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最冷那会，我回湖村过年。回家前两天，我爹就像个孩子似的在电话里诉苦：子啊，你不是说你二叔好吗？他现在夺咱家的田啦。我也没多言语，这些年来我爹和二叔之间的恩怨多了，两兄弟搞得像不合意的两口子，闹个没完，烦得我都懒得管了。回家前一天，我娘又匆忙打电话来，叫我别听我爹瞎说，回家来装什么事也没有，该给二叔带的烟还是要带上。我说我知道。我娘说知道就好。
　　 车未进村，我爹大老远就出来村口迎接了，棉衣裹得身体像个草垛似的，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把他拉上车里，坐在副座上，他左看右看，一边感受着暖气一边在寻找它的来源。我说你看这天冻的，怎么不在屋好好呆着。父亲冲我笑了笑，说，就是想坐一坐这玩意啰。当初我说要买车，我爹半天没晃过神来，在他有限的视野里对车的印象只停留在板车上面。
　　 我爹没再提二叔的事。我也松了口气。说来我也应该了解他的脾气了，气头上来时鬼神也架不住，可气消的时间，也是转眼的事。记得我在村里瞎混时，我爹一来气喊我滚，可当我真的收拾起衣物了，他却冷不丁地问我，子啊，你要去做么？语气比我娘还要软和。
　　 进村有两道路，靠巷口的一道稍远，但平坦，绕村后也有一道，近些，但崎岖。出于对车子的考虑，我准备开靠巷口的路。我爹却摁住了我的手，说，走那道吧。我表示疑惑。我爹这时倒显示出了为人父者的威严：叫你走就走。我只好依了。
　　 村后的路要经过二叔家，二叔家其实就是湖村小学。二叔是湖村小学的老师，他一直把学校当家的。多少年了，那几间土块房依然是老模样，从我在里面读书识字时起就那个样，土墙上的土和二叔手里的粉笔灰一样，簌簌降落；屋顶的瓦都黑了，烂了，烂得跟泡了水的饼干，野猫从上面走过，都能听见瓦片噼噼啪啪断裂的声响。
　　 远远地，我看见那瓦楞间长出了比去年还要茂盛的野草。二叔曾说，那野草咱村里找不着，它们是候鸟从遥远的地方衔过来的草籽。当时我张着大嘴，傻傻地想着遥远的地方到底有多远，一粒鸟屎就那样落入了的口中，我咂了一下，咂出了蔗糖的味道。
　　 学校后面有我家的一亩瘠田，三月农忙，我爹会领着我去插秧，我插得直不起腰的时候，会偷偷地从兜里拿出半截粉笔，在校墙上写上几句古诗：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二叔教我们这首诗时，会特意走到窗口，望一眼我爹的稻田，然后把胸膛挺高，深吸一口气。二叔这样做时，我的同桌李小虎在偷偷地笑，他看了我一眼，以为我也会笑，可是我没笑，他也不敢笑了。李小虎大概忘了，老师是我二叔。我怎么会笑我二叔呢？尽管他挺胸吸气时的模样很不好看。他们都说，我二叔是个怪胎。连我爹也这么说。二叔跟别人长得不一样，人家的胸膛是平整的，他的胸膛却隆起了一个大骨包，衣服穿在身上，被骨包一顶就显短了，露出了下面的肚皮，看起来就像是孕妇把肚子往上长一样。二叔长成这样，脑瓜子却聪明，一年书都没读，识字唱曲拉二胡样样无师自通，15岁那年，湖村办学堂，二叔就当上了老师。反倒是我爹笨得像头驴，书没少读，却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完整。打小我对二叔的崇敬就远远超过对我爹，这让我爹很没面子。
　　 我9岁那年，眼看和我一般大小的孩子都上学去了，我爹却迟迟不肯给我买书包。其实我爹也急，他拉不下面子，自己的儿子竟然要管二叔叫老师，却又担心我将来步他后尘。我娘看出了我爹的矛盾，二话不说就拉着我去找二叔了。我爹假装不知情扛着锄头下田里去，事后还装模作样地怪我娘自作主张。我娘没理会，一连几天撅着个屁股朝我爹，我爹没趣，接受了现实。我爹就这样一个人，我娘最了解。我娘对二叔是敬重的，说他只是命不好，要不这样的人才也不会落个如此境地。我娘这话其实也是在说她自己的。比起我爹来，我娘要好看百倍，人也贤惠，还会唱戏，没嫁给我爹之前就是镇里潮剧团的花旦，后来剧团解散，我娘就让父母包办了。我娘刚嫁给我爹时，二叔还小，还一把鼻涕挂半天哩，老被我爹呵斥出去割牛草，唯一的乐趣就是听我娘唱戏。许多年后，二叔学会了拉二胡，就给我娘配戏，在不少村庄的戏台都上演过节目呢。
