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解体】
　　
　　 农民们在大集体的生产中，几乎天天都盼望有个自由自在的生产环境。社会上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即可以把田分到私人家里，便很自然地要搞一家一户的生产。
　　 生产队后期，人们在天天“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认真地对大寨的经验进行着琢磨，终于悟出了农活可以承包的“经验”。于是，在一贯的大呼隆生产中，“发明”了小段包工的办法，果然起到了“调动劳动积极性”的作用。一个阶段以后，这种方法被上级肯定，便“胆大起来”，进而实行阶段性的包工。上级虽然没有肯定，却也没有反对。于是，将田土划成若干块，分成小组，实行长期“包工”。不过，这些包工，包工者只要完成了劳动定额，就给记上规定的工分，仍然是在生产队里进行核算和分配。随着这样的情况一步步“肯定”，收益和分配，包括上交任务，也都由小组承包负责，生产队不再揽总。时间不长，小组又被多次划分。到了一九八零年，已经是兄弟组、父子组了，生产队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壳”，然而大面场还是说以生产队为单位。这便是农民们渴望自由自在的生产环境，所做的具体经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社会舆论活跃了起来，政治环境也宽松了许多。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立下“生死状”，率先将集体的田土分到了自己家里，居然得到了省委书记万里的“默许”。于是，安徽的农民“跟好学好”，分田到户很快蔓延开来。安徽的粮食产量直线上升，社会上出现了“要吃米，找万里”的民谣。然而这个消息，却被行政部门严密地封锁着。
　　 一九七九年，新镇公社调来了一位姓唐的新书记，每每开会，他都高谈阔论，严格批判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倾向。一九八零年，与新镇隔河相望的南陵县农民将集体的田土全部分到了自己家里。唐书记在历次干部会上都批判说：“南陵分田是严重的走资本主义行为，我们新镇坚决不准干。”他还三天两头地在公社广播上声言词严厉地吼道：“南陵的分田，是资本主义行为，很快就会纠正。我们新镇要想分田，除非我姓唐的不在这里工作！”一幅卫道士的嘴脸，令新镇农民想分田而不敢行动。
　　 时间到了一九八一年深春，新镇农民见南陵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纠正”，便不顾压制，群起而动，自发地将已经划分到小组的土地，全部分到了家里。由于公社的压制，大家都以为这样的分田，只是“闹着玩”，不会“顶真”，都没有认真筹划，随随便便地将田分掉了。因此，耕作上留下了许多矛盾。好在生产队已经被多次“瓜分”过，各小组之间土地质量还算比较平衡。
　　 分田到户后，公社唐书记，眼睁睁地看着，无可奈何，则采取了避而远之的态度——对农业生产不管不问了。所有的社队干部，除掉做计划生育和催收农民上交的粮、款外，本来以农业生产为己任的他们，几乎无所事事。这一年却发生了少见的稻飞虱为害，致使双晚稻几乎绝收。
　　 田分到户后，农民们见行政部门并没有多大的作为，认为大约不犯法了，加上生产上需要使用农具，便索性将集体的农具，包括“队屋”都拆开分掉了。于是，存在了二十年的生产队（农业大集体还要追溯到初级社，整个时间是25年），居然在这样的情况下，被真正解体了。
　　
　　 【分田后干部们的工作】
　　
　　 生产队解体以后，本来以农业生产为己任的行政部门居然对农业生产不过问了，把精力只是集中在上级下达的任务上。农技部门为了有所作为，一年后也开始有了工资。政府的公开说法是：一家一户的生产，只要农技站将科学技术指导好，生产就会搞好了，哪再需要政府烦神？
　　 于是，农技部门在给农民指导农科技术的同时，直接卖起了农药。一两年后，农技站变成了纯粹的私人农药店，而且还垄断着不让别人经营。于是，市面上只有原来的“供销合作社”和农技站两家销售农药。农技人员再也不下田检查病虫害了，只在店里卖药。当人们去买农药时，他们按照农药说明书指导农民用法。再几年，农技站的名称也不提了，只是纯粹的农药店。
　　 而广大的基层行政干部，也由“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转型为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要人命”的三要工作。所谓要钱，便是收取各项“摊派款”。这些款子，名堂之多，年年有“新动向”，主要是圩费、水费、公务摊派和教育附加费等等。要粮，就是国家规定的公粮、余量、三超粮。所谓“要命”，是进行严厉的计划生育。严格执行“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坚决引产”。
　　 特别是计划生育，上级定为“基本国策”，规定得非常严厉，执行时不能动摇。对各级行政部门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其他工作无论做得多么好，只要计划生育“不达标”，便被“全盘否定”。也即哪里计划生育没有做好，哪里的干部就得检讨、反省，直至撤换。
