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把她送回家再回到自己那间小屋时，已成了一个泥人，洗刷完再躺下的时候，公鸡已打鸣。
　　 “你还认得我吗？”我望着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我本不想问。我应该回避。一阵秋风扫过，樟叶淅淅沥沥飘落，像一阵雨。我想起了侍女悲伤的泪滴。
　　 “那有不认得的，只是不敢认，你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她重重地咳了一声，狠狠地吐出一口痰，眼里依然充满怨恨。凉帽有意无意地在她手上晃动着，另一只手伸进胸前和背后东抓西挠，全然不顾我的存在，好像站在她面前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比女人还女人的女人。我没有怨她，也不该怨她。我默默地盯着她的嘴，从中想捕捉到一些关于她的信息。
　　 自从那个惊雷炸响之后，我平静的生活也变得不平静起来。依然是排练节目，依然是我们俩，依然是那些动作，依然是那些台词。但感觉像变了味，有时她的一个细小的动作，她的一句平常的台词，都会让我品味好一阵子。感觉到她似乎在向我传递某种信息。我如何面对她？满脑子的问号，让我徬徨，让我纠结。因此，排练时我会走神，走得有些离谱。以至于连自己也觉得可笑。她却显得异常淡定，没有埋怨，只是问我怎么了？有时还会用她那对带电的眸子来触碰我的双眼，似乎想擦出些火花来。有时深情地问我是不是身体不适。我们的电路图应该是并联还是串联？我知道她一直对我有心，可我只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妹妹。我的爱情在城市里的某个地方。我不想告诉她，我怕她伤心。我只是默默的无语，眼光尽量装得迟钝而木讷，未了，我会说些没事之类的话搪塞过去。她听了之后没有什么埋怨与责怪，只是朝我笑，笑得那么开兴，那么可爱，那么灿烂。犹如腊月冰天雪地里绽开的一朵红梅。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又一个春天来临。村子后头小石桥边那枝不起眼的野桃树花开花落，四载有余。红梅已是个二十一岁的大姑娘了，出落得亭亭玉立，风姿灼人。有媒婆开始踏进她家的门槛，家人也急着为她物色婆家。先是隔壁大队的一位魁梧的后生，一米七五，二十四岁，也是个老小伙子，父亲是生产大队长。媒婆说男大三金门槛，既门当又户对。她说她不要金门槛，她要自己向往的生活，她回绝了。媒婆后来又介绍了几个小伙子，她都一概拒绝。这样一直拖着。断断续续拖了四年。红梅已成为一个二十六岁的老姑娘，她说，自己只认命，不认人，要嫁出去的时候自然会嫁出去。
　　 转眼到了深秋，也就是我下乡的第六年。她的家人眼看着十里八乡的小伙子一个一个成了家，终于发起急来，再不嫁出去了可真要成为宅女了，于是咬咬牙，忍痛将她嫁给了比她小一岁叫黄牛的老小伙子。算是了却了大人们一桩心事。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心里像倒翻了一只调味瓶，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分不清是什么味道。难道她就这么个命？难道这就是她所说得命中注定？一个月前，她还偷俞地来找过我一次，那天，天上下着蒙蒙细雨，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没有上工，她见到我那副样子，心痛的将手放在我的额上，发现我的额头滚烫，弄了块湿毛巾敷在我的额上，然后火急火燎地跑到大队医务室叫来赤脚医生，为我挂滴，那天整整守候了大半天。直到我的高烧退了，她才肯离去。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我像一只无头苍蝇没有了方向。
　　 叫黄牛的小伙子真名黄成，单名。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姐姐。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长得腰圆臂粗，像一头默默无闻的黄牛，少言寡语，内向的很。村上人都喜欢叫他黄牛。后来黄牛去当了兵，当兵的第二年参加了中越自卫还击战，在一次战斗中，被炸掉了半只手指头，腿也负了伤，腿虽治愈了，手指却少了二根，成了残疾人。到了第三年就退伍了，退伍前部队首长问他是要进城安排工作还是要入党，他说工作无所谓，最好能入个党，也光荣伟大一下，于是部队里为他补办了入党手续，地方上把他作为退伍军人性质，安排在社办厂工作，每月还可以领取小几十块钱的伤残军人补助金。退伍后，他的身体已大打折扣，饭量明显减少，力气也大不如以前，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
