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回到乡村，都会看到现在和过去的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让他们眉头光洁或者皱纹满面，污垢在指甲甚至额头上。其中，有一些人不在了，阔大的山间成为了他们最后的灵肉居所。我感到忧伤，活着的一如既往，抡着橛头向田地讨食，或者背着行囊，到城市打工；死去的万事皆空，一些黄土迎接并掩盖了他们的灵肉。随手插下的柳枝偶尔会长成柳树，与无边的茅草一起，矗立在太行山南麓的皱褶山地，风吹雨打，无限苍茫。
　　 两边青山依旧，曾经的土石公路铺上了柏油，路边的田地总是晃动着戴草帽的人影，旧了的村庄不断崛起新房，显赫的半边楼在梧桐树或者杨槐树的掩映下，向同乡们传达（显示）着主人家的勤劳和富裕。还有一些突突而奔的大小机动车辆，呼啸而去又呼啸而来。一个人走在这些人和事物之间，感觉陈旧却又繁杂，简单而又丰裕。毕竟，这是一群人生存的地方，一群人生活的习俗和外在形式。很多年前，我也在这里，容身的村庄毫无新意，但每一个人都习以为常，乐此不疲。
　　 站在最高的山顶，从五里外的莲花谷村开始，整个村庄就像一个巨大的“北”字。其中，山峦叠嶂，奇峰横起，鸡鸣犬吠充耳相闻。五岁时的一天，看到代课多年的张老师，我牵着母亲衣襟，央求她给老师说说，让我早点上学——我太喜欢读书了，谈不上少具大志，只是异常羡慕那些会在路边石板上写字相互咒骂的孩子们——不会的字可以用汉语拼音，其中还有不少粗俗俚语，虽然歪歪斜斜，但给人心理的打击力量一点都逊于张口就来的大人。
　　 学校在两里外的砾岩村，一排青石房屋，窗棂上的马头纸随风飘摇。代课的张老师门牙很大，抽烟很多，上自习课的时候喜欢打瞌睡。第一天，我学到了“a、o、e、i、u、ü”和“1、2、3、4”，看到了语文课本上鲜花簇拥的北京天安门。下课时，什么地方都敢去，就是不敢到十米开外的龙王庙和猴王庙去玩。那些院子里都长着巨大的核桃树，个个冠盖庞大，枝叶繁密，即使夏天，那里也格外阴凉。有一次，和几个同学大着胆子趴在窗棂上朝内观望，一股阴森之气凭空而来，神情诡异的泥胎高大威武，目光炯炯。尤其是右边的龙王庙，花梁上画着一条金色长龙，尖利的指爪上还吊着两个样貌猥琐、惨不忍睹的男人，鲜血凌空滴落。
　　 母亲说：那个人不孝顺，虐待爹娘，老天爷就让龙王把他抓走了。这大概是最简单的传统教育了，对我震动很大。但很快又抛掷脑后，还没学会几个字，就开始用拼音在路边的石板上骂人了。每天晚上，和本村的伙伴们啸聚一起，与砾岩村的孩子们打仗，以土块、石块和树条作为武器，相互抛掷和抽打，沾了便宜就跑，吃了亏心有不甘，谋算着如何报复。特别是有月亮的晚上，我们跳得更欢，还没变声的嗓音，伴随着南面山上的阵阵狼嚎，在沟谷的岩石上跌宕。有一次，我用一根杨树枝条抽在了砾岩村的张亮身上，一道红色的血迹蚯蚓一样隆起。
　　 进入二年级，老师姓曹，有一个在乡里当官的亲戚，村人都很敬他，他也总是神采飞扬。有一次，别的同学打我，母亲找到学校，让他管管那些打我的同学。不知怎么着，姓曹的老师反而跟母亲发火，母亲气急，到教室拿了杌子和书包，牵着我的手说再也不上学了。我不行，哭着说还要上。母亲禁不住我的再三哀求，没过几天，又把我送去上学，还给姓曹的老师说了不少好话。到四年级，我彻底脱离了曹老师，转到了刘老师门下。刘老师很和蔼，教学也很好。但我还是改不掉顽皮的毛病，不管上课下课，总是喜欢和同学们嬉闹打架，有一次，和西沟村的一个女同学翻脸，相互对骂，脏话迭出。五年级的那个夏天，不知怎么着，忽然对一个姓张的女同学有了好感。
　　 这时候，小学校搬到了马路边，紧接着大队部、戏院和供销社。我经常拿了家里的鸡蛋换糖吃。供销社的老人笑眯眯的，两根手指之间夹着纸烟，前额的头发一律向后梳。没过多久，我就知道了，他就是被我用树条在背上抽了一道血痕的张亮的父亲。大队部的门经常开着，支书和主任每天来，坐在满是灰尘的桌前抽烟聊天。有一年架电线杆，戏台旁边架了好几口大锅，电力局的工人在那里吃，村里几个干部也在那里吃。有几次，我还发现他们的孩子和老婆，也都端着热气腾腾的大碗，吃得满头大汗。听很多人说，夹门村一个闺女看上了电力局来帮助架电线的一个小伙子，整天跟着人家满山满河沟地跑，寸步不离。几个月后，通电了，有一次放学回家，看到她坐在路边的石墩上哭，浑身颤抖，眼泪汪汪，连我也忍不住跟着一起悲伤。
　　 再后来的初中，在五里外的莲花谷村，一排石头房子四周，围绕着一些旱地和好多核桃树。我和喜欢的张姓女孩子、表弟海军、好朋友晓民、建民和二光等人，同一天扛着杌子，背着书包到那里上学。与此同时，也看到了同学三年，后来又演变成暗恋对象的女同学曹菲。她家在莲花谷村，十几分钟就是一个来回。而我们这些被莲花谷村习惯称作“山里人”的孩子们，夏天时间长，可以早去晚归；冬天则要住校，但学校根本就没有宿舍，学生们都住在莲花谷村的亲戚家。