　　 上级关于计划生育的文件一份跟着一份下达，一份比一份严格。为了贯彻执行这些文件，公社、大队的干部，有时候全力以赴，称之为“计划生育突击月”。其实何止“突击月”，而是常年都在进行，称之为“常抓不懈”。计划外怀孕妇女动员引产；动员不成的，则采取“拉网行动”，夜里来一班人，将怀孕者的大门、后门封锁着，将孕妇抓到医院引产。有些引下来的孩子还是活的，便被产妇当宝贝捡了起来。医院因此被批评，则采取“有效”措施，后来便没有活着的引产孩子了。
　　 超计划生育更要进行罚款，标准是“一定要罚得倾家荡产，没有生活资本”为是。罚不来的，组织专门的“小分队”强制执行，什么扒粮食、搬家具、拆房子，所用措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政策还规定，党员、干部，超计划生育都必须严肃处理。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因为计划生育，被开除党籍的农民党员和被撤职的大队干部。
　　 收取老百姓的摊派款，更是说一不二，而且还要及时。稍有懈怠，小分队便直接在私人家里“执行”，连稻种都会被强行拿去抵款。许多人当面骂道“这是土匪行为”，而执行者居然满不在乎地说：“这不是我私人的事！”
　　 接近九十年代，殡葬推行“火葬”，人们一时接受不了，有的人家死了人偷偷地埋葬了。社队干部居然集中起来，强迫事主到死人坟墓上，自己将坟墓扒开，干部们则将死尸侮辱性地焚烧，令事主胆战心寒。
　　 分田到户后的行政干部，被这些行政事务几乎缠得晕头转向，与群众的关系弄得很紧张。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了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出现以后，才渐渐地“和谐”起来。
　　
　　 【开放初人们的“财路”】
　　
　　 开放后，农民们不再是“社员”，而是老百姓了。行政部门常常树立“万元户”的标兵，鼓励老百姓“发家致富”。于是，从集体生产中脱颖而出的农民，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寻找致富的门路。
　　 绝大部分农民在做好自己的田，主产粮食外，还生产其它农副产品，或者经营一些农业以外的副业。可是，由于市场行情的原因，一般没有多大的收入。有的人认为，田是自己的，能够自由处置，便毫无顾忌地在处理好土地后，选择外出谋财，年轻人甚至长年在外不归。
　　 城市在开放的大形势下，奇迹般地发展，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需要“多多益善”的建设大军；由于建设的空前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迅猛兴起。于是，这些长年在外的人，有了发展空间。其中许多人甚至承接建设中的工程，组织一小批人，做起“包工头”的业务，他们很快便取得了丰厚的“第一桶金”，成了阔气的“老板”。更多的人，仅仅只是“给包工头打工”，或者进入其它行业，也取得了比农业更丰厚的薪酬。于是，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居然将分得的土地转让给了别人（有的直接撂荒）安心在城里运作。
　　 另有一些自诩本领“高超”的人，借着利益关系，互相勾结，公开串通掌管政权的人，与之沆瀣一气，在社会上横行霸道，用“黑社会”的手段谋取“理想的欲豁”。他们人数不多，却对社会安定有着不小的影响。
　　 这些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攫取金钱的手段如蝇逐血，不择手段。大致上是两种方法。一是公开放赌，利用“玩假”的手段攫取金钱。万一被闹出真相来，便采取武力处理；另一种方法，是在社会上寻找“赚钱”的机会，用霸占的手段占为己有。为了拥有一定的本钱，则利用“利益均沾”的办法，找金融部门贷款，将贷到的款额分送很大一部分给经办人和掌权人。很快，金融部门实行“谁贷款，谁负责”的规定，这些人无法贷到款了。有一个团伙，竟采用了武力硬贷，至于发生了打砸金融部门的案件，惊动了上层权力部门，动用公安，才粉碎了这个团伙。
　　 圩区大面积的水面，是老百姓的集体福利。因为是公众的东西，很少有具体的管理办法。他们瞅准这个档子，主动拿出超常规的价格，予以“承包”。初期，将承包金很规矩地给老百姓送上门。接着，便拉拢派出所人员，常常坐着派出所的小车，在老百姓眼前来来往往，拉虎皮做大旗，吓唬老百姓。一个承包期以后，便只付给象征性的钱了。谁提出要钱的话，他便说，我承包不了，你也来算一个吧。可是，谁愿意与这样的人在一起承包？于是，他便白白地霸占着这些水面。
　　 他们在“承包”之时，不准老百姓在水面上做任何事情，连野生的菱角菜也不准采。曾有人采了一把菱角菜，便被狠打一顿；有人在水边洗脚，也被诬为“偷鱼”而遭殴打。有池塘与他“承包”的水面通了水，这池塘里的螃蟹，便算是他的了。他们常常制造事端，欺负老百姓，展示他们的势力。
　　 这样的人闹得社会乌烟瘴气。老百姓以为他们有“大红伞”保护，不敢与之抗衡。虽然满腹怨气，为求太平，只好避而远之。行政部门因为“老百姓的钱难收”，便找这样的人担任村干部。果然，这样的人上门收款，确实是毫无阻挡。一时间，这样的人居然掌管着基层大权，形成了“恶人治村”。
　　 大约十年后，国家狠治了黑恶势力，这些邪恶行为才算有了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