　　 我娘那天把我拉到二叔面前，说他叔，这孩子不像他爹。然后就走了。二叔说了句嫂子走好，转身盯着我看了半天，胸口的骨包一上一下地起伏着，活像天空上越积越厚的云团。盯了半天，他伸手摸摸我的头，说了一句，好好读书。在我的印象里，二叔和其他老师是不一样的，这不一样不单是指身体，而是脾气。农村里的老师大多骂骂咧咧，像根粗糙的木棒，时刻等着找机会抽学生一顿，好像教书就是打人，而二叔不会，他说话总是不轻不重，对我更是喜爱有加，不仅把我当成他的学生，更是当儿子来教导了。对此我爹很不舒服，像是二叔把他的宝贝儿子给夺去了一样，几度想要把我送到外村去上学。我爹那时急得实在没药救，经常在天井里踱得叭叭响。我爹说，有鬼本事，自己生个自己教啊。二叔一生无子女，村人猜测各异，有人说是二叔胸前的骨包导致不会生育，有人又说是二婶的问题。我爹说这话当然不对，挖人伤口，即使二叔没听见，让外人听了也会落人笑话。我娘听了来气，拿个鞋帮往我爹嘴里塞，说你吃屎吧你，这话也说得出口，亏你们还是兄弟，筋骨相连啊。我爹含着鞋帮真的就不敢再说了，有时候他还是挺怕我娘生气的样子。我娘很少生气。
　　 我爹和二叔对着干这么多年了，其实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同是一个娘生娘养的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我爹年纪越大，就越像个婆娘似的，爱计较，什么鸡毛蒜皮的事都和二叔过不去，非要骂他几句不可，搞得二叔很无奈，我娘也很为难。我却隐约明白了我爹的心思，他是在向年少的我证明一个事实：爹我比你二叔强多了。直到我离开了湖村，我爹和二叔的战争仍不见休止的一天，隔十天半月就向我汇报一次，要我说句公道话，其实摆明了叫我为难，一边是爹一边是叔，我这个侄辈的能说什么。而我每年给二叔带的香烟和茶叶在我爹看来就有了挑衅的意思，这也更加激怒了我爹的情绪。
　　 车子经过湖村小学时，我正打算停一下，先跟二叔打个招呼。我爹一下又抓住了我的心思，做个手势让我继续开，然后又要求我把窗子摇下来。摇下来的窗子正好对着学校。只见父亲把头探出窗外，故意朝学校方向扬眉瞪眼，看样子，我爹是想让二叔看看他坐在小车上的风光模样。我算是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我走这道的心思了，原来就为了这么点虚荣。我故意把车子开得快一点，我爹这样做让我这个做儿子的无地自容，再怎么说那都是自己的二叔，还是多年的老师，有什么阔可以在他面前显摆的呢？
　　 过了学校，父亲转过头来，嘿嘿笑着，然后掏烟来抽。我不让抽，说车里不能抽烟。父亲将信将疑，问，莫非这车还是烧煤气的？我不吭声。找个地方停了车，为父亲拉开门，叫他下车。父亲依依不舍的样子，似乎还想多坐一会。我把车门啪一声关上了，径直往屋里走，父亲跟在身后，嘟嘟囔囔地还说着什么。我不理他，我在生他的气。
　　 屋是去年刚起的，崭新的屋，起这屋，也是我爹的意思。我爹坚决要我出钱起新屋，说湖村到处都是新屋，就我们家的屋旧得掉瓦，亏你还是个记者，丢的可是政府的脸。我娘说这老屋还好好的，干吗要起新的？我看就是你要那面子。爹不听，娘说什么也没用，执意要起新屋。我只好依了，再说给爹娘起座新屋也是我外出之前的心愿。
　　 新屋一落成，我爹仿佛长高了不少，在村人面前挺胸阔步的，到处炫耀，指着别人家的屋，老是说，哦，比起我家那屋，差远了。当然还不忘拿二叔嘲讽一番，说他的破学校说不定哪一天就要倒掉了。说多了，听者都感觉不好，又不好当面说，只能暗里找我娘投话。有人投话了，我娘得说我爹几句，一来二去就吵上了，吵个没完。住老屋时两人还好好的，住进新屋了，却不开心起来。我爹那驴脾气不减当年，一生气谁都敢揍。我娘挨了打没处投话，只能去找二叔，叫二叔评理。二叔在别人家面前有威望，可对我爹却没辙。二叔说，嫂子你也知道，我这一说，他连我也会揍的。我娘呜呜直哭，二婶在一边安慰。我知道这些事后，也说过我爹，说你要是再这样，你抽烟的钱我就不给了。我爹对别人蛮横，对我却不敢，瞬间软了下来，说子啊，你说这样的话做么？我一时心也软了。哎，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回到屋里，见屋里有些热闹，洋溢着新年的喜庆气氛。我娘在忙着做红粿，邀了左邻右舍过来帮忙，这些姑姑婶婶们见我回来，都停下手头的活，争先恐后向我娘报告。我娘从耳房里出来，见到我，泪水差点夹了出来，沾着白面粉的手把我抹了一身子。我娘老了不少，头上的白发也多了，我以为是沾了面粉，伸手去採，却发现有些白色是採不掉的。娘肯定是操我爹的心操多了。我问今年怎么不见玉洁姐来。