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在作者宁芩看来，人的本质是恶的，诸如“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话语只是一句骗人的教条。人本身是缺少神性的，想在人性中嗅到神性的芳香，只会导致虚空与绝望，只会导致对美好人性的失望，对人性中是否存在神性这一命题的幻灭。
　　 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就是小说发生的故事环境背景：
　　 在湘贵川之间，雪峰山高耸入云，山下，有一个小小村落，村里的房屋全是木头搭建，门前的院子用树篱与大路隔开，树篱上爬满了各种青藤，开着牵牛花、黄丝花，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紫的；院子里有一畦一畦的菜地，种着萝卜、卷心菜、莴苣、青瓜、苦瓜；门前栽培着一株株大山深处特有的佩兰芝草，这些花草四季都开放，芳香四溢，沁人心脾。两边的空地上，有冬瓜、南瓜、蓬豆，有的已经爬到了屋顶。屋顶上爬满了各色的青藤，也缀满着各色的花朵，远远的看去，像一座青翠苍绿的的开满野花的小山包。蜜蜂一天到晚在树篱里嗡嗡地飞来钻去，不知疲倦地为山村纯朴辛勤的人们唱着欢快的赞歌。屋后的院子里，猪在圈子哼唷着，羽毛鲜艳的大公鸡威武地追逐着一群咯咯咯叫个不停的母鸡，不时昂头高歌，喔喔喔！
　　 小山村美丽而宁静，村中，有一条清澈的山溪，从高高的山上一路欢歌而下，在村头日夜推动着古老的磨盘，然后，又灌溉着村子下面的稻田和菜地。②
　　 这无疑是一个“世外桃源”，一篇“竹林的故事”，一座“边城”，天然、纯净、原始、朴拙，是孕育人性善与美的温床。废名会在这里找寻禅宗之趣以及天人合一的超脱之境；沈从文会立足此地耐心的建一座希腊的小庙，里面供奉美好的人性；后来的汪曾祺则会不厌其烦絮叨美与和谐。然而宁芩却是残酷的，他在别有用心(自觉地)铺述优美的宁静的自然风光后，直陈疯狂的暴力的血腥的场面。这种强烈的反差，无疑是对人性美和人性美制造者的巨大反讽。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尚且如此，那么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又将如何？《狂人笔记》后的宁芩仍是那种绝望的幻灭心态！
　　 而这种绝望感和幻灭感到了《《幻灭的春天》这里，不是逐步消淡，而是愈演愈烈！
　　 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幻灭的春天》，成功的可喜的为当代中国文学画廊塑造和增添了多余人的角色。《幻灭的春天》可以说就是唯特的故事，他的个人命运是整篇小说的主要情节。在这部小说中，宁芩通过对唯特这个人物及其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与精神处境。有了这些依据，我们姑妄称唯特这个“多余人”是病态社会和人生困境的现代人的典型。这个典型可以和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一些经典形象差可比拟。比如围城中的方鸿渐，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比加林。如果把他放进20世纪世界的文学坐标内，就其表现出的现代性方面，又和卡夫卡笔下的那个既无望进入城堡又不能离去的无名人，乔伊斯笔下反英雄，普鲁斯特笔下追忆者，迷惘一代思潮中的迷惘者，存在主义文学中的恶心者和局外人，新小说中的走向死亡的人，黑色幽默派笔下的那些面对社会权威而无能为力者以及索尔.贝娄笔下挂起来的人等有着惊人相似性。可以说他们是同病相怜的病友，是现代人的不同变体，他们不约而同地折射出人类的永恒困惑和人生的永恒困境，体现出作者们对人类的基本存在状况和人的基本关系的深刻思考。只不过与这些经典形象比较起来，唯特这个形象在特殊性上稍强，在概括性和普遍性上稍弱。举一个列子，比如在《围城》中，由于作者钱钟书并未有赋予方鸿渐的人生追求以任何可以称之为崇高的理想对象，亦无任何堪称伟大的价值目标，而只是具体生动地展现了最起码，世所公认的几种人生价值在一个普通人身上的例行过称———一个失败和失落的过程，从而使得方鸿渐这样一个形象普通的现代人之极为平凡的生命历程具有了极大的概括性和普遍意义，他的某些人生经验﹑生存困境，以至于心灵的困惑，是现代人的普遍遭遇和共同感受。而唯特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现象，很难把他归入普通人的范畴。他身上兼有诗人的激情和哲学家的思考，并怀有以己之才兼济天下的崇高理想，但是他对社会是拒绝的，因为清高与自洁而拒绝融入，他的遭遇只是一类人的遭遇，不具备强大的概括力和统摄力。
