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往巷外走时，嘎咂嘎咂的步子显得特别刚毅。她小心护着粪筐的样子，就像筐里的猪粪全是金子铸成的一样。说也奇怪，街上嗤嗤的笑声没有了，微风轻轻掀动的不再是粪味，而是我周身静悄悄的暖意。原以为猪粪与街上的景象不配，这时才知道什么都会变的，黄绿的猪粪在无邪的人眼里，也可以射着万道金光。
　　 当奶奶把粪筐拎到学校门口，我竟难为情起来，两颊像贴了两张圆圆的红纸，从她手里夺了粪筐就往门里跑。奶奶格外男性的外表，使我羞于让她跟同学打照面。
　　 我那时爱面子爱到了着魔的境地，夜里做梦给吓醒，都是梦到因为瞒不住什么事，结果露馅被同学嘲笑。
　　 （七）
　　 奶奶养的猪，白天经常在墙角睡得打呼，但眼睛似闭非闭，像留着一条细缝来提防和观察我们。奶奶喂给它的食物真不赖，为了催膘，用上了连我们都馋嘴的生红薯。它睡得越多，奶奶就越兴奋，恨不能始终把它抬着，不让它多走一步。为了让它长膘，样样法子都试过了，让它多喝水，粪便稀了赶紧喂它止泻药。到底是细心操持了大半年，小猪终于胖了起来，胖得让左邻右舍似乎闻到了肉香味，他们再也不要奶奶帮着打消抱怨了，开始主动端着剩菜剩饭来喂它。
　　 小猪时常偏着脑袋，把牙齿咬得咯嘣响，见了红色的领巾就往后退。等到奶奶发现时，它的舌头已经黑沉沉的，它快站不稳了。请来的兽医把器具药品叮零当啷摆了一地，还是找不到解救的办法。兽医穿的那件给人带来希望的白大褂，白白让奶奶期待了一场。兽医好像在跟自己生闷气，半天没吭一声。他摸着猪脖子上的淋巴，最后无奈地起身抹抹手说，“没救了，是败血症。”
　　 小猪死的时候是在夜里，倒没孤孤单单的，奶奶一直在它身边陪着，念着我们听不懂的求神拜鬼的话。除了小猪在抽搐，流着煞白的口沫，肚皮绽出密密麻麻的红疹，我和表哥没觉得有什么好看的，于是离开墙角回屋睡觉去了。
　　 第二天清晨，小猪死透了，奶奶的泪也流干了。她看我们做错事，连骂我们的力气也没有。她不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这样造孽。邻居们像来闻最后的臭味似的，排队来看死去的小猪，都为奶奶白养它这么肥感到惋惜：“看哪，肉长得多瓷实啊，－－唉！”
　　 也有自觉受过奶奶委屈的人，那天显得阴阳怪气，故意拿话刺激奶奶，说：“要是这头猪不死，你家该要发多大一笔财啊。可惜呀，现在连一分钱也不值了。”
　　 这种人的脸虽然阴沉着，心里指不定有多高兴呢。奶奶可不是怕蝎子蛰的人，明明知道猪是得瘟病死的，她还是要做一项伟业给左邻右舍看。她不是跟谁过不去，是不肯服从噩运的安排。
　　 她把洗澡的大木盆摆到院子里，谁的劝告也不听，把猪在盆里泡上半天便开始剥皮。猪在盆里给刮得又白又胖，她一边往皮里吹气，一边咬牙咒骂，直到两手指甲剥得发肿，硬剥出了一盆暗红色的猪肉。她给瘟猪肉足足抹了十斤细盐，腌在一只大陶缸里。做完这些，她的脸色开始变得好看。她欣慰地自言自语道：“这下够我一人吃一年啦。”
　　 把最毒的东西留给自己吃，是奶奶最厉害的一招。她自认鬼也不敢来找她。当她吃第一碗瘟猪肉时，家里静悄悄的，担心会有什么不测。瘟猪肉是在开水里煮滚过好几遍的。看我们也有点馋，奶奶便正色地说，“这东西你们沾不得，吃了怕小命难保。”那天，奶奶破天荒喝了白酒，说酒也能杀毒的。
