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能嚼，嚼就“嘎崩”一声响。硌牙的是沙子。沙子可是越来越硌牙了。
　　 教师们喝水的时候，越喝到最后越谨小慎微，甚至到了提心吊胆的地步。剩到最后一指浅的水时，就能见到杯底的细沙，被杯中用泉水做的开水淘洗得原形毕露，一粒儿挨着一粒儿，像细密的稠泥，夹带着一股黏而涩的腥味儿。此时教师们不得不嘬着嘴，不是喝，而是吮，或者叫吸，像八年没见过肉的傻小子贪婪地吸食骨头里的髓液。在食堂吃饭时就更尴尬，清淡的饭菜本来吊不起胃口，都习惯了闭着眼囫囵吞咽，冷不丁，牙就被沙子硌得生疼，仿佛防不胜防地遭到突袭，疼得疵牙裂嘴，眼斜眉倒，斯文扫地。待吃到碗底儿，天哎！残留的沙子比杯子中的沙子至少要多出三成。尖山中学的穷教师和山民一样，都是渴死鬼转生的，谁也舍不得连水带沙子一股脑儿倒掉，必须得榨油似的把蕴藏在沙子里的最后一个水分子榨进嘴里。那岂止是一个水分子，那分明是尖山中学全体同学的汗水啊！心，比牙更疼。
　　 水，是同学们使出吃奶的力气，从麻子沟的麻子泉里拉回来的。
　　 他……他他他……他妈的这鬼天气啊！要骂就骂天气，除了骂狗日的天气还能骂谁呢？教师们尽管大都是农民出身，但毕竟干的是教书育人的营生，有些还受过正规的师范教育，平时很少把脏话带在嘴边的，但是硌了牙就憋不住了。骂是一种无奈的声讨和本能的泄愤，为自己，也为自己的学生。
　　 追根溯源，教师们对天气的诅咒似乎是站得住脚的。十年九旱，水像油一样珍贵，可不得诅咒天气。整个尖山人吃的是十里外麻子沟里麻子泉里的水。说是泉，其实比土坑大不了多少。一条比蚯蚓粗不了多少的小溪，从麻子沟的石缝、草丛中支离破碎地蜿蜒而下，在这个低洼处就汇积成了麻子泉。溢满了，又化作一条窄细的蚯蚓，鬼鬼祟祟地向沟底摸去，最后湮没在乱石丛里——其实麻子泉很少有溢满的时候，尖山村几百口人吃的就是这眼泉，乡政府的干部吃的也是这眼泉，尖山中学的教师们当然吃的更是这眼泉了。每天，盘山公路上挑水的、抬水的、背水的、驮水的络绎不绝，麻子泉像个生了多胎的母猫，饥渴的猫崽们一拥而上，母猫就难得有喘息的机会。
　　 麻子泉太小，麻子泉照映不出山里人全部生活的原色和境况，甚至容纳不了天上的一丝云彩和几粒星斗的倒影，但却能泾渭分明地折射出尘世间的高贵与卑贱。譬如人家乡政府就是牛气，花钱雇佣村民的拖拉机拉水，而且还是在晚上。晚上人少水多，不用排队，拉上就走。同样的乡属单位，尖山中学拉水只能用破旧的架子车，车上固定着一个农业社时废弃了的铁皮氨水桶。一周拉两次，拉水的全是学生，从初一到初三三个班分成若干拉水小组，无论男生女生，轮流上阵。所以尖山中学的水车在山道上爬行起来像一组悲壮的风景，颇为惹眼：前面十几个学生拉纤似的拽着四根粗麻绳，后面五、六个学生趴着腰使劲往前推。毕竟是乳臭未干的少男少女，吃奶的劲用足了也不及成年人的三成，一个个憋得青筋暴胀，气喘吁吁，脑袋勾得没了影儿，大大小小的瘦屁股，绷得紧，愤怒地朝天蹶着。站在山梁上老远望去，那车，那人，那麻绳，浑然一体，像是一个破了网的病蜘蛛在无助地蹒跚。
　　 “嘎崩。”喝着硌牙的泉水，吃着硌牙的饭菜，教师们满脸的苦相就像紧巴巴的生硬的核桃皮，没个好脸色。但是面对来自周围几十里村寨的学生娃，面对那一双双渴求知识、渴求科学文化的纯真无邪的眼睛，面对一张张黝黑而真诚的脸，核桃皮就立马松弛了下来，像是畜满了水的亲和、柔软的葡萄皮，而且要把内心最真诚的笑脸写在这葡萄皮上，这就使葡萄皮无端地生动和透亮起来。硌牙事小，教育教学工作可是大事，学生娃们爬坡钻沟到这全乡最高学府来深造，说啥也是让教师们长精神的事。置身学生当中，教师们就被一股暖流烘烤得如在云里雾里，莫名地感到一种神圣和自豪。
　　 学生就像是止痛膏，竟使教师们硌牙的伤痛一时有些健忘。
　　 教师们一直有一种期待，期待下一场透雨，就可以喝到不硌牙的雨水了。记得去年刚入伏，老天爷曾公鸡下蛋似的奇迹般地下了一场雨。刚冒雨点儿，师生们就沸腾了，争先恐后地跑出教室，仰面朝天，让雨水滴答滴答地敲落在衣服上、皮肤上、头发上、鼻尖上。每个人的嘴都张得很大，舌尖上能感觉到雨水调皮的抚摸、迷人的清香和冰凉的滋润。突然，教师们如梦初醒似的，赶紧返回宿舍，拿出锅碗瓢盆，搁在屋檐下接雨水。雨水连同屋檐上沉积半年的腐叶、草屑和灰尘，像稀粥烂汤似的很快灌满了所有的器具，但是谁也不敢把这些稀粥烂汤倒掉，惟恐喜怒无常的老天爷就此罢了手。后来雨越下越猛，屋檐水也越来越透亮清澈，大家这才赶紧把稀粥烂汤泼掉，重新把器具刷洗干净，稳稳当当地搁在屋檐下面。那天的屋檐水可真叫好哇！屋檐水带着漂亮的呼啸，有一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儿，更像欢快地奏鸣着悦耳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满了，全满了！清凌凌的水波温柔地荡漾着，能照得见人影儿。用指头蘸一下，含在嘴里，甜！香！爽！真是人世间最美好的水啊，好得连语文老师都没法形容，学生作文里恐怕也找不出这种美妙的感觉。整整半个月，教师们吃的都是用雨水做的饭菜，喝的都是用雨水烧的开水。
