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台北手记(散文)
书店作出了与大陆考试书店完全不同的选择,它竭力提供各类考试涉及的所有原著、参考书。说真的,这样的书店我也愿意在其中徜徉,浏览森林一般陈列的文学经典、哲学经典、科学经典……总之,它不像大陆考试书店,只向学子提供一块文化墓地,让学子历练抄写碑文的无用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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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是朴素帮台北把好了文化方向。这里并没有政府提出的文化重任要尽,这样文化之事就恢复了它的本色,无需让盛气凌人的政治等级进来搅局。不是说台北政府不给文化拨款,但他们拨得低声下气,甚至无声无息,他们就像献血的好心路人,献完就不再用自己的意愿支配那袋血。
举例来说,近年《创世纪》杂志每年都接受文建会和台北文化局的资助,但《创世纪》没有任何要尽的义务,它给政府的唯一交代,是在杂志扉页印上“本刊荣获文建会、台北文化局补助出版”字样。政府愿意低下头来,当一只不喧宾夺主的低调甲虫,可以说是台北文化的福气。相反,大陆文化则被政府的文化拨款和义务压得透不过气,那些永无休止的公关应酬,令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进行象样的文化创造。文化原本是让孤独中的人享受创造,内心充满归属和安全感,那些从神奇想象产生的创造,使人们变得谦虚、敬畏、富有耐心。文化只是改变人生进程中的细节,并未改变人生尽头始终在望的死亡,但它能使人们有愉快走到尽头的信心。有了这样的信心,人们就不会虚张声势或惶恐不安,言行举止也会充满宁静和纯净之感。
如果说,我在大陆碰到的谦虚之人寥若晨星,那么在台北,我几乎碰到了一支谦虚的军队。不论碰到文化官员、报刊主编、文坛名家、商业大佬、学界巨擘、宗教圣贤等,他们都没有地位可能给他们戴上的虚假面具,没有把自己与普通人分裂开来,没有让平常心成为他们需要学习的一门功课。
记得有天晚上,台北诗人白灵发起的台湾诗学论坛请客,与会的大陆学者照着在大陆养成的尊卑次序,一齐拥到台北名家、主编跟前敬酒、搭话,独独没人搭理我身边坐着的一位老者。老者在喧嚣的敬酒声中,看起来是那么不显眼,真的像张爱玲所说,是“一直低到尘埃里去”,完全成了酒宴上那些激动话语的省略号。大概是为一些大陆学者的功利感到害臊,我耐心和老者聊着天。我感到他心肠柔软,只是把话题耗在诗歌上,甚至没用一个字谈到他是谁,在做什么?直到酒宴快结束,宴请方才宣布这位老者想捐款,他捐给创世纪诗社和尔雅出版社的两笔现金红包,当场交到张默和隐地手上。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他是年挣数亿元的商业大富。若在大陆,这样的人早就横着走路、仰面坐着,竭力耍尽高人一等的派头。这个我不知其名的人,完全可以作为台北人的代表,作为我千番百次交游经验的总结。我认为,是宽松多元的文化环境,让台北人找到了自己,不用再像一个个孱弱的寄生蟹,非得给自己找个防卫用的大硬壳。
记得有人告诉我,台北某著名诗人找大陆诗人签名时,竟虔敬地蹲在一旁,我当时有说不出的感动。我知道大陆人通常会如何看待此行为,他们会认为这是对大陆诗人能力的臣服,从而显出大陆人常有的得意和轻视。或者说,台北诗人恰恰犯了大陆人的忌讳,大陆人几乎把朴素、谦虚、低调等同于不自信,把尊贵、倨傲、叫嚣等同于自信。
如果说奢华、倨傲、无礼是历史魔鬼留给大陆人的遗产,那么朴素、谦虚、有礼则是历史天使送给台北人的珍宝。习惯把自信建筑在权力、金钱、名气上的大陆人,一时半会还难以学会欣赏这些珍宝,毕竟,他们已经习惯一元文化无时无刻不在设立的各种等级,哪怕只匆匆爬上一座小山丘,也会得意忘形。而朴素令台北人大不一样,那不是偏居一隅山民的朴素,是遍历繁盛之后懂得心灵应该停泊何处的朴素,它使人与人不用再靠冒充过活,使人与社会、与自然不用再靠辛酸的相互征服。
记得有次在台北参加诗歌活动,结束时有十来人同时挤进了电梯,电梯启动之际,一位台北作家忍不住冒出一句话:这么多人乘电梯就比较划算。她的话当时令我一震,令我挑剔的思绪豁然开朗,须臾间,我重新发现了台北,发现了老派节俭里的生态意味。我至今铭记着这句话,认为它像诗一样耐人寻味,它让人意识到,节俭不仅不丢人还相当荣耀。
我搭飞机回南京的前几天,需要一些旧纸箱来装书,令我惊讶的是,台北所有超市都免费提供旧纸箱。记得有天晚上,我走进国际学舍附近的一家小超市,看见超市唯一的营业员(一个男孩)正干着重活,他要把一堆货物搬进库房。一开始,我没有打扰他,想等他把活干完。不过一感到我显然有事,他就停下手中的活。当弄清我需要一些旧纸箱,他仿佛忘了正在做的要事,马上进库去寻找。过了几分钟,他拎着几种不同形状的纸箱出来,但我嫌它们过于狭小,觉得每只纸箱装不了几本书。他二话不说,转身再次进库去寻找。
这一次,我十分惊讶,十几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最后,他好不容易出来时,已经满头大汗,双手捧着几只更大的纸箱。显然,他没有因为是免费提供,就敷衍我。我缓缓走回学舍的路上,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若在大陆,大家会把他的行为视为高尚,高尚也意味赞美敬仰之余,普通人不认为自己能做到。我想单用高尚,难以解释男孩对待节俭的认真态度,难以解释国际学舍的电梯为什么不停二楼和负一层,难以解释作为公司老总的台北诗人方明,为什么更愿放弃开车或坐出租车,设法去挤地铁或公交车,难以解释为什么台北人用餐不允许自己剩下食物……
我想,是朴素导致他们没有肆意放大物欲,帮他们找到了物欲的底线在哪里,使他们有了一种珍惜资源的情感,把节俭变成了每个人的日常意识,成为松弛人与资源紧张关系的最佳途径。
灵魂对晤、以心悟心,逝水的时光变得更丰盈和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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