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母校太湖师范建校百年，校长是我当年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今年以来，一直在为校庆做些文字工作。十月份，我还将编一本校友文集。我是应该写些文字的，因此在这几天，陆续写了些文字，分六个小标题。写作的过程，是回忆的过程，少年的回忆总是那么动人，感叹的是人生易逝。
　　 ——题记
　　
　　 糊里糊涂进了太师
　　
　　 记得那时明月，照在山旮旯里那所初中，月光下的我，对未来有过多少美好的设想。
　　 1985年的春天，鲜花开得格外灿烂。15岁的我，和同学们一起，投入紧张的迎接中考。
　　 某天，班主任告诉我们：今年9月10日，是第一个教师节。为了体现对教师的尊重，中等师范学校实行提前招生考试。每个班挑选几名成绩较好的学生，去参加招生考试。
　　 记得是中考前的一个多月，我和另外几个同学一起，去县城参加招生考试。住在老城工农兵旅舍，那大概是我第三次到县城，县城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我现在都记不清是在哪里考的试，只记得写作文的时候，我还是颇费了一番脑筋。
　　 不久，分数下来了，我和班上的余金云（按辈份，我该叫她姑奶）达到了太师的录取分数线。考起来本是好事，对我就颇有些为难了：曾经很想能考上县中，将来上大学。现在如果上太师，将来只能当个小学教师。那时候上了师范，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意味着马上可以吃商品粮，以后端铁饭碗——这个眼前的诱惑，远远超过那些五彩缤纷、但还很遥远的理想。我决定上太师了。
　　 于是，别的同学都在紧张迎接中考，我则无所事事，常在晚自习写诗。临近中考，卷被条回家去了。因此，这一辈子，中考、高考这样的大考，我都没经历过。
　　 转眼到了开学的日子。家里为我打了一只木箱，表面漆着黄色的木纹，漆得很难看。我特别喜欢的是，打开木箱，一股芬芳的木头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我有些晕眩的感觉。在太师读书三年，那种气息一直不散。学校的菜不好吃，有人从山里来县城，母亲总会托人带些咸菜来。这时，打开木箱，那种木头的气息，混合着咸菜的味道，感觉特别好闻。
　　 父亲和表哥送我去上学，表哥是恢复高考后首届考取太师的学生。记得学费交了45元钱，学校还发了一床毛棕床垫，棕垫质量很好，至今还能使用。从贴在墙的红纸上，我找到了我的名字，我分在852班，我的同学余金云则分在851班，
　　 班主任是殷向群老师，也教语文。教数学的是甘敏老师，教政治的是段老师，教书法的是周老师……教室在那幢木楼楼下，对面是老师们住的简陋的平房。寝室在后面的平房，窗外是县看守所。
　　 9月10日是首个教师节，那天，好像没有放假，我们新同学都在操场上拔草。
　　 我就这样进了太师，至今觉得都还是一种糊里糊涂的状态。可叹我这个因为首届教师节而进入师范的“人才”，在教了五年书后，离开了三尺讲台，辜负了师范的培养。也就是那一年，中等师范学校进行了唯一的提前招生考试。
　　
　　 当了语文课代表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全班同学中，我的入学成绩是垫底的。
　　 我初中最拿手的语文才刚刚考起格，倒是我不喜欢的物理、化学为我拉了不少分数。我猜想，肯定是我的作文被阅卷老师判为离题了，没得啥分。写那篇作文时，我力图在构思、行文上标新立异，可能是这新、这异不为阅卷老师接受。这也让我知道：人在社会，想标新立异，是要付出代价的。
　　 一开学，殷老师就在班上说：马上就是首届教师节了，学校要出墙报，让我们写点有关的文章。暑假期间，想到以后要当教师，我作了一首诗。正好，我把这首诗交了上去，居然“发表”在校外临街的墙报上。
