仲舒对后世的影响：
　　 孔子开其源，肇其始，孟子继其流，承其泽，荀子汇其渊，集大成。到了董子则换其面，改其道而引入帝王家。这从某种意义上讲了了孔孟的夙愿。荀子在战国末期给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看似圆满的句号。实际上也就是把儒法道墨等来了一个大杂烩，搅在一起弄得不清不混。董仲舒为了达到其一个天下、一个政府、一个思想的“大一统”理想，秉承儒家的伦理传统，揉和阴阳家、法家理论，提出新儒学思想，并借助统一的国家力量，通过论证专制王权的合理性和绝对性，获得统治者的支持，以推行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从而将中国统一国家的发展同中华民族的发展置于同一轨道。于是，强大的统一国家政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保障，同时日益增强的民族凝聚力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内在的保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
　　 汉朝在董仲舒“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在汉帝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推动下，出现了以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特征的“汉朝模式”，使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得以在一个安定平和的环境中保持和发展。
　　 汉朝的成功为后世提供了表率，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以江山一统、四海一家为己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日益表现为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从此统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自汉朝以后，中国历史统一时间占二分之一，分裂占二分之一，而且即使是在分裂时期，也不同程度的孕育着统一的因素。政治上的统一潮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有人统计，魏晋以降匈奴、鲜卑、乌桓、羯、氐、羌等族内迁人数在300万以上。在处理民族关系上，汉朝的许多成功经验也被众多后来者所借鉴，推动了民族凝聚力的发展。
　　 董仲舒“大一统”学说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还表现在其对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奠基作用。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生在西汉封建政权已经建立，但仍待巩固的时期。自汉初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出现了一个时期的安定局面之后，又出现了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七国之乱平息之后，统治者的锋芒便要指向农民阶级了。董仲舒当时就是站在当时地主阶级的立场，适应当时这种政治要求而提出来的。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春秋繁露》奠定的。当然，《春秋繁露》所以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是与它以孔、孟、荀儒学为核心，积极融合墨子、黄老、阴阳甚至申、商、韩非诸家学说分不开的。
　　 此后，官吏的儒生化虽然也种遭到过一些曲折或反复，但整个时代潮流却不以君主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呈现无法逆转之势。大致说来，至西汉元、成帝时期，帝国中央高官和地方守相长吏都己儒生化了。到东汉中期以后，地方官府的属吏也基本上为儒生所垄断。董仲舒在《春秋繁露》臣道观中关于应选任儒生充任各级官吏的设想成为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