　　 当兵前，黄牛有的是力气，也很会吃，每顿起码要吃三公碗，他家的口粮差不多让他吃掉一半，所以一到春天他家就青黄不接，揭不开锅了，他娘就会厚着脸皮找小队长借米，直到早稻收割，小队里轧了米才还。到了第二年春天再借，周而复始，没有间断。俗话说“冷在风里，穷在债里”他家的粮食就这样越吃越短，直到他去当了兵，粮食才渐渐宽裕起来。
　　 红梅结婚的日子正好是我上大学报到的那一天，也是个国庆节。按照乡坊的习俗，村上有人家举办婚丧嫁娶之类的事，村上每家每户都要有人帮忙，同姓自屋里的人全家都要去喝喜酒。但那天我没有参加她与黄牛的婚礼，也没有向她辞行。我只是向小队长一家告了别。拿着梦寐以求的入学通知书，匆匆地离开了我那间住了整整六年的房间，去圆我的大学梦。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在县文联工作。自从那天离开后我与红梅还没有见过一次面，尽管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她，一直想知道她的情况，但没有实际行动，毕竟她已成家立业，我不便打扰她。
　　 “婚后生活还好吗？孩子多大了？”我想更多地了解她的一些情况，毕竟我们相处了四年而且相处的很不错。
　　 “一日三餐，天天有得吃，饿不死。就一个儿子，快七岁，就是叫不了娘，这都是命。”她稍稍缓和了一下情绪，一肚子的苦水倒了出来。眼中淌下两行泪。说完用袖子擦把眼泪。她想走。
　　 望着她的脸，听着她的话，我嘴里像嚼碎了一个蛇苦胆，苦汁一直从嘴里流到心里。一股哑巴吃黄莲的感觉。
　　 我忽然记起黄牛的爸爸是个哑巴，红梅的儿子不会说话，可能是隔代遗传吧。
　　 见她要走，我连忙套上外套，冲过去，想帮她。她苦笑了一下，推开我，“忙你的吧，桑叶脏，还有毛毛虫。这种活我都习惯了，无所谓……如果心里还记着，就到家里来坐坐。”说完，蹲下双腿，弯下腰，用肩抵住桑叶条要站起来，我在旁边趁势用力帮她提了一下，那捆桑叶条稳稳地搁在她的背上，她轻轻一耸，挪动脚步径直向前去了。
　　 我像个木头人似地傻站着，看着那捆桑叶缓缓地向前移动，还有桑条后面跟着的那条梅花狗，心里涌起一股愧疚。好久，那捆桑叶连同那条狗才从我的视线里消失。我的身心已是疲惫不堪，双脚一软，又在那块长条石上瘫下来。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我终于赶到了小队长家。这里今天显得特别喜庆。大门两边的墙上贴着一幅大红对联，上联写着，劳动结出并蒂莲，下联写着，汗水浇出幸福花。大门上面贴着横批，红心向党。
　　 场上早已搭起三口砖头灶来，三只大铁镬子架在上面，灶肚里的硬柴噼噼啪啪地响着，红红的火苗舔着漆黑的镬底，然后拼命地从砖缝中窜出来往铁镬子里嗅。镬子里的东坡肉扑扑扑地滚着，开始冒出油来，一股肉香扑鼻而来，我咽了口唾沫。
　　 我这才发现烧火的是黄牛的父亲——哑巴黄金龙。十年不见他明显老了许多，尽管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但他僵硬的老脸却如一块废铁，冷而硬。毫无表情可言。他不停地往灶里添柴，一股黑烟喷出来，呛得他鼻涕眼泪一股脑儿涌出来。他擦着眼泪，迟钝而冷漠的眼里充满了无尽的忧伤。我觉得他的心里似乎隐藏着什么不幸。可是对于他来说，说与不说又有什么两样呢？
　　 三间连通的厢屋里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朝南墙上贴着一个大红囍字。厢屋中间并排摆着两张八仙桌，一条崭新的床毯铺在桌子上，桌上放着两本大红结婚证，四盆糖果和糕点，桌子正南边上点着一对蜡烛，蜡烛噗噗地燃烧着，黄色的火苗向上窜着，火苗上空腾起一缕缕黑色的烟。
　　 主持兼证婚人宣布结婚仪式开始，随即外面响起噼呖啪拉的鞭炮声。响毕，穿着上青中山装的新郎和身着一身大红衣裳的新娘手挽着手来到蜡烛前站停。证婚人宣读完结婚证书后，仿照电影里的样子，一一为父母，介绍人，和亲朋好友三鞠躬，最后是夫妻对拜。整个仪式持续仅仅一刻钟左右。简短而隆重。
　　 此时，蜡烛边缘烊开一个口子，红色的蜡烛油顺着缺口不停地淌下来。人群中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指手划脚，异常激动。依依呀呀地嘀咕着，好像要表达什么。
　　 “妈妈你着，红蜡烛流眼泪了，红蜡烛流眼泪了。”依依呀呀的喊声引来旁边一个四五岁小女孩的尖叫声，在场的人睁大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那两对红蜡烛看过去，那支决了口的红蜡烛哗哗地淌着红液，烛油沿着烛身一直滴到桌子上，然后凝固成一种奇形怪状的模样。咋一看蜡烛似乎真的变成了一位伤心流泪的女人。