　　 也许是这首诗引起了殷老师的关注，我这个语文成绩最差的，居然当了语文课代表，这让我多少找回了一些对作文的自信心。
　　 记得语文教材不叫语文，叫《文选与写作》。每一堂课学的是郭沫若的《石榴》，至今都还记得殷老师用了抑扬顿挫的语调读诵课文：“……你以为它真是盛酒的金盅吗？它会笑你呢。秋天来了，它对于自己的戏法好像忍俊不禁地破口大笑起来，露出一口皓齿，那样透明光嫩的皓齿你在别的地方还看见过吗？……”以后的每个秋天，看见石榴因为成熟而裂口，就会想起进入太师的那第一堂语文课，耳畔响起了殷老师的读诵声。
　　 在太师，没有高考的压力，学习放松了许多。殷老师上课是很严肃的，要求也很严格。特别是对于文字，不能有语法错误；该背诵的课文，一定要能背诵。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事，一篇古文没有背诵。第二天上课，殷老师抽查，抽到了我，结结巴巴背了几句，面子跌尽，从此再也不敢马虎。现在想来，这些严格的要求，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但殷老师的课也不乏活泼，学《茶馆》一课，让我们分角色朗读，教室里如演一场话剧。我写了不少诗，殷老师说他不懂诗，有一堂课，让我到讲台当老师，讲如何写诗，而他则坐了我的位子。我也不谦虚，居然就上了讲台。
　　 某学期，学校搞了一次作文竞赛。不记得作文题目，大概因为我又是追求标新立异，没有拿到奖，觉得很愧对殷老师。殷老师把我找到办公室，对我说：“这是很正常的事，记住，无论做什么事，不要自卑，要相信自己的长处，要相信总有人欣赏你的。”多年来，无论我做什么事，这话，都给我以信心和力量。殷老师就是一个在欣赏着我的人，我相信，他不仅欣赏的长处，而且他还在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欣赏着我的“短处”。
　　 三年级的那个冬天，下了场大雪，雪中的太师，宛如一个童话的世界。我一个人从寝室向教室走去，路上遇到殷老师，他正在摆弄一个相机。看到我，立即喊我：“余世磊，来来来，我给你照张相。”后来，殷老师给了我那张相片。毕业到中河小学教书，学校太潮，那张照片发掉了，现在想来都心痛。
　　 我深深地感恩着太师教过我的每一位师长。
　　
　　 最怕上的课
　　
　　 最怕上的课是音乐和体育。
　　 父亲吹拉弹唱无所不会，而对我毫无遗传，五音不全。
　　 太师很重视才艺课。音乐课要去专门音乐教室上。一开始，教我们音乐的是程老师。学习简谱，经常要抽学生视唱。因为我五音不全，只要一开口，就会跑调，总会引发轰堂大笑，让我羞愧难当。
　　 和我一样，五音不全的还有我的老乡吕涤修。每逢上音乐课，我俩便早早溜到音乐室，抢到最后一排门角落的位子，躲开程老师的视线。而我俩，也在这角落里，谈点我们共同喜爱的文学。
　　 后来，程老师也体谅我们，很少叫我们起来视唱。只是偶尔，课堂气氛有些沉闷时，会叫到我们唱上几句，给课堂上添些笑料。
　　 到二年级时，换了郑老师教音乐。郑老师可就严格多了，因为我们音乐不好，又不肯用功，常常受到批评。弹脚风琴，我和吕涤修自然都没有通过，没说的，补考。
　　 许多个正午，我一个人在音乐室里弹《爱劳动》，把那首小曲弹得滚瓜烂熟，总算通过了补考。
　　 几年以后，我在中河小学教起一年级音乐，我那不全的五音，不知如何教了学生？不过，三年的音乐课，还是让我多少识得一点简谱，懂得一点乐理。
　　 身体素质不好，而且也一直未不爱体育锻炼，体育课我也不行。跑步我是最后一名，拉单杠我绝对不会超过五个。至于篮球场上、乒乓球场上，基本不见我的身影。
　　 教体育的章老师，虽然他是那么和蔼，但我还是怕上体育课，最最怕跑步，特别是长跑，我实在跑不下来