　　 鉴于此论不是本篇所论述的重点，此处不再作一一展开。
　　 笔者认为，在《幻灭的春天》中，宁芩旨在探寻爱情的神性。在小说中他借主人公唯特之口，说出了这一主旨：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是去找回前世的爱人，死心塌地去爱她，把前生未了的遗憾完成，把理想臻于完美。
　　 生生死死，来来回回，活在这个人世间，爱是才是唯一的意义。③
　　 的确，在小说中，无论是唯特还是白小玲都是为爱生、为爱死的角色。白小玲疯狂地爱着唯特，这种爱，没有理由，不附加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私心，毫无保留的，甚至不惜奉上宝贵的贞操和灵魂，原因只是因为一个前世的“白鹿”和“僧人”的故事。宁芩把白小玲的爱情置于一种神话的模式上，最大限度地考量一个女人在爱情中的勇敢，执着，牺牲，奉献和担当。按照世俗的看法，白小玲和唯特的爱情本身就不存在对等性。“白小玲是个好女孩，她美丽、温柔、聪明、善良、活泼，认识她的人都夸她，追求她的人很多”，而且她出生在一个副市长家庭。而唯特身份只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一个办公室的小职员，而且敏感，偏执甚至有点神经质，这无疑是一个““白富美”和“屌丝男”的故事。然而这个“屌丝男”偏偏对“白富美”不感兴趣，唯特爱着虚幻，爱着一个影子。他的爱情是一场精神上的恋爱，它包含着自恋。他爱的对象到底是谁？他自己也无法回答出。只是到了乡下才猛然觉悟出自己多少年爱的人等待人竟然是儿时的玩伴———莺莺。然而这里有多少爱的成分？它其实就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文化基因在文人血液中的心理传承，或者说是一个儿时的天真的承诺。唯特是一个审美主义的“柏拉图”和“贾宝玉”，以自由之身为借口，拒绝生产，拒绝担当组成家庭后的责任与义务。
　　 当他和白小玲发生肉体关系后，小说这样写道：
　　 白小玲还甜蜜地熟睡在我的胸前，她那光滑洁嫩的躯体，像蛇一样的盘绕在我的身上。
　　 我感到万分痛苦和失望。
　　 轻轻地挪开白小玲的身躯，掀开被子，起身穿衣……白色的床单上有斑斑的血迹！
　　 “……她把女人最宝贵的贞操给了我，已经铸成的大错，永远也无法挽回了，我该怎么办啊……” 我的心在流血。
　　 我的一生将在沉闷、单调、平庸、琐屑之中和这个女人度过，没有一点激情，生命如同被封埋在千年的地下，吹不进一点新鲜的空气，分辨不清白天与黑夜，分不清昨天、今天和明天……
　　 “没有了希望，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在心里痛苦地呼喊着。④
　　 当白小玲绘声绘色地为他描述以后家庭的蓝图时，小说又写道：
　　 我仿佛真的看到了，看到了和白小玲厮守在一起的日子，还有那又美丽又温馨的“爱的小屋”，看到了以后的和她在一起的那些麻木沉闷的时间长廊，没有激情，没有灵感，所有的日子，全长着一副苍白冰冷的脸孔，难道这就是我和她的爱？这就是我爱的归宿？
　　 不！这分明是我人生的囚牢，是禁锢我灵魂的枷锁，是我的理想和自由的绞索，我想要呐喊，要挣扎！
　　 我肉体逃不了了，但是，我的灵魂早就逃走了。
　　 我的灵魂啊，你逃到哪里去了？我怎么找寻不到你的一丝踪迹？⑤
　　 在这里唯特完全忽视了一个女人为自己“献身”勇气与真诚，而是认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绑架。发生关系即意味着要结婚，结婚就意味着走入围城，走进坟墓，这种对自由之身的高度看中，是文人们最大的劣根性。
　　 然而就是这种道德约束也失去了效应，当唯特发现了梦中的情人莺莺后，并从保罗口中得知莺莺目前的状况和处境，唯特毅然决定抛弃白小玲，并要求她打掉腹中的胎儿，从而使自己了无牵挂地去拯救自己的梦中的情人莺莺。苦苦哀求的白小玲，在求告不成情况下，绝望地选择自杀。
　　 白小玲并没有死去，经过抢救她活了下来，但是“因为脑缺血留下了后遗症，模样变成傻呼呼的了”。唯特因此受到了良心的强烈谴责，决定用婚姻来给自己赎罪。可是当他得知莺莺的最终情况后，彻底绝望了爱情，幻灭了存在的意义，自杀了。
　　 在这里我们无需责备唯特的不负责任和缺乏担当——他彻底抛弃了因他而憨傻的白小玲，让白小玲一个孤独无助地面对以后的生活，也无需批评他的懦弱与逃避，对一个审美主义者来说，当生命再也没有美，当爱情已缺少了神性的价值存在，活着也就是行尸走肉，与死无异。
