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爸爸带着姐姐在外地工作，妈妈当了罗岭小学的校长，三天两头去乡上开会。我和妹妹没人管，妈妈晚上一去有事，就把我们反锁在家里。但我总能想办法溜出来，跑到对门同学童超家去玩牌。妈妈觉得这样太危险，便接来了外婆。
　　 许多日子都在顽皮和游戏中倏忽流逝，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不知怎的，有那么一个夜晚却让我刻骨铭心。那一天真黑，大约是初冬，黑得阴冷而厚实，天地间的每一个角落都被黑暗塞满了，没有风，没有任何别的声音，除了黑暗的窃窃私语。妹妹那晚睡得特别早，外婆要我也睡。我不，我睡不着。我坐在墙边，呆坐着；外婆坐对面，在缝衣服。一盏煤油灯费力地吐出些昏黄的光晕，草草地抹在四周，像涂在巨大伤口上的膏药。我猛然看见自己的影子在墙上晃动，扩大了好几倍的影子对我构成一种压迫；我又看见外婆也有影子，外婆的影子几乎布在整个一面墙上。
　　 我颤抖地指着影子对外婆说：“外婆，影子。”
　　 外婆瞅了一眼，说：“影子有什么奇怪的，每个人都有影子。”
　　 过了好久，我又说：“外婆，我怕。”
　　 外婆问：“在屋里，怕什么？”
　　 我怯怯地说：“我怕死。”
　　 我不知道，那时我的头脑里为什么会涌现出“死”这个命题，也许我的意思并不是指生命的消失，我还不懂得这些；而是对不可知事物的无比恐惧，是幼稚年代对生的迷茫。
　　 外婆连忙扔下针线活，过来抱着我：“孩子，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
　　 我突然哭了，哭声传得很远很远，对这个无声而漆黑的世界表示抗议。那时，我以为早晨再也不会来了。后来，我在大学读到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仁的作品《信念》，诗的最后说：“没有影子的东西，没有力量活下来！”我方觉悟，是呵，没有影子的东西，就无法享受光明，无法在光明的照耀下进取。在阴暗中，你可能思考，但不可能行动。
　　 小学考初中，父母希望我考取长沙县一中，那是重点中学。姐姐甚至还说：“弟弟要是进了一中，我就不读书了，让他读。”
　　 但我差了一分，我们班上有一个考取了一中，他就是我的好朋友童超。许多乡亲去他家贺喜，鞭炮放了一整天。我站在阶基上，看对门热热闹闹，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外婆站在我旁边，像是自言自语：“读书还不是靠自己，一中未必个个都好？我就不信。”
　　 “我就不信”，这四个字撞开了我的心扉。从此，我离开老家，开始长达十年的求学生涯，在路口读初中，在金井读高中，而后考进了湖南师范大学。这么多年，“我就不信”成了我的口头禅，每次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我就以此激励自己，鞭策自己。不久，我读到美国文豪海明威说过的同样意思的名言：“人可以被消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我顺利地长大成人。
　　 家里迁到朗梨后，随着姐姐和我双双考进师大，家境渐好。而外婆由于离我家远了，来得很少。不过，每来一次，住得也久些。她最喜欢听我讲大学里面的事情，她听时笑容可掬，身体前倾，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她陶醉在我的故事里了，因为这一切对于她，都是闻所未闻；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我对她说的。在外婆看来，我所经历的快乐和幸福，全都是她的快乐和幸福；当然，我所经历的挫折与困苦，她恨不得都搬到她肩膀上去。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生，我知道，快乐和幸福可以感染人，可以分享；而挫折与困苦则必须独自承担，就像外婆独自承担过她的责任与使命一样。