　　 有一段时间，每天听到起床铃，我就爬起来，和同学们一起。借着朦胧的晨光去跑步。我坚持每天跑上1500米，希望期末的长跑能跑个及格，免得下期要补考，尽管那补考只是个形式。
　　 期末体育考试，长跑项目，我对自己还是颇有信心。发令枪一响，我和同学们一起向前冲去。可是才跑了几百米，大概是步伐太快，我就觉得有点吃力了。再往前跑，感觉喘不过气，一颗心脏就要跳出胸膛。不得不放慢脚步，眼看着连女同学都超过我而去。
　　 最后一圈，跑道上就只剩下我和两三个同学了。我再也跑不动了，感觉自己就要休克了。同学们站在跑道旁，喊着：“余世磊，加油，加油！”过了一会儿，又有同学跑来喊：“余世磊，章老师说了，只要你能坚持跑完，就算你及格了。”我咬紧牙关，坚持坚持再坚持。还只剩下几十米了，两个同学扶着我的手，总算跑完了全程。过了终点，我瘫倒了在地上。
　　 永远忘不了那一堂体育考试课，忘不了同学们在跑道边的喊声，忘不了章老师脸上的微笑……
　　
　　 处女作发表了
　　
　　 处女作的发表，应该是我三年太师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大概因为家庭的原故，读的书不少，也便爱上了文学。进入太师，对于爱好文学的我，就像一只小溪里的鱼游进了大河。
　　 二年级时，学校非常重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学生某一方面的专长。学校成立了许多兴趣小组，其中就有晨钟文学社。殷老师推荐了我、吕涤修、蔡文明、李思娣等加入了文学社，我们这几个，后来都成了文学社的骨干。
　　 文学社的辅导老师宋冬生老师，诗人，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让我们崇拜得要命。进文学社，我交了一首百行长诗，受到宋老师欣赏。提拔文学社的“领导”时，三年级学生周旺根任社长，二年级学生的我任社刊《晨钟》主编。
　　 每个星期，有两个下午的课外活动，宋老师给我们上课。他讲西方现代派诗潮、文学，尽管我们听得一懂半懂，但还是感觉大长见识，受益匪浅。
　　 除了读书，写诗，编辑社刊也花去了我很多的时间。记得许多个夜晚，我们在教务处的那间小屋子里，将校刊打印出来。校工杨柳岸打字，用的是那种磕头虫式的打字机；李思娣画画，她是我们班上的“画家”；而我负责校对，遇到错误的字，从一种蓝色的小瓶里挤出涂改液涂上，干了以后，便可在上面重新打上字；常常有字打不出来，则要用手写……印刷、装订是校印刷厂的事。封面图案是宋老师设计的，也极富诗意。
　　 某一天，当宋老师叫我去印刷厂把社刊取出来，看着那熟悉的文字，闻着那清新的墨香，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个文学非常繁荣的时代。仅就中学生来说，就有《中学生文学》、《语文报》、《少年文艺》等等，全国不下几十种。但我还未公开发表一篇作品，成为我的一个急待实现的愿望。悄悄地，我买来方格纸，抄了自己的诗，向那些报刊寄去，但基本如石牛沉海。看到许多学生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让我羡慕不已。
　　 那是1987年放暑假，我在家里，每天帮母亲干农活。有一天，父亲从县城回来，带来一封信，说是宋老师转交的。我拿过信封，黄色的，字是竖写的，右下角有《中学生文学》的字样。信已拆开，我迫不急待地取出信，是一位叫作任悟的编辑写的，说是留用了我的一组诗《童年的蓝星星》。
　　 一时，有一种幸福让我几乎晕了。记不清多少次，我把那封信取出来，看后又装进去。
　　 那个夏天的夜晚，天气突变，狂风顿起，大雨倾盆，我家的房子在雷声中摇晃。激动的我翻来覆去也无法入眠，直到天亮才极其疲倦地眯上眼睛。
　　 1987年《中学生文学》十月号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组诗《童年的蓝星星》。收到稿费27元，那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我请了客，居然还剩不少钱。