　　 这种不硌牙的水，实在太稀罕。稀罕之物，往往是经不起期待的，期待等于妄想。下不下雨在于天，日子到了这份上，谁敢信天？
　　 日头尽管已经斜过去了，但放下来的火仍然烤得厉害。没有风。风被烤化在炽热的空气中了。课间时分，校长孙留根戴了顶破草帽，攥了把锄头，给学校的菜园里锄草。知了慵懒的叫声，被热浪传递过来，使校长锄草的情绪有些烦躁。
　　 有个瘦弱的小人影，像土行孙一样从他眼前冒出来，说，孙校长，我给你说个事儿。
　　 孙留根一看，是来自狗窝山村的初一班学生杨金坨。孙留根被这个十二岁的娃娃郑重其是的神情弄得有些好笑，就说，啥事儿？不找你的班主任，偏偏得找我？
　　 杨金坨诡秘地说，我说的可是大事儿呢。
　　 孙留根扑哧一声乐了，说，是萨达姆被抓住了呢还是美国又摊上911了？
　　 杨金坨显然被伤了自尊，委屈地回身就走，临走还忿忿地嘀咕了一句：活该吃沙子喝沙子，硌死才好呢！
　　 这句话尽管小得像是病苍蝇的翅膀下拍出来的，孙留根校长还是听见了。这话出自学生之口，像刀子一样深深地扎进了他的软肋。他大喝了一声，好你个兔崽子，回来！
　　 杨金坨见大事不好，本来想撒腿跑掉的。也许一瞬间考虑到面对的是校长而不是乡长。平时，偷吃点乡政府院子的苹果还可以溜之大吉，乡上干部没办法。而在学校，自己只不过是校长这个如来佛手中的孙猴子，无论如何是跳不出手心的，就倏然钉住了脚根，惯性使他的瘦身板大幅度地晃了几晃，才怯怯地转过身来。脸色有些发灰，如果不是因为脸早已被日头晒成了黑底子，大概早就煞白了。满头的乱发像墙头的蒿草，两只耳朵深埋在蒿草里，像两只胆怯的老鼠。
　　 孙留根铁着脸，说，下一节课，你兔崽子别上了，在墙根罚站一节课再说。
　　 杨金坨却脑袋一歪，大嘴一咧啜泣起来，眼泪把腮帮上的尘土冲刷出了两条白道，哽咽着说，孙校长，下一节课是数学课，您放我一马吧。我已经有两节数学课没有上了，再不上，就跟不上了。
　　 孙留根说，两节课没上？那两节课你干啥去了？
　　 杨金坨说，那两节课，我跑到上窑村表姑家借钱去了，主要是借钱交乡上的提留款。
　　 孙留根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但他还是不想把泼出去的水收回去，就故意虎着脸说，你家都穷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给我汇报萨达姆、911啊？还诅咒我们老师让沙子硌死啊？你兔崽子年纪轻轻的，心够黑的。
　　 杨金坨说，孙校长，我要说的是，沙子……沙子……其实是同学们塞……塞……进水桶里的。
　　 孙留根怔了一下，眼前仿佛有火光掠过，瞬间烧坏了听觉系统。他火烧火燎地催促，你再说一遍，你刚才怎么说的，你说了啥？
　　 杨金坨说，是同学们故意塞进水桶里的。
　　 孙留根的脸色一下变得铁青，锄头咣当一声滑落在地。他像突然遭到雷击似的定了半晌，才像还了魂似的，弯腰拎起锄头，朝杨金坨招了一下手，说，来，来来来！去我办公室，详细说说，详细说说。
　　 回到办公室，孙留根扯过一条木凳，说，坐吧！慢慢说。
　　 杨金坨受到如此高规格的礼遇，有点受宠若惊，当然不敢落坐，立正在那里，说，从初一班到初三班一百多号同学，男生，女生，都干了。
　　 孙留根问，干了多长时间了？
　　 杨金坨说，具体我说不上来，因为我今年刚从狗窝山村小学考到尖山来，听初三的大哥们讲，这个传统，已经继承好多年了。