　　 这时我的脑海里莫明其妙地滋生出一个荒唐的结婚场面来，新娘被人用红绳子捆着，兜着红盖头，穿着红棉袄，红裤子，红鞋子，在新郎的牵引下，来到红蜡烛面前拜天地，仿佛就是鲁迅笔头下那苦命的祥林嫂。新郎揭开新娘的红盖头，却是红梅的脸，她的嘴被堵着，说不出话来，见了我，两行眼泪顺着脸颊滚下来，远远望去红红的，像蜡烛上不断淌下来的红烛油。仿佛就是鲁迅笔头下那苦命的祥林嫂。她红肿的眼睛似乎在对我说，我岂止在流泪，我的心在滴血……
　　 “新郎新娘入洞房。”证婚人一声冗长而响亮的吆喝，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来。一对童男童女捧起桌子上的蜡烛，缓缓地将新郎新娘引向洞房。围在桌子边上守候多时的女人和孩子们一哄而上，你抢我夺，瞬间，四个盆子里的糖果和糕点，被抢了个精光。
　　 小队长今天穿了件崭新的铁灰色的确良中山装，显得异常精神。手里拆开了一包大前门香烟站在门口恭迎大家。脸上堆满难以言表的喜悦，嘴里不时说着怠慢、辛苦之类的客套话。当他把香烟递给我时，我顺便把贺礼塞进他的手心。“兄弟，来了。来就好，来就好。我还以为你这个大忙人走不开呢，我们已有五年没有见面了吧？”他喜形于色，问这问那，像久别重逢的亲人。我说是啊，五年前队长进城办事我们见过一次面。但我回城后到乡下还是第一次，整整十年了，我都三十五岁了，大哥儿子都结婚了。
　　 “你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我还想喝你的喜酒呢。”他既认真又幽默地催促我。
　　 “快了，快了。”我一半搪塞，一半应付。
　　 “你随便坐，我今天忙，等会儿空了咱哥俩再聊。”说完他又笑嘻嘻地招呼起客人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见到红梅，也没有见到黄牛，只见到一老一小两个哑巴。十年不见，在乡亲们的纵容下，我尝了当家自酿的米酒，米酒甜而绵，很入口味，我多喝了两盏，脸上已红得像个关公。
　　 吃过中饭，见队长十分忙碌，我没有打扰他，趁着酒兴我想独自一人到村上走走。前年从报纸上得知农村已实行土地承包到户，我估计这里的面貌已变样了。走着走着，我忽然想起红梅上午说的那句话来，我立马折回身，朝她家走去。
　　 已是晌午时分，太阳毫不吝啬地把她的光和热撒下来，仿佛要把自己的能量在秋天里都释放出来整个空气都火辣辣的烫。
　　 村子中间是一条较狭长的泥路，连着各家各户的进出，这是唯一通向外界的主通道。路两边杂树丛生，各种野生的阔叶和针叶类植物毫无顾忌地争抢着各自的地盘和空间，显出十足的野性。水杉将自己尖尖的头伸到半天里，淋浴着阳光，让风轻吻着自己的脸。刺槐树凭借全身坚硬的刺将枝条向四周挤压，目中无人地将枝桠伸展到路的另一边，一吊吊铜钱似的绿叶摇拽着。金元宝树也毫不示弱，将自己挂满一串串元宝的躯干像伞一样展开来，撑起一片绿。整条路被郁郁葱葱的树叶遮盖的严严实实，漏不进一丝光芒。两只喜鹊叽叽喳喳在绿幔丛中，追逐着，戏闹着，亲昵着。一阵秋风扇过来，树叶婆娑，将一缕缕金色的阳光摇碎，地上顿时铺满了闪亮的碎金子。
　　 一条叫菜花浜的小河从村西淌过，河水绿得如碧玉一般，又像一条绿缎子在村西飘荡而过。整个村子掩映在绿色丛中。故地重游，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显得熟悉与亲切，有一种久违了的感觉。
　　 红梅现在的家坐落在村子最北端，沿着这条主通道一直往北走，碰鼻子拐弯再向右转，便是她家了。
　　 当我丢掉手中的烟屁股，站在她家的水泥场上时，上午碰见的那条梅花狗已从走廊的狗窝里窜出，张开血红的嘴，露出锋利的牙，朝我汪汪汪地扑过来，头颈和背脊上的毛峰齐刷刷地立起来，凶神恶煞般吓人。它这个模样和上午相比，判若两狗。我想这狗也仗势欺人啊。马上，那扇打开着的木窗处探出一张中年女人的脸来，脸腊黄且清瘦，没有一点鲜活的味道。两只眼睛布满血丝，眼神显得呆板而疲倦，眼珠子在干涩的眼眶里慢吞吞地转着。“你是…？”她没有认出我来。“哑婶，是我。”我却认出了她，她就是红梅的婆婆。
　　 哑婶喊了两声“瘟杀，杀坯。”那梅花狗立刻收住架势，不再狂吠，低了头，夹紧尾巴，退到狗窝里。
　　 哑婶今年五十岁，满头花白，额上刻满皱纹，一件大襟土布条纹衬衫紧绷着她宽厚的上身，一排布扭扣像一条八脚（蜈蚣），从她的右腋窝斜着爬到她的左腰上。下面穿着一条宽大的黑色士林布断头裤子。一双黑色布鞋满是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