　　 第一年冬天，我和晓民住在爷爷的亲妹妹——我的姥姑家，也就是曹菲所在的村庄。闲置的房子很冷，晚自习回来，躺在冰冷的被窝里，可以清晰听到老鼠奔跑和自己牙齿打架的声音。那年，我十三岁，还尿了一次床，湿漉漉的一大片，因为羞耻，没敢把被子拿出来晒。后来我住到与曹菲的村庄隔河相的望舅舅家。村庄之间是乱石的河滩，夏天下大雨，河水泱泱，有几次还冲掉了村边的几座房屋。那时候，很少人家买了黑白电视机，有些同学晚上逃课，到别人家里看电视剧《杨乃武和小白菜》。后来，我转移到小姨家去住，因为离家远，母亲多次交待说：中午可以到两个舅舅和小姨家吃饭，但我不想去，即使饿得肚子叽里咕噜乱喊。
　　 有几次饿得捱不住了，到东沟桥边的一个小卖部赊帐买饼干吃。店主是个老太太，很矮，脸皮发皱，认识我母亲及其他亲戚，对我很放心。天长日久，我在她那里欠帐达五十多块钱，不敢给母亲说。有一次她遇到母亲，说了我欠帐的事。母亲很生气，付了钱后，带着我往回走，唠叨了五里地还没结束，吃饭的时候还在说。我心里特别痛恨那个老太太，后来就再不到她那里买东西；也曾发誓说；等我长大，我会拿一大摞钱，把她的小卖店全部买下来，自己吃不完，就扔到河滩里。
　　 接下来的事情，仍旧在学校。初一下半年，姓张的女孩子辍学了，我难过，幸好她家和我们村庄离得不远，偶尔还可以看到。有一年深秋时节，北风浩荡，大地萧索，到处是飞舞的黄叶。我放学回家，在村口，蓦然看到她背着一大堆枯干了的玉米秸秆，从河沟上来，脸色通红，美丽的大眼睛满溢着尴尬和羞涩。我心疼了一下，隐隐觉得，她不该这样的，忍不住低下头来，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老师大都是本地的，中专毕业，因为跳出了农门，人前人后，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骄蛮之气。唯一的一位女教师来自不远的外地，不能说美，也不能说不美。有一次，一个男同学到班主任办公室问问题，却发现两个老师在屋里热烈拥吻，回来就说给我们听。不管他人心情怎样，我是激越的，甚至很羡慕。那时候，我已经在暗恋曹菲了——趁无人之际，把一张纸条夹在了她语文课本里——我原以为她会懂，没想到她把纸条交给了班主任，让他在课堂上大肆演说（痛斥）早恋或者恶作剧行为的危害性和不道德。对于早恋，我是有好感的，而后面的“恶作剧”我不以为然。因为我是真心的，没有一点虚假，怎么可以冠以那么难听的一个名字呢？
　　 这一事件，让我迎接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曹菲不但没答应，而且若无其事，慢条斯理，欢乐得像是一只小鸟，正好与我的痛不欲生、心如刀割形成鲜明对比。这令我尴尬、沮丧甚至愤怒。但冷静下来想，似乎也知道曹菲决绝的理由：一是她本人根本没觉得我好；二是家境问题，这在以利以权为婚娶第一要素的乡村，肯定不合时宜；三是曹菲一心用功学习，鲤鱼龙门，而使她无暇顾忌，或者不屑于此。
　　 她的选择功利而实用，恰恰与我喜好空中楼阁、雾中看花、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个性和人生境遇截然不同——最要好的同学还是先前的那几个——但后来几乎都变了，晓民不近人情，斤斤计较，有一次，武安的几头黄牛翻过山岭，跑到他家玉米地里，晓民看到，用石头砸掉牛角不说，还把牛内脏砸成重伤，赶回去没几天就死了。二光正在暗恋一个女孩子，总是晚上把我叫来，帮他写情书；两个人躺在一面大木床上，我说他写。我到邢台或是回××县，还拐道给他送过情书。周末，和同村的建民到后山，一边说话一边砍干枯的树枝，有时候也闹矛盾，但没过多久，又和好如初。
　　 时间过得真快，春节一过，就16岁了，命运前途成为最迫切和最现实的问题。中考之后，建民、曹菲等人考上了重点中学，个个志得意满，不用大人们说，连我自己都觉得低人一等——后来到××县老城的一所中学上学，各方面都很好，但没过多久，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性格野蛮的男同学总是欺负我，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他把我堵在教室里，挥着拳头要揍我，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家在西毛村的杨姓（忘了名字，很对不起他）男同学站在了他的面前，警告他不要欺负山里来的同学。这使我很感激，到现在仍不断想起他。我与曹菲虽然分隔两处，可我还一门心思暗恋着——有一次，坐车几十公里，又步行了十多公里，到她所在的中学去看她——但又不敢，只能在门外徘徊。其时，夜幕降临，大地沉重，次第的灯火与满天星斗交相辉映。
