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沟口到沟垴，整整十里山路的南北两旁，散落着近百座老屋——那种土木结构，上覆青瓦的土坯房，这些老屋年纪久的六七十岁，年轻一点的也四十岁以上了，面貌都很沧桑，大多衰败坍塌，一副行将就木的垂危。
　　 我的故乡苍沟，在五六年前就已经人去屋空 ，这些老屋颤巍巍地伫立在风吹日晒雨淋之中，与蓝天白云为伴，与青山相映衬，向偶尔到达这里的人昭示着苍沟曾经的存在，曾经的人烟历史，也证明着苍沟几代人的艰辛。许多来过苍沟的人都很不理解：既然人都搬迁到山外去了，为什么把这些老屋不拆掉呢？拆了老屋，那些椽呀檩子啊，多多少少还可以变卖几个钱的，总比任其腐朽，自然塌垮了的好啊！在外人的眼里，这些颓废的老屋仅仅是一座土坯房而已，可是，在苍沟人眼里，它们不仅仅是一座土坯房，还是一家人曾经艰辛和欢乐的见证，更是栖息他们灵魂的所在，就好比神灵栖息的庙宇，怎么能轻言拆掉呢？
　　 百年以前的苍沟，鲜有人迹，是鸟兽们的乐园。忽然间的一天，一座简单的茅屋就耸立在绿树红花之间，一缕炊烟就在白云的脚下袅袅升起，人的咳嗽声和忽明忽暗的烟火，使得兽们睁大了诧异的眼睛。这就是苍沟的第一缕炊烟，源自一个常年采野药的猪苓客，他数年在这一代搜寻猪苓，久而久之，就喜欢上了这个满山苍翠，山溪长流，水草丰美，药材资源丰富的宝地，从此安家立户，成为苍沟的第一户人家。
　　 随后，苍沟这片偏僻却不失美丽的土地上，接二连三的又有来自陕西、四川、安徽、甘肃武威、甘谷、秦安、静宁、庄浪、平凉、泾川等地的流浪家族，逃荒难民，政治上避难的，甚至还有为了躲官司的罪犯，都相中了这条隐藏在关山深处的苍翠之沟，拖男挈女，在此落脚，搭起了茅屋，垒好了锅灶，开始了他们全新的生活。从此，这条沉睡了千百年的无名之沟有了人烟，有了自己的名字——苍沟！那些肥得流油的土地被垦荒，那些肆无忌惮的豹子、狼虫被吓得钻进了深山，畏畏缩缩地在老远的地方觊觎着人们饲养的猪狗鸡鸭。那一座座茅屋，在艳阳高照的时候，显得神秘莫测，偶尔的鸡鸣犬吠和人声话语，才使得贸然闯入者逐渐平静被惊吓的心跳。
　　 随着人口的繁衍，低矮的茅屋就显得狭窄局促了，再加上频繁的火灾，伤人损物，这些苍沟的先辈们就谋划着建造土木结构的土坯房。“无师自通”这个词在苍沟人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释，他们自行设计，互助建房，那些个精壮劳力多，积攒了一些钱财的人家，在用通天柱撑起的人字形结构的房屋上，覆上了青瓦，劳力少积蓄不多的人家，只能在屋顶上扇上毛竹或者茅草，虽然外面看上去依然是茅屋，但是屋子的牢固和宽敞，远非简易茅屋所能并论。因为在那个时候修建房子，木料是不要钱的，只要你有力气，想架多粗的檩子就架多粗的檩子，只是青瓦要从山外买，而且还要套上毛驴，用架子车很是艰难地运进山里，这就有了茅屋和土坯房的差别。
　　 我们家流落到苍沟是六十年代初，那时候的苍沟，人口已经有200来口子人了，整个沟是一个大队（现在的村），辖两个生产队，队部设在中庄。我们初到苍沟，举目无亲，幸亏有一户无儿无女的龚姓大爷收留了我们，借给我家一座土篷房栖身，使我们一家四口人有了一块遮风避雨的地方。只是那土篷房多年不住人，没有了烟熏火燎，再加上缺少必要的碾压，屋顶的泥土疏松泛滥，每到雨天，也是“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情景，情况略微比露天地里好一些。尽管天气晴好的时候，父亲也会花上大半天的时间，用石磙子碾压土篷房的屋顶，可是由于屋顶泥土泛滥的时间久了，要彻底根除漏雨，必须从根本上撤换泥土，而这项工作极其艰巨，费力耗时，是我们这样的人家力所不能及的，好在晴天毕竟多于雨天，咬咬牙也就凑合了一年时间。
