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对自己从“赤都”回到中国从事“移植”事业的心路历程，作了入木三分的痛苦解剖，呈示了他试图挣脱“俄乡”的精神束缚的矛盾和裂痛、幻灭和沉浮。那个热烈的圣词“饿乡”竟一次也没出现。原因很简单，乌托邦“饿乡”在瞿秋白心中近乎破灭，他的政治生涯遭到了斯大林主义者米夫和王明的残酷打击，不仅被排挤出中共领导层，连党籍也被开除，最后被无情地抛弃在白区，以至于身陷囹圄。他回忆道：“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那个无形的“罩子”一旦碎裂后，他才能将根因一直追究到“俄乡”那儿去。试想，在《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瞿秋白会写出这种无情解剖自己的文字么？
　　 然而，“饿乡”并没有因瞿秋白退出历史舞台而消失，几经曲折后，“饿乡”被“成功”地移植到中国大地上，从骨相到毛发都与“俄乡”版挛生般酷似！
　　 作为一种社会变革试验，谁也不保证它一定成功。关键在于任何社会变革都应该有底线，即确保公民的生存权、话语权不受到威胁与损害。瞿秋白大约想不到，苏俄经历过的大饥荒四十年后在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上演了。尽管官方顾忌“饿乡”之“饿殍”数字，民间研究者对此也存在争议，但仅安徽一省饿死五百万是确凿的。据《张恺帆回忆录》，“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1）根据安徽省统计局编《安徽四十年》（2）提供的数据核实，这个数字是接近事实的。那么，在这个数字下面究竟埋藏着“饿乡”哪些真实得近乎荒诞的场景？“饿乡”的权力机制又是怎样运行的？在饥饿的底层究竟发生了哪些不堪描述的人间惨剧？必须承认，这样的民间记忆已经或正在流失。既然耻辱和创伤已被新的“饿乡”所洗刷，那么它就不再是耻辱和伤疤了，它不过是一场“恶梦”而已，在“一切向前（或“钱”）看”的主流权力下，它正在成为一场“好梦”的开始。
　　 张恺帆回忆道：一九五九年七月他到无为县，在石涧镇，他看到“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无为许多人认识我，都向我下跪：‘张省长，救命！’‘我们还不如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在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就有九个孤儿！农民家里，第一个饿死的，家里人还给他弄几块板，钉个棺材。第二、第三个饿死的，就只用竹床或门板抬出去。第四、五个就更惨了！惨不忍睹！病人抬死人，埋得不深，没有劲挖，天又热，沿途常闻到腐尸的臭味。”他责问县委书记姚奎甲：你们收获粮食十三亿斤，上交七亿斤，怎么还有浮肿病人？姚奎甲狡辨道：“浮肿的人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后来张恺帆了解道：县粮食局有两本账，一本收七亿斤，一本收十三亿斤。如果上交七亿斤，就意味着农民连活命口粮也没了。到了陡沟区，情况更严重。张恺帆看到农家门口晒着塘草、树叶（连古代的薇菜都不如），饿得趴在床上的农民告诉他，这是口粮。另据反映，这里的基层干部动不动就打人吊人，“王福渡公社书记更坏，骑着自行车，逢人就打，跟疯子一样。”离县城不远有个尼姑庵，两个尼姑被打得投水自杀。而“人民公仆”姚奎甲亲自吊打农民，还指使秘书殴打群众，其中两人被吊打致死。（3）那么，高级干部在干什么呢？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饿乡”大兴土木：在岳西县石关修建豪奢别墅群，在董铺大建楼堂馆所。他对张恺帆采取紧急措施挽救饥民，老羞成怒地加以指责：“你为什么到无为解散食堂？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安徽的盖子，你的错误是严重的，要老实交待。”张恺帆旋即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遭到公开批斗和囚禁。“举世混浊，清士乃见。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史记·老予伯夷列传第一》）可惜像张恺帆这样的“清士”实在太少。
　　 除了猛刮“共产风”之外，一种僵化的权力运作机制、见到上级是羊见到百姓是狼的双重人格，是直接导致饥荒不断蔓延、加深的原因。饿到极点的饥民已丧失了伦理和天良，人吃人的惨剧在不少地方再度发生。一九六〇年，甘肃省长邓宝珊向毛泽东呈送了一件特殊物品：一种用油渣和榆树皮粉掺合的食物。当时甘肃人竟靠它度过饥荒。时任该省妇联主席的李磊回忆道：“1959年12月9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可张省长没有来。当时和政县委第一书记是薛振田同志，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如此不顾人民死活！有一次，我去临夏向葛曼汇报吃树皮、饿死人的情况。葛曼根本不相信，说那是地主、富农在捣乱，故意制造假情况，是给我们脸上摸黑。我说，讨饭、吃树皮、饿死的都是贫下中农呀。他说，富裕中农不敢出头，故意让贫下中农那样干的。你说的饿死人是因疾病而死，是正常死亡。他还让我去反瞒产私分，把粮食找出来，说在某公社搜出了几百万斤粮食。葛曼整天坐在州委办公室里，不下去看看群众吃什么，不看看群众怎样在死亡线上挣扎，却在临夏大兴土木，营造四大公园：红园、绿园、蓝园等。这像一个共产党干部吗？但他确确实实是共产党临夏州委第一书记。何承华到河西视察，汽车陷在泥里。群众看是省领导的汽车，许多人奋不顾身地跳进冰冷的泥水，把汽车推出来。他却认为群众能推动汽车，一定有粮吃。就让《农民报》总编黄文清写了一篇《农村一瞥》，这一‘瞥’，不知‘瞥’死了多少人。因为他们认为农村有粮食，就不供应了。”（回忆录《悠悠岁月》）