　　 孙留根其实啥都明白了，如果再追问学生塞沙子的原因，显然有些多余，也没这个必要。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学生是在报复。这是一种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疯狂报复。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县上要求乡财政包干，乡属各学校的事业费统统由乡财政解决，但是尖山乡连一家像模像样的乡镇企业都没有，为了解决钱袋子的问题，只好向全乡几十个村子乱伸手了。用甄乡长的话说，就是乡属单位近千口子吃财政饭的，要过日子啊！于是，连学校的教师、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也都动员到征收税费第一线了。教师们一开始怨声载道，认为跟乡干部们一起走村入户吆五喝六，有辱师道尊严，所以只是在农户院外观望，不愿进去丢人现眼，后来才悲哀地发现，这种观念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由于教师们征收税费不力，当月的工资就被乡上扣得只剩下基本的生活费了。这种痛，是剜肉一样的痛。教师们后来就放下了知识分子骨子里所有的清高和脸面，积极地配合乡干部朝农户下手了。教师们干这营生不同于乡干部，不像乡干部那样对待农户花样多多，软出取土，硬出打墙，而教师都是直肠子，软出更软，硬出碰硬，少不了被钉子户迎面啐一口两口。带英语的毕老师在强征一家农户的公路建设费和文化站建设费时，还挨了一记老拳，这一拳当即使毕老师的左脸颊形成了一个青色的肿块。打这一拳的不是农户，而是农户家的小主人——尖山中学初三班三好生、英语科代表高红军。
　　 高红军多才多艺，会用笛子吹奏《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许多好听的老电影插曲。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有老电影插曲吹起来才带劲，而新的电影插曲像是脱了肛，既提不起底气，也没有后劲，实在吹不来。因为那一拳，高红军理所当然被开除了，卷起铺盖进了打工的行列。校务会上研究开除高红军的事情时，大家一致举手表决同意，但是毕老师却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惋惜地说，别开除他了，他是个三好生啊！考镇上的高中希望很大，是个考大学的苗子呢。
　　 毕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大家的目光都停留在了他的左脸上。那里，青色的肿块滑稽地趴着，像一只冬眠的青蛙，把他的左眼睛挤占成了一条窄细的缝儿。缝儿弯弯，像块剪下来的指甲，不适宜地镶嵌在那里。
　　 孙留根说，难道……你的打就白挨了？
　　 毕老师说，挨了打，我反而想通了。谁让咱们侵犯人家的利益呢。
　　 孙留根的头就重重地勾下去，勾了一会儿又不勾了，硬了脖子，说，还是执行决定吧，如果不杀一儆百，尖山中学的教师们恐怕都得挨打。
　　 是啊！恐怕都得挨打。大家说。
　　 高红军还是灰头鼠脸地离开了学校。看见的学生说，高红军为了顾面子，是利用星期天离开的。星期天只有离家比较远的少数师生才无奈地逗留在学校里。选择星期天就是为了尽量少和熟人熟脸闪面。他走得很悲壮，背着破烂的铺盖卷儿，左肩挎着鼓鼓的书包，斜插着一杆七孔短笛，右肩挎着干瘪的馍袋和煤油炉子。他先是在学校宿舍、操场、教室周围绕了一圈，在凝结着他的智慧和汗水的黑板报前停留了一会儿，最后默默地到毕老师门前，立定，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泪水吧嗒嗒的，当场打湿了鞋面。高红军的嘴唇颤抖着，轻轻地，似乎说了句什么。听见的同学说，高红军说了句英语：I’m sorry!Mister Bi（毕老师，对不起！）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说英语了。
　　 门“哗啦”一声洞开，毕老师像疯子一样冲出来。毕老师早就泪流满面。大男人的泪水，把脸上冬眠的青蛙浸泡得发出刺白的光亮。毕老师紧紧地抱住高红军，说不出一句话，无论汉语，还是英语。
　　 高红军哽咽着：毕老师，今后，如果谁再敢像我那样打您，给我捎个话，我揍他狗日的。
　　 几个要好的同学把高红军送出校门，几双长满厚厚老茧的农家少年的手久久地握在一起，不忍分离。高红军强忍着泪水，说，我没有啥东西给弟兄们，我给大家再吹一次《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吧。
　　 大家哽咽着说，别吹了，别吹了，你快走吧。
　　 高红军迟疑了一下，说，如果大家不爱听老歌，我给大家吹一首最近流行的《爱上别人的新娘》吧。
　　 有位同学忿忿地说，我一听这首歌就恶心，咱尖山的农民恐怕到二十二世纪也不会有那个雅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