　　 两年后，几个同伴同学相继结婚了，表弟是其中之一。我也去帮忙，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挨门挨户借碗筷、盘子、桌椅等用具。还有几个男女同学，大都十八岁——我不以为然，母亲却总是说：看人家谁谁谁多有本事啊！这么小就结婚了，你呢？我反对说，这有啥了不起的，我肯定打不了光棍！娘说，就你那个好吃懒做，不会挣钱只会花钱的样子，谁会给你当老婆？这话虽然狠，但母亲是有根据的。我生性懒惰不说，还欠了好几千块钱的外债。其中一笔，是为了一个人（除了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当事人，他人至今不知），其中一笔是离家出走导致的。
　　 1990年冬天，爷爷去世了，父亲号啕大哭，我却没流一滴眼泪——不是我不悲伤，而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悲伤。办丧事的时候，请了吹鼓手，放了一场电影。下葬的那天，老舅和来自莲花谷村的后代指责母亲对爷爷不孝顺，勒令母亲下跪，以示惩戒。我穿着孝衣，跪在灵棚中，听到急忙跑上来，见有人欺负母亲，大吼一声，冲上去就要拼命，是大姨把我拦住了。后来又觉得母亲不对——给老人下跪是应当的，但事实上是，他们要母亲向他们下跪。这是带有侮辱性质的——母亲并没有不孝顺爷爷奶奶，这一点，到现在我仍敢拍着胸脯对着爷爷奶奶的坟头说。
　　 埋葬了爷爷，日子一如既往，我的境遇丝毫没有改变。1991年冬天，我在山西左权亲戚家，太行山南麓的大片地域又降下一场大雪。母亲风尘仆仆地跑到山西，直接把我送到××县，参加体检。没过几天，我就领到了崭新的军装军被。从××县乘车到石家庄，再转乘69次列车，越过已经干涸了黄河、朝代的西安和撒满月光的秦岭，在河西走廊西端，甘肃和内蒙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安下身来。这时候，曹菲还在学校读书，我写了好多信给她——但都泥牛入海，杳如黄鹤。
　　 第二年春节回到家，拐弯抹角地打听到，曹菲还没有出嫁。一年或者两年后，等我再次回家，曹菲已经嫁人了。至此，我的乡村生活从精神意义上真正地结束了。从离开的那一天起，我就暗暗发誓：宁可死在他乡，也不再回到村庄。这显然是气话。事实上，我总是想回去看看。古老而蓬勃的村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人还是那些人，物还是那些物，只是多了一些趴在雪白胸脯上吃奶的婴儿；山顶掠过的风，下过的雨依旧在山顶和沟谷，绿色的植被丰茂浓郁。第一次回去，表弟有了第一个儿子，第二次回去，那些考上中专的同学们都毕业了，在各个学校当了人民教师，一个个神采飞扬，牛气冲天；第三次回家，曾经要好的同学晓民死了，是在乘车时，不知谁携带的电雷管和炸药突然爆炸开来——二十多人身体被撕开，尸骨分散各处，晓民也只捡回一块发黄的头皮。
　　 那些天，我正好在家，头两天还和晓民一起，帮着建民家盖房子。第三天下午，听到他乘坐的客车爆炸的消息；次日晚上，被一个大爷半夜喊起来，和很多人一起，趁夜抬着他的棺材，埋在他父亲坟前；第四次回家，同学二光离开了曾经的对象，和嫂子一起生活了。我觉得可惜，那么好的一个女孩儿，他怎么就能忍心呢？还有一个同学，烧砖时不慎被砖机搅断了一只手臂。
　　 还听说一件事：临村一个光棍，早年花五千元买了一个贵州媳妇，过了好几年，据说还很恩爱，生了孩子。谁也没想到，秋天时候，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偷偷跑了；第五次，正逢莲花谷庙会，母亲让我去看看大舅，我怕大舅训斥，一直没去，乘车到兰州，打电话回去，却听到大舅从房上摔下死了的消息；想起大舅对我和我们家的好，忍不住后悔，泪流满面；第六次，我的身份彻底发生了改变，至此，我从世俗意义上离开了那座村庄；而74岁的奶奶却病了，我和表弟、姑夫一起带她去第二十冶医院查看，说是晚期胃癌。这一次，同学二光也患了食道癌，奄奄一息，我去看他，他笑笑，什么话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