　　 大妹出生之后，小土篷房已经显得很窄小了，父母商量了一下，决定修建自己的房子。1965年的春季，我家动工修建房子，房子的地基定在大马滩，是父亲和母亲挖掘垒起来的，椽和檩子是父亲独自砍来的，木工活是一个山外的扫帚客做的，他和父亲关系要好，算是给我家帮忙。到了房子捂顶那天，左邻右舍不请自到，每家还捐赠了一大捆簪子，大家上泥的上泥，摆簪子的摆簪子，只用了大半天的时间就帮我家捂好了屋顶，酬谢大家的只有一顿洋芋菜和洋麦面饼子。就是炒洋芋菜的猪油，还是邻家张姨送来的呢！
　　 父亲白天要给生产队出工，只有利用雨天和晚上的时间平整院子，盘炕砌灶。因为建房选址的时候，只有林场运送木材的简易公路边有一处平地，我家的房子只能建在这里，房子建成之后，路高院子低，父母花了好多功夫才把院子平整好。在蕨菜出土的时候，我家终于有了自己的三间土坯房，虽然屋顶上扇着毛竹和茅草，但是其宽敞豁亮，足以使我们欣喜若狂了。有了自家的房子，我们就算是真正的苍沟人了，成了来自五湖四海中的一家！
　　 在大马滩住了十年之后，我的大妹、二妹、三弟、三妹接连来到了我家，我们家由当初逃难的三口之家迅猛地发展到八口之家，三间土坯房里已经显得很是拥挤。当初建房之际，我们家初来乍到，只好选择了路边靠河的一块平地，可是在这里住了十年之后，父母感觉到这块地方不利于久居，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地方窄小，没有发展的余地，北边是一条公路，近靠石崖，早上九十点了院子里才能晒上太阳，南边是一条小河，每年到了秋雨连绵的季节，河水暴涨，不止一次的漫上了院子，有一年还把一头猪娃子都被洪水卷走了；第二点也是最主要的，虽然在这座土坯房的十年时间里，先后有四个娃娃被送子娘娘送进了我家，但是都爱“変狗”（闹病）的不行，父亲叫一个阴阳先生看过，说是我家的房子靠石崖太近，有白虎相克，最好另建住宅为上策。因为大马滩的房子住的不吉利，父母便下了决心，要另建新房，虽然我们家那时还是捉襟见肘的窘迫不堪。为了人丁兴旺，好胜的父亲咬紧牙关，豁出去了！
　　 第二次建房，地方选在了近邻地小马滩，同属苍沟二队。这是苍沟一条沟里最平坦的一处地方，风水先生说此地乃金盆养鱼之地，是关山里难得的一处宝地。父亲之所以把新址选在小马滩，其主要原因是小马滩不仅地势平坦，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座四叔父家的茅屋可以暂供我家栖身。因为在我家二次建房之时，已经是七十年代初期，苍沟的居民已经接近300口，建房成了一种趋势，林业部门为了保护森林资源，已经有了严格的林木管护制度，要想批一座房子的木料，还真是不容易呢。父亲决定要建五间房子，可是只批了两件房子的木料，所以必须得先拆了大马滩的那三间房子，才能凑够五间房子的木料，而拆了那三间房子，就必须有个安身之处才行，当时的四叔父家刚好搬到了生产队的一处公房里，他们家的两间茅屋恰好空闲，给我家派上了用场。
　　 小马滩的五间房子，从破土动工到住进去，前后耗费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从夏天开始修建，盘上火炕，垒好柴灶已经是深秋时候了。在小马滩修建五间土木结构的青瓦房的时候，应该是我家最为艰难的时候，当时一个八口之家，全劳力只有父亲一人，多病的母亲只能算个半劳力，在靠工分吃饭的年月，我家人多劳少，年年要借生产队里的储备粮，每年年终决算的时候，别人家一领就是数百元，我家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一二百元，从来没有超过三百元，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母亲的一件黑金丝绒褂子，好像穿了十几年，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他们穿的，都是我和大哥退下来的衣服被母亲改装之后的。修建房子时的木匠，是我们老家静宁的一个远房舅爸，因为老家的房子是那种厦子式的半间屋，和华亭的人字形檩椽构造的房子大不相同，好在舅爸那人年轻脑子活，总算鼓捣着把房架子套好了，打墙是邻居们轮流帮忙打起来的，捂顶的时候，也是每家捐赠一捆簪子，众乡邻一起忙活，总算在一场大雨之前圆满地捂了顶。