　　 第二天见自己活得好好的，奶奶的胆更大了，说话也粗声粗气了，已经有活神仙的感觉。她动辄就说，“这是以毒攻毒呐！”她相信体里有别人没有的毒，说的时候瞪着眼睛，想象体内的毒把肉里的毒给冲没了。
　　 那一年，奶奶长得圆圆胖胖的，我和表哥因为缺荤少糖，倒像两根蒿草长在她身边。她吃瘟猪肉的事，已经给传得神神秘秘、朦朦胧胧，我走在街巷，有些飘飘然，我知道全是因为奶奶，路人才把好奇的目光纷纷投向我……
　　
　　 第二章
　　 （一）
　　 我一遇爷爷奶奶笑逐颜开，就问他们过去的事。说也奇怪，平时不苟言笑的爷爷，到了奶奶面前就变得能说能笑。就算爷爷给她起的绰号再不合适，奶奶也都笑着应承下来。对裹过脚的女人，大脚是不堪想象的，爷爷偏高兴地在我们面前戏称她“大脚婆”。据说小时裹脚，她痛得成天满头大汗，不像别的女孩能被“三寸金莲”所诱惑，这就像给狮子束了手脚，遇到机会狮子还是要做合乎性格的事。
　　 谁也没留意她偷偷放了脚，等到家人发现为时已晚。她的脚就这样成了半成品。对我和表哥，这是两只保存了原始风貌的脚，脚趾像被劲风吹折的芦苇，从两边齐刷刷地折向中指。但对她那一代的女人，这两只脚又太现代，脚掌几乎没有畸变，所以穿鞋的尺码和现在的女人一般大。
　　 谈到自己的婚嫁，奶奶常假装满肚的怨气，说跟着一只樟木箱就嫁到了李家。但轮到爷爷发议论，他记住的倒满是挡也挡不住的财富。那时的人讲究合家氛围，偏偏他从小失了双亲，虽然跟着富足的二叔长大，但相亲名声因此受了损。就算新房是用金银夯成的，城里大户也不愿把女儿嫁给他。二叔为了他的婚事，没少转动他那布满血丝的眼珠子。为了给他布置个像样的人生，又托媒婆到乡下大户人家中去寻。
　　 这一路的媒婆很顺利，没几天就找到了人家。大约离城二十多里地，有一个多是土墼墙体房屋的赵家墩，在墩东南角有一户自耕农。那时的自耕农在乡下已算稀罕，不必像佃农整年招架地主的租子，一年忙颠下来收成全归自己。这户自耕农当然就是我奶奶家，家里的好福气全仗她四个老实规矩的叔叔，他们合着家不肯分开过。有田有地，再不愁人力，收入自然比雇佃农的小地主要好。
　　 据说一到过年，我奶奶家就成了墩里最风光的。近亲远亲来殷实之家攀附，也是生存所需。不光婆家这边的人络绎不绝，连婶婶们的娘家亲戚也争先恐后。堂屋到了初一，已挂上炭笔的福寿图，大红绒布的垫子在堂口摆了一排。迎客的鞭炮每响过一阵，就有一拨亲戚风尘仆仆地赶到。
　　 “唰”“唰”“唰”掀袍摆的动作，弄得满堂是风。袍摆掀开，拜年客便朝垫子跪下磕头。我奶奶那时年方十八，在家里已做着大事，红火热闹的年饭全由她操办，到了讲究拜年礼数的初一，她又得应酬无数的拜年客。
　　 那时，我爷爷是个意态消闲的书生，连做饭也不会，听说我奶奶在家里竟能喝得动叔叔们，便饶有兴趣，加上我奶奶家在乡下也算体面，便答应随媒婆去乡下看亲。
　　 （二）
　　 爷爷在轿子上颠了二十多里，最后照着媒婆的吩咐，轿子停在赵家墩南边的江堤上。
　　 放眼望去，大人小孩都在地里收萝卜，很是热闹。媒婆指着人群里穿白上衣黑裤子的一位姑娘，说：
　　 “就是她。”
　　 站在土石培的十里长堤上，爷爷静静看着晒场上这位人高马大的姑娘，他是第一次听见女人有这么大的嗓门：