　　 几千万无辜草民决非像伯夷叔齐宁愿为义饿死，而是不得不为主义活活饿死，他们甚至连“采薇”的权力都没有！可是仍有人群在高歌，文人们如伯夷叔齐那样幸福地“作歌”。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断言：“‘文人’是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份很坏的遗产。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没有这一种知识分子了。不幸，我自己不能够否认自己正是‘文人’之中的一种。”他的反思倒是入骨见血的，只是他的预言未免有些草率了。
　　 天空中仍隐隐回荡着“往饿乡去，往饿乡去”的合唱，令人寒彻骨髓！“饿乡”恍如一道魔咒般的黑色谶语，从曾经饥馑的枯黄大地上空雷鸣般炸裂开来，无数喇叭、无数张嘴朝向天空嘶叫着：“彻悟，彻悟，饿乡去也，饿乡将无涯。”（瞿秋白诗：《无涯》）。我闭上眼睛，捂住耳朵，但那凝紫的声音淤积在四围不曾消散，迫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因为我也来自那里——树皮被剥光的狂热的“饿乡”深处。那个因饥饿和营养不良、两岁仍不会走路的孩子便是我。我发觉灼热的天空就像一只巨大的饥饿的胃囊，不停地悬胀着，收缩着、痉挛着，无休无止地消化着天下所有可以吞噬之物，连蝼蚁般的草民也不放过。
　　 后人们只是谴责斯大林主义，追究专断暴戾的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却很少深研它的根源。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被尘封的《政治遗嘱》中，揭露布尔什维克在半年不到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还有什么民主可言呢？他抨击“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他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列宁是二十世纪的罗伯斯庇尔。但是如果说罗伯斯庇尔砍掉了几百个无辜者的脑袋，那么列宁将砍掉几百万人的脑袋。”“列宁所进行的革命比神话中的弥诺陶洛斯更可怕；这场革命不仅将吃掉自己的孩子，还吃掉自己的父母。”普列汉诺夫在遗言中告诫人们：“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公民还贫困，就成不了伟大的国家！决定一个国家真正伟大的，不是它的国土辽阔甚至不是它的历史悠久，而是它的民主传统、公民的生活水平。只要公民还在受穷，只要还没有民主，国家就难保不发生社会动荡，甚至难保不土崩瓦解。”
　　 其实，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已出现了体制性弊端——导致苏联末期病象的种种因子。张国焘披露道：一九二〇年，“在莫斯科，各种各样的会议是永远开不完的。这些会议所花的时间也冗长得可怕，尤其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主席洛卓夫斯基爱长篇演说，动辄三四小时之久。少年团总书记席勒虽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也摆起要人的架子，动不动就发表冗长的演说。”在伊尔库茨克，广大民众正遭受食不果腹、屋不御寒的苦痛，而俄共驻西伯利亚全权代表和军区主席施玛斯基却过着相当豪奢的生活，张国焘在他家吃过一餐饭，“牛奶、点心、水果，应有尽有”。饭后返回途中，张国焘向维金斯基质疑道：“何以施玛斯基要比列宁的享受好得那么多呢？可见在任何情形之下，权势还是起着很大的作用。怪不得反对你们的人，说你们专无产阶级的政。”七十年后苏联社会隆起一个庞大、贪腐的官僚特权阶级，我们不难从这里发现它最初的影子。
　　 历史的诡秘之处在于，它有时不经意地应验了一个被忽略的“谶语”。瞿秋白还说对了另一谶语：“饿乡”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果然，“饿乡”里到处都是“疯子”。最近听说孤竹国的现代后裔们为颂扬伯夷叔齐这两位“古之贤者”和“圣之清者”，精心打造了大型史诗性歌舞剧《孤竹浩歌》。听说风格“雄浑大气”，只是不知道这“浩歌”是否会惊醒“饿乡”里蚯蚓般沉睡但仍在蠕动的亡灵？
　　
　　 注释：
　　 （1）《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44页。
　　 （2）《安徽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8月版。
　　 （3）《张恺帆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346—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