　　 五间房子建成之后，父亲已经是力尽汗干了，四十出头的父亲衰老了一大截子。为建这五间房，父亲四处告借，凡是能够接到钱的亲友，都被借到了。房子捂顶之后，没有瓦扇在上面，总不能让屋顶露着泥皮吧，捂上毛竹似乎又不相符，最后还是老家的一个舅爷爷有办法，他提出屋顶上先捂上洋麦秆，等缓过气了再买瓦不迟。那时候生产队大面积种植洋麦，那种粮食秆子粗壮，穗头窄长，子实青灰色，亩产量不超过二百斤，洋麦面也是我们一年难得吃几回的美食，只有来了远方的亲戚或者年头节下，家里改善一下的时候才能吃到几顿。由于洋麦秆长而结实，用铡刀铡掉穗头，一茬一茬用泥固定在房子上面，虽然比不上青瓦美观，但是绝对比毛竹整齐、好看多了。
　　 五间新房建成的那年冬季，母亲生下了四弟，18岁的大哥偷着跑去验了兵，到家里知道的时候，已经是部队上接兵的排长到家里来座谈了。那接兵的排长是四川人，母亲用黄面做了馓饭招待贵宾，可是那排长根本不会吃馓饭，用筷子搛不到嘴里去，喝又喝不成，把人家为难的满脸窘色，最后那排长在父亲的指点下，总算是吃完了一碗馓饭，当排长知道平日里我们吃的是野菜饼子，而用纯面来招呼他时，感动不已，掏出了他身上仅有的三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八元钱作为伙食费硬塞进了母亲的手里。
　　 大哥一走，父亲的负担更重了。因为大哥在的时候，每天还能挣个六七分工分，多少还能贴补一下家里，现在又剩他一个劳力养活一家人了。饱尝了不识字熬煎的父母，决心把我们都送进学堂，聪慧的大哥十三岁才上小学，18岁小学毕业之后就偷着参军了，这一点让父母很生气，主要是他没有到山外的学校去上学。所以当大哥入伍之后，父母供我们上学的决心更大了，但是他们经受的艰难也比其他家庭大了许多。为了我们的学费，父亲经常冒着大雨进林割毛竹，母亲拄着拐杖进林挖野药。就在这样的窘况下，我们的五间土坯房迟迟不能覆上青瓦，人都住进去两年多了，屋顶的洋麦秆开始腐朽，秋雨连绵的日子，屋子里四处漏雨，叮叮当当响个不停。我家新建的房子，由于洋麦秆的缘故，在村子里显得是那样格格不入，时时令虚荣心日渐强盛的我很是羞赧。
　　 在1976年那年，我家的五间土坯房终于全部覆上了青瓦，这全靠父亲的一伙朋友帮忙。那时候关山里的毛竹极为茂盛，山外的生产队为了增加队里的收入，就选派一些善于进山钻林的男人到山里割毛竹，扎成扫帚买给供销社，规定每人每天交给生产队多少钱，剩余的就归自己，当然买不够钱数的就要在年终决算的时候扣除。山寨南阳屲的一帮子扫帚客，和父亲很有交情，他们割的毛竹，就积攒在我家的院子里，积攒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就用三镰（特制的一种三刃镰刀）剔除多余的竹梢，六十根扎成一把扫帚，再20把捆成一捆，最后扎绑在架子车上运送到供销社，换成一沓子票子。那些扫帚客在我家院子里扎扫帚的时候，不仅和父亲一起喝罐罐茶，还吃我家的饭，虽然我们的日子过得很恓惶，顿顿菜糊汤和煮洋芋，但是把“人是福口，越吃越有”挂在嘴上的母亲从来没有吝啬过，遇上饭口了就热情地招呼那些扫帚客一起吃。善有善报，那些扫帚客看到我家的房上没有瓦，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就决定帮助我们。南阳屲有瓦窑，那领头的姓辛的扫帚客是队长，他不仅给我家赊下了瓦，还在每次进山的时候，一辆架子车上装300页青瓦，三个人一辆车，就是靠着他们的力气，硬是把五间房上的青瓦拉进了十里长沟，而每次拉一架子车瓦，谈妥的酬金是两元钱。在那些好心人的帮助下，我家的土坯房才真正成了瓦房，而就实现这个愿望就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啊。