　　 “怎么搞的，把萝卜上的土扒干净！”
　　 被姑娘训斥的人都比她大。听了她铜锣一般的嗓音，原本嘻哈的婶婶们马上咋着舌散开了，各就各位，去干自己该干的事。当担着箩筐的叔叔们“嘭”“嘭”把满筐萝卜往地上扣，爷爷又在堤上听见了她的破空而来的嗓音：
　　 “轻点行不行？萝卜都给摔烂啦！”
　　 她负责张罗全家人收萝卜，并把从地里收上来的萝卜过秤。两个弟弟用扁担帮她扛着秤头，但她性子急，老嫌他们动作不灵光。装满萝卜的大箩筐，她急了能一人用秤钩把它提起来。
　　 “她是老几？”
　　 “老二，上头有个姐姐。”
　　 “哦，她倒蛮像老大的。”
　　 媒婆怕他嫌姑娘脾性硬，忙补了一句：
　　 “她呀，谁说是刀子嘴豆腐心。”
　　 “嗯，看出了。”
　　 在牛蝇和蝴蝶成群飞舞的长堤上，爷爷观望甚久。他用目光悄无声息地陪着我奶奶收萝卜。她像将军一样的决断，竟一时让他想起了早年离世的父母。等到他把心酸的泪珠在眼里忍干，便转身向媒婆拱手作揖道：
　　 “行。我看行。”
　　 （三）
　　 爷爷和奶奶结婚那天，据说场面盛大。整个赵家墩都出了礼份，应了“婚姻大事，邻邦相助”那句老话。爷爷的二叔虽是一介武夫，但足智多谋，他代表男方送的彩礼很别致，礼物裹着礼物。为帮女方撑面子，他暗中多送了彩礼，不少礼物在女方家搁一阵，就变成奶奶出嫁那天的嫁妆。
　　 爷爷受的教育半古半新，私塾和新学堂都读过，他本不想多沾二叔的钱和情，想搞节俭的新仪式，谁知话一出口就被二叔和女方家堵了回去：
　　 “这成何体统，哪像明媒正娶的人家？”
　　 “你也不想想，她以后有脸回乡见人么？”
　　 爷爷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遂了他们的心，把婚礼办大办风光。奶奶因此坐上了八抬大轿，原本官宦或富豪之家才用的八抬大轿，替她在乡下挣足了面子。据说轿子后面跟着足有一里长的抬礼盒的队伍，雕龙画凤的礼盒不是描金的就是填银的。
　　 队伍穿村过墩时故意拉得很长，格外扎眼。
　　 那年头，女儿出嫁是要哭的，把脸上的胭脂哭成烂泥也要哭。与父母离别不哭就是不孝，难免要遭邦邻闲话。遇红喜的哭和遇白喜的哭一样，是一门学问。奶奶的眼眉、睫毛、嘴边绒毛、手臂汗毛都很重，能看出性格挺要强。她出嫁那天偏不哭。进轿子时，她还是把嗓音扯得跟钟磬似的：
　　 “你们哭什么，我又不是不回来啦！”
　　 她烦心地朝家人挥挥手，叫人快把她背进轿子里。到了新家院门，她看见三边门框都贴着大红的字幅，她一字也不识，但能感到新郎的才情清高全在一笔一划的字里了。
　　 第二天，奶奶自作主张要到保德寺请神。寺里有二十来尊佛像，她也顾不了哪个掌管哪些，依次作揖如数拜过，这才放心地开灶启炊。
　　 （四）
　　 在奶奶的讲述中，我父亲仿佛是长大了才出生的。我记不清她说的是什么节，说空朗朗的世界突然多了一人。他又黑又瘦，一生下来对这个世界就没什么敬意，攥着非常灵活的小拳头，眼睛让人一见生畏。大哭的时候，奶奶说是鬼神在扇他屁股。那时爷爷自愿去了南京，谁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安顿生活的钱常要奶奶自己去张罗。她为起名字忧愁了好些天，正当想不出个所以然，爷爷回来了。
