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罗国的狗权与人权的关系。当然，这不能怪“考布同志”，甚至还得表扬它。毕竟在现代政治版图上，它人模狗样地沟通了人间与狗间的关系。有一个插曲耐人寻味。有一次，“考布上校”陪同罗国总统视察布兰科温斯克医院时，与几只捍卫“猫权”的猫发生了冲突。猫们根本不认识什么“考布上校”，因此上来便一阵乱咬。“考布上校”且战且退，但鼻子还是被咬伤。总统大怒，愤然离去。这家医院处于新建“社会主义胜利大街”的拆迁范围，尽管罗国百姓强烈希望保留这家医院，但结果可想而知。院长非常后悔，竟疏忽对猫们洗脑了，老鼠不认识不要紧，“考布上校”能不认识吗？
　　 查一查“考布”的出身，就知道它来自大西洋上的纽芬兰岛，是一种用于拉渔网和作搬运工的拉布拉多猎犬。果然有来历。马克思太小瞧“搬运夫”了，竟忘记“搬运夫与猎狗的差别”。巧合的是，这条黑色带白斑的拉布拉多猎犬，是十九世纪传入英国的，其时马克思正流亡英国，他想必见过这种狗。尽管未引起他的重视，但一百年后英国自由党领袖戴维·斯蒂尔，将它作为礼物送给马克思在东欧的“传人”，倒是颇有意味的。他的名言应该改为：“搬运夫和上校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
　　 若干年后，齐奥塞斯库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竟“象野狗一样被处死”（罗国百姓语）。这同样是粗暴的兽性行为。在颠覆者与被颠覆者之间，他们的人性和人权的水平从来没有高于“考布上校”。
　　 六
　　 狗间与人间的纠缠，往往呈现于不起眼的隐裂与对峙，诸如“狗的运动”与“人的运动”。又比如“狗食文化”和“食狗文化”。国人一方面与狗亲昵，视狗为亲密伙伴，一方面又弃狗虐犬，狂嚼狗肉。在全球化时代，这种“食狗文化”遭遇伦理的困境，以此凸现的双重人格终究是“纸包不住火”了。
　　 不过，“食狗文化”的历史恐怕要远远古老于“狗食文化”。但也不尽然。孟子在《寡人之于国也》指责梁惠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一般而言，“狗彘食人食”的“狗食文化”是统治者造成的。而“食狗文化”或起因于“人食狗彘食”，以致“涂有饿莩”而吃狗，甚至吃人。《晏子春秋》中有“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内给之祭。”当时一般百姓不可能享有这等待遇，因此晏子警告道：“且夫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而死狗有棺。”人与狗的强烈对比折射了当时社会的不公与两极分化。
　　 这种人不如狗的现象，在所有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都会出现。富家一年狗粮远超贫困地区一家人的口粮。至于人给狗当保姆，也比比皆是。孟京辉执导的当代喜剧《两条狗的生活意见》，表现的是两条乡村的狗，因吃了狗罐头而唤醒了入城的梦想，于是成了大都市里背井离乡的异乡狗，流浪在灯红酒绿、遍布岐视的城市，他们努力过，拼搏过，痛苦过，彷徨过，遍尝恋爱、失恋、发达、没落、名利、财富、堕落的滋味。因此，这两只狗对生活有很多很多的意见，诸如对真虎假虎有意见，对三鹿牛奶有意见，对金融危机有意见，对布什和奥巴马有意见，对山寨生活和俯卧撑有意见，对索马里海盗有意见，对女秘书和男老板有意见，对贫穷有意见，对暴发有意见，对饥饿和减肥有意见。但它们的意见不可能有人倾听，于是它们决定告别地球，出走太空。前苏联有这样一则笑话：一位听众打电话到基辅电台问主持人：“共产主义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主持人说：“我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不是科学。”这位听众追问为什么。主持人说，“如果是科学的话，他们应该拿狗做试验。”
　　 几年前，一批中国偷渡客（254名福建人）涌进加拿大后令当地人愤怒不堪，他们骂偷渡客“根本不值得同情”，《维多利亚殖民者时报》直接用了这样侮辱性的小标题：“回家去！”“搭飞机、乘船都可以，只要滚就好”。极富讽刺意味的是，一只随偷渡而来的母狗却受到加拿大人的同情与爱怜，并在媒体上掀起一阵认养风，无数居民表示要收养它，动物之家还为它取名“微风”，意谓从海上“乘风”而来。如此看来，这帮人权主义者也是“狗眼看人低”了。
　　 七
　　 有关狗的喻譬构成了不同的文化镜像，它是另一种狗间。在古希腊，哲学家狄奥根尼是一个激烈的社会批评家，他坚持内心的道德准则，揭穿世间的一切伪善，摒弃奢侈、习俗和快感的追求