　　 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了，人们对土地有了自主权，心情从未有过的激动。我家那五间赶忙工建起的土坯房已经开始衰败，山墙裂缝，柱子移位，干撒的瓦片也被狂风吹打的七零八落。看着左邻右舍都在建新房，五十多岁的父亲也动了心，虽然家里的日子依然窘迫，当时我刚高考落榜，大哥还在部队上，其余的弟妹还在上学，家里供他们念书都显得力不从心。但是一生好强的父亲还是把包工头请到家里商谈修房的事宜，最终决定在我家院子的北面修建三间上房，因为东房在村子里是不算正房的，再说了，村子里的人家都有自家的上房，唯独我家没有，所以父亲一定要建一座上房。最后和包工头以包工不包料的条件达成了协议，每间房子120元。那个姓孟的包工头是县川里人，为人伶俐圆滑，有一手好木匠手艺，领着十来个人承包修房，我家的三间北房，用了不到二十天时间就竣工了。和我们那东房不同的是，北房的房脊是青砖裹脊，青瓦也坐上了泥，整齐划一，门窗也有别于早先的房子门窗，门是棋盘门，比早先那种干办嘴的门扇好看，窗子是可以开合的花格窗子，采光远好过早先的牛肋子窗子，总之这座北房使得我们家一下子气派了许多。一座上房的竣工，意味着我家又是负债累累，可是我家也有了上房，这种兴奋彰显在父母的脸上，也骄傲在我们的话语里。
　　 每年过年的时候，母亲都要设法讨来一些报纸，把那黑魆魆的土墙裱糊一次，再在裱糊过的墙上贴上一两幅年画，图个面貌一新过新年。打我认识第一个汉字，就显摆的在墙上的报纸上找出自己认识的字来，念给父母听，随着父母的夸奖，我在墙上报纸上认识的字越来越多，父母为此不止一次的在亲友面前炫耀过他们儿子的聪慧。后来弟弟妹妹们对于汉字的启蒙也是从墙上裱糊的报纸开始的，从另个角度说，我对文字的喜爱就是从读墙上的报纸开始的。
　　 进入九十年代，父亲已过花甲之年，饱经沧桑的父亲已经很是苍老，原先挺直的脊柱已经驼背，走路生风的双腿也开始蹒跚，他用毕生的经历创造了一个兴旺的家族，这样的年纪，在城里已经退休，可以含饴弄孙了，可是我的父亲还是家里的顶梁柱。七十年代初修建的东房，那座赶了忙工的房子，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浸蚀之后，显得摇摇欲坠，随时都会塌垮。为了抢救那座危房，也为了给我有一间结婚的用房，六十多岁的父亲开始了第三次建房。父亲请了一个临时工队，先是拆除了五间东房靠北边的三间，因为那三间最为危险，留下了南边的两间，作为熏大黄的药棚，接着在拆除了三间危房的基础上又新建了三间土木结构的青瓦房。
　　 无论谁家的哪一座老屋，都是血汗的积累，一座老屋就是一段艰辛的历史。我们先后被母亲生在老屋的土炕上，母亲最终也殁在了老屋的土炕上。每一个农家，谁家的经历不一样呢？所以，当移民搬迁的时候，谁家也不愿意拆除老屋，谁也没有说出不愿拆除的理由，但是谁都心里很清楚，人是可以迁移的，但是根和魂是不能动的，最起码在近两代人的心里，苍沟就是我们的根之所在，灵魂皈依的所在。除此之外，我们的先人，那些逝去的先人，他们就栖息在自家的老屋里，要不每家每户正房的上坡里，都立着一个“故显考（妣）某氏之神位”的牌子，那就是我们先人之所在的证明啊！
　　 青山绿水之间，悠悠白云之下，一座座苍老的老屋静静地伫立着，好似父母曾经等待我们散学回归的身影，时时在每一个游子的梦中上映，撩拨着一颗颗思乡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