　　 我和姐姐一有机会就带外婆到城里走走。虽然我们还是学生，没几个钱，但扶着她爬上岳麓山，到湘江边散步，去烈士公园赏灯，还是做得到的。那时还没有中巴和的士，从朗梨到长沙仅仅十五公里，由于人流量太大，乘车一直是个老大难。“湘运”的每趟车都挤得水泄不通，呆板机械的计划经济体制把中国老百姓折腾得疲惫而又暴躁。在车上，吵架打人之类的事屡见不鲜。外婆得由我和姐姐一前一后护着，从人缝中往前钻。好不容易挤到车上，人都站不直，更别说坐上座位了。外婆弯着腰，抓住一根护栏或我的手臂，随车颠簸。也许经过生活的锤炼，她的腰板的确非常硬朗，我和姐姐被弄得精疲力竭，外婆倒是不显得累，她的脸上还漾着孩童般新奇而快乐的笑。
　　 有一次，外婆颇不好意思地跟姐姐说：“我这辈子什么都看了，只有一个心愿，我想去瞧瞧马王堆的女尸。”姐姐一拍脑壳，哦，带外婆去过长沙多次，怎么就没想到轰动一时的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呢？姐姐和我着手安排外婆进城的计划。现在看来，这应该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但那时我们在长沙都没有家，交通又不方便，外婆这样一桩小小的心愿，我们竟然没有能够帮她实现。
　　 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们三次带外婆去省博物馆的经历。
　　 第一次是姐姐一个人带外婆去的。她那天下午上完两节课后匆匆出发，碰上五一路大塞车，赶到博物馆时，正好是下班时间。
　　 第二次，已是翌年夏天，姐姐要我也同去，那是一个星期二下午，太阳很大，晒得人头皮发炸。我们大汗淋漓地来到博物馆，只见门口一张通知，他们开党员会，休馆半天。姐姐胆子大，找到其中一位负责人，说外婆年纪大，从乡下赶来的，很想看一看女尸，能不能看一眼就走，顶多不超过十分钟。那位大腹便便的干部横眉一瞪：“我们开党员会怎么能够夹杂别的事，那还有党性吗？”这个人也许很有党性，但他没有人性。
　　 第三次去我不记得具体日期了，好像是寒假的某一天，风挺大，有些冷。我、姐姐、外婆三人一大早从家里直接去博物馆，然而，整整那一天馆大门都是紧闭的。姐姐一边喊叫一边使劲拍门，她喊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外婆默默地站在她旁边，眼睛紧紧地盯着大门，她多么希望里面会有一双手打开这门啊。过了很久，外婆终于绝望了，她笑着对姐姐说：“算了，下次再来吧。”
　　 外婆是非常开朗的人，我从未见过她脸上沾着那么尴尬、勉强、生硬的笑，而且那笑愈是尴尬就愈是沾着，像一种浓酽的幽暗，更像是一条小蛇，吞噬了外婆人生的最后一点渴望。
　　 外婆没有看到女尸，不能怪任何人，只有怪她运气不好。乡下人最单纯，什么都不讲，运气两个字可以涵盖一切。姐姐当时已是大学四年级学生，她说：“等我毕业有了单位，再接您来，那就方便了。”外婆点点头，或许她内心已经知道：“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果然，姐姐毕业后，因为一系列的波折，始终没有安顿好自己；而我毕业仅两个月，外婆永远闭上了她的眼睛。
　　 我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那是1989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斗室看书，妹妹哭着闯了进来，只说一句：“外婆死了！”
　　 我惊讶于自己当时的冷静，我没有哭，只是起身和妹妹一起赶赴金江。爸爸、妈妈和姐姐早已到了。
　　 妈妈告诉我，早几年舅舅找人给外婆算了一个“八字”，说她只能活到73岁。外婆信这个，过了上半年，她说，我的时间不长了，要到女家里去住一段，怕以后没有机会了。于是，她一个人坐长途车到了我家。还没住上几天，死神的爪牙之一——突发脑溢血就在一个深夜把她传唤去了。妈妈说，走得快，也是一种福气，是她修来的。
　　 外婆的灵柩停放在堂屋的中央，我和妹妹双双跪了下去。妹妹成了一个泪人。我到底忍不住哭了，我深深地知道：
　　 失去了的就永不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