　　 爷爷的脸像面包皮，被太阳烤得熟红发黑，见了奶奶照旧还是没商量，似乎有一肚子话不便说。奶奶只知道他闹了点事，拉起来一支队伍，就要进山抗日去了。
　　 去哪里的哪座山，她知道是不能问的。她唯一能问的是孩子的名字。本来爷爷肚里说长道短的故事多着呢，但眼下能牵动他的，是跟日本人较劲的事。据说他见到“良民”二字就动气，偏给儿子起了个不驯的名字“逐良”。奶奶不识字，只要是爷爷给起的名儿，她就没什么可心疑的。
　　 天未露白，厨房就传来了刷锅声，奶奶在生火煮稀饭。爷爷起得更早，大声念着唐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爷爷要进山，奶奶心里不是滋味，等早饭弄好了，她只是木怵怵地看着爷爷吃。
　　 稀饭里加了白砂糖，切开的馒头里还抹了一层蜜。整个屋里静悄悄的，只听见爷爷巴叽巴叽的咀嚼声。
　　 爷爷的队伍是分头进山的。消息封锁得格外好，连家属都不知道还有谁的丈夫去了山里。他们一个个在山里喝了拜把子酒。队伍里有真正的土匪，说话戴帽子的样子都很邪乎，但都听从了这位书生的领导。爷爷毫无军人相，连枪子都没放过一回，靠在南京挣的钱收来几十杆长枪，拉扯起这支队伍。据说他还兼着队里的会计，把平时积攒的银两全贴补进去了。
　　 日本大部队路过时，这支队伍在山里转悠了半个月，虽然决心之大可以填海，但终究没机会对过路日军挠上一爪。
　　 （五）
　　 小镇来的日本兵不多，十几个清一色的宪兵，隔了一阵才添了几十个伪军。邻着入城最方便的东城门，宪兵造了一间看守所，等到在屋顶竖起一面太阳旗，连爱看热闹的人都跑开了。小镇乍看没有变化，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看不出有战争痕迹，但气氛格外沉郁，出城进城人们由不得自己，向日本宪兵鞠躬头要垂得很低，眼神表情还要恭顺，一旦有宪兵看着不顺眼的，就要给请进看守所暴打一顿。
　　 幸亏日本宪兵人少，仅够把着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所以街上只能看到三三两两的伪军。
　　 一天，一个轮休的日本宪兵想家喝醉了，跑到青云巷来哭。哭的时候一串一串说着什么，尽管他看起来很悲伤，扒着门窗看的人还是很害怕。他东倒西歪地摸到了我家门口。那时我父亲正像一只小肥鸭，玩累了歇坐在大院门槛上。宪兵小心地弯腰端详我父亲，他嘴里说着什么，手就轻捷地把父亲抱了起来。刚才还啪嗒啪嗒落的眼泪，马上无影无踪了。他像掘到了一桶金似的，已经笑逐颜开。
　　 他抱着我父亲，头也不回就往巷外走。整个青云巷的人都隔着门窗在看他，见他脸上笑了好半天。谁也没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看清他手上是谁家的孩子，连忙差了人给奶奶通风报信。
　　 等到奶奶闻讯赶来，他已经无影无踪了。据说这个宪兵抱着我父亲，又去馆子喝酒，见到我父亲就笑的脸，见了别人就发怒。街上有个倒霉的姑娘，被他硬揪着辫子，拉进馆子陪酒。在他乌烟瘴气闹腾的时候，没忘一直用手抱着我父亲。吃完酒，他又哇啦哇啦抱着我父亲，向宪兵队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