　　 到毕业时，我在几种报刊已发表了十几首（篇）诗和文章，那个作家梦已不再虚无缥缈。。
　　 我从太师毕业那年，当年许多初中的同学都考上了大学，甚至飘洋过海。以前，我曾经为选择进入太师而后悔，但现在人到中年的我，不再后悔了。现在我回头看，我走过的原是一条开满了多少鲜花和月光的道路呀！
　　
　　 那些撩人的时光
　　
　　 每个班，都有一个黑白电视机。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和“每周一歌”，班长关掉电视机，进行普通话训练。而到了周末，就不限制了，常常要看到电视里没有人像了，这才关了教室的门，回寝室睡觉。脚，踩在校园里铺满煤渣的道路，而人，还沉浸在电视剧里，全然忘却了课本和作业。
　　 二年级时，我们的教室换到了楼上的尽头。木板楼，踩上去咚咚作响。我最喜欢把椅子端出来，坐在走廊上看风景。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半个运动场，有学生在运动。有围墙围着，看不到围墙之外的荷塘、稻田。但可以想象，想象出很多美丽的景色。夏天的正午，我也很少午睡，一个人坐在这走廊上，夏风轻轻地吹着，有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觉。后来，我写过一首诗，就叫《走廊那头》，也发表在《中学生文学》上。
　　 我在大寝室住过，也在小寝室住过。大寝室里热闹，最热闹是睡前的一段时光。就寝铃已经打过，灯也熄了，但寝室里你一句、我一句的交谈，仍然没有停止。许多同学年龄比我大，已知些风情，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某一个夜晚，班主任就在门外听，结果被一一请出来，到运动场上去跑步，不是精力过剩吗？而我是多么喜欢这一段时光，享受被窝里的温暖，做做醒时的梦。
　　 同学王宇根和我关系颇好，这家伙绝对是个天才，也很勤奋。那时他就已立下志向，有空就在学习《新概念英语》。他家里穷，冬天穿一件黄棉袄，外面穿脏了，再翻过来穿，脏得有些不成样子了。许多个中午，我和他常常不吃午饭，把省下来的钱去看电影。无疑，电影让我们陶醉，也给我们许多艺术上的熏陶。那时的电影院，绝对是个美丽的、带些童话味的地方，让我们流连。电影院外，有几人卖黑瓜子，一角钱一包，包成三角形，我们不知买过多少，吃在嘴里极香。毕业后，王宇根推荐上了大学，后来读于美国哈佛，是知名的学者了，也是我们全班同学的骄傲。
　　 周末，我们也常去街上走走。猴子井十字街口，有一个摆着的书摊，曾经吸引了我多少目光。有一天，我看到一本小开本的书，红色的封面，书名叫《七里香》。翻开来，读上几句，那样别致的诗句，深深地打动了我年少的心。买回来，经常翻读，以至把书都翻毛了。那本书的作者叫作席慕蓉，一两年后，她的书成为畅稍书。那些书里书外的情怀，曾几何时早已不在，留在心里，只剩下些许的沧桑痕迹了。
　　 忘不了在全校联欢晚会上，那个美丽的女孩子唱的一曲《在梦里》；忘不了全班同学一起远足，去看正在建设中的新县城；忘不了冬天，校园的法梧被人砍去枝条，只剩下一截截树桩，阳光照耀的校园，感觉比任何季节都要明亮温暖；忘不了毕业的前夜，我和同学陈德芳在运动场走了一圈又一圈，依依惜别……那都是些多么撩人的时光！
　　 太师已经改成了朴初中学，当年的校园已是面目全非。我弹过的脚风琴，我坐过的课桌椅，肯定也早已不存。但我想，总有一些东西会留下来。譬如：我读过的那套《静静的顿河》还在图书馆里吗？读那本书时，正是五月，栀子花开的时候。我还摘过一片花瓣，夹在其中作书签，那片花瓣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