我娘朝我爹努努嘴，说，还不是你爹会做人。我爹坐在茶几边抽烟，听我娘说他，刚要顶嘴，看见我，吐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遭受莫大的委屈似的，埋头狠抽一嘴烟。我叹了口气说，爹，你又怎么啦，连玉洁姐都得罪你了？我爹说，这事不怪我，是她自己不来的，心眼小。我娘插嘴，你那样说话，多伤人啊，嫁出去了也是咱的骨肉，有难不找咱家找谁家？我害怕他们在这个时候吵起来，只能把我娘支使开。邻居都在呢。这时二婶进来，端着个箕子，未进门，她那大嗓门就嚷开了，大姆，给我点面粉吧，刚才一不留意把面团浇多了水，呵呵。我爹说，整天就知道要东西。二婶倒不难堪，笑着说，大伯不像气眼小的人哦，改天到我屋里抱几捆干柴过来。我娘说，别听他瞎说。说完忙着给二婶盛面粉。二婶这时才看见了我，哇了一声，建林也回来啦，怎么，今年带媳妇回家没有。说完哈哈大笑。我摇摇头。二婶又说，现在大伯一门心思要你娶媳妇了，新屋也起了，就差抱孙子了。我也笑，我爹却绷着个脸。二婶走时，我望着她的背影看了半天，我能理解，她心里的苦涩与忍耐。
　　 二婶真的是下嫁给了二叔的，听我娘说，二婶年轻时那真的比花还要鲜艳，当初她跑湖村来，扬言要和二叔过日子，就惊呆了不少人。有人怀疑，二婶是不是来行骗的，假装嫁人，过一些日子再把男人的钱财全部卷走。那时确实有女子以这样的行当为职业。可人们转而又想，我二叔就穷书匠一个，没田没地，连爷爷留给他的一间偏屋都让我爹霸占了，只能寄居在学校里，一个月领那么几十块的工资，孤寡过日。再说即使二婶是来行骗的，看那容貌，再看看二叔胸前的骨包，怎么也都值了，骗就骗吧。当然这些都是湖村人的猜测，人们根本就不知道二叔和二婶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娘知道。二婶一嫁过来就和我娘走得近，熟络的样子像是认识多年。在我的印象里，记不起来当年的二婶有多么的美，可对二婶的笑声记忆深刻。那时我还小，走路还踉踉跄跄的，经常在巷子里摔倒，倒了就哭，不知道怎么爬起来，等着有人来扶。二婶恰巧路过，先是呵呵哈哈地笑，似乎我的摔倒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然后二婶把我抱在怀里，抱回我家。那时二婶没事就去我家，和我娘好得像是黏在了一起。这种现象在湖村相当反常，一般男人关系不好的，双方的女人也不会走得近，甚至也针锋相对起来。但我娘和二婶根本就没把男人之间的那点破事放在眼里，跟她们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后来我曾听我娘提起过，原来二婶在嫁过来之前就和我娘认识了，并且和二叔也是认识的，说是认识可能不对，应该是见过面。二婶之所以会和二叔过日子，有我娘的一份努力。那时邻村组织了一个唱曲队，请我娘主唱，二叔拉二胡，每逢年关都要串乡走户去表演，赚点红包。有一年，唱曲队去了一个十几里远的别村表演，刚好遇到另一队唱曲的也去了，两队凑在一起，自然不合规矩。按一般的习俗，哪一对是该村的常客或有什么亲戚朋友在村里，就可以摆摊唱曲，另外一队只能识相地离开。别村可是一个大村子，村子大红包也应该不小。可我娘所在的唱曲队是初来乍到，更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刚好另一队也是第一次到，这下局面就僵了，谁都不肯先离开，眼看一场拳脚之争就要在异地他乡发生。恰在这时，别村的一个年轻姑娘站了出来，指着我娘说，那不正是我家大姆嘛。于是另一队才悻悻地离去。而那个姑娘就是二婶，那时她当然不用唤我娘大姆，可是她帮了唱曲队一个大忙，对此我娘一直念念不忘，说二婶是个好女人，那声“大姆”也颇让我娘惦记。也就在那时候，我娘决定把姑娘带回家，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她和二叔凑成一对，这对我娘来说是一件吃力的事情。那天演出结束，我娘提出要带二叔到姑娘家里讨碗水喝，姑娘欣然答应，把我娘和一个丑陋的男子领回自己家里，斟茶递水，手脚麻利，我娘看了更是喜欢。喝了水，我娘不知是哪里来的勇气，竟然就跟姑娘的父母提出了结亲的意思，把一边不明事由的二叔吓得无处躲藏。最后当然没有说成，我娘却不甘罢休，坚信那姑娘就是我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