　　 当世俗的爱情面对神性的爱情，灵与肉无法统一且难以调和，当进行了一切追逐与探寻之后，证明神性仍是空中楼阁遥不可及，宁芩的绝望感幻灭感日趋加重。他在《在灵魂的深深处》中痛苦地绝望地写道：
　　 时时仰望天空，没有佛光，没有上帝。
　　 身体的一阵颤栗，牵扯到了灵魂。⑥
　　
　　 第三章：从《发现华南虎》到《魍魉村庄》——兽性的堕落
　　
　　 一只可怜的家禽，它至死也不会明白
　　 主人豢养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一天到晚快乐地觅食和交配
　　 它爱惜自己的羽毛使它明亮鲜艳
　　 它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想要替代黄牛为主人去犁田
　　 可是，主人只想在它的肉体丰腴之后摆成丰宴
　　 ———宁芩《等候光的时候》
　　 上帝的超验世界消失以后，便剩下个体生命的绝对性，“此”被推到了首要地位。既然唯有生命值得肯定，那么在审美的光照下，所有的生命本身所连带的丑恶、纵情、浑浊都得到肯定。再也没有神性的眼睛盯视生命本身没有洗涤的原始性，它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徜徉于市。正如荣格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指出的一样，“这样一来，问题就滞留在美学的水平了——丑也是美，即便是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惑人的审美中发出诱人的光芒”。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绝望了神性、放弃了超验思索的宁芩在创作倾向上会自然而言关注肉体生命本身，因为他的世界观里已经种下价值虚无的种子。既然一切价值都是虚无缥缈的，那么不虚无缥缈的也只有肉体生命本身了。这和那些新写实小说家们在放弃了理想、英雄、神圣与崇高之后，只能坠入俗利、现世与虚无是同一个道理。新写实主义者认为生活就是世俗，宁芩则认为，生命就是欲望，特别是肉欲。他们犯着同样的毛病——偏至。认知的偏执和美学把握上的偏至。
　　 在《欲望人类》中，宁芩这样写道：
　　 且将人生比作一只风轮，绚丽多彩的风叶不断地转动着，绽放出炫目的美丽，驱使生命的风轮转动的动力是欲望、各种各样的欲望。
　　 在形形色色的众多欲望之中，有一种欲望，它是最根本最原始的，它是各种欲望之母，它派生出各种其它的欲望，如金钱、地位、名誉、好吃、贪婪等等，这就是性的欲望。
　　 从纯生物的角度来观察，饥渴求饱的欲望、寒冷求暖的欲望、疲乏求安的欲望、升官的欲望、发财的欲望……其最终的目的，是保护好营养好自己的个体，为使自身的基因更好更多地传递下去，为最根本最原始的欲望——性欲，做好物质上精神上的准备。这也是人生、也是世间万物生存最本质的意义所在——繁殖下一代。
　　 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性欲的生物，还能称之为生物。所以，生命之轮就是性欲之轮。人为万物之灵长，人的性欲也是人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性欲之轮也是人性之轮。①
　　 正是带着这种理解和认识，宁芩写出了《发现华南虎》、《艳遇的夏天》和《魍魉村庄》这些带着肉欲色彩的作品。这些“下半身”作品的诞生，宣告着“头颅”和“胸膛”的彻底沦陷。
　　
　　 1.《发现华南虎》：兽性的端倪
　　
　　 其实，很难把《发现华南虎》归为兽性写作，宁芩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更多是对官场和现实以及对人性的讽刺和批判，而且它的写作意图清晰，不像《艳遇的夏天》和《魍魉村庄》那样观点暧昧不清。
　　 在《发现华南虎》中，作者是以狂欢化的形式操作，以油滑的语言风格，以高度的主体介入进入到文本内部，让思想的睿智光芒闪烁，很好地完成了“文以载道”或者对克罗齐所言的“混化在直觉品中的概念”的观念负载。首先，作者拒绝严肃呆板与一本正经，用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等狂欢化所常用的手法，酣畅淋漓地宣泄自己的内心愤怒与不满，已达到强烈讽刺和挖苦的效果。
　　 一个男人，如果连自己裤裆里那条见到漂亮女人动不动就翘起来的鸡巴的那点儿欲望都满足不了，他定是个无用的窝囊废，这样的男人如果做了领导，定是个庸官昏官，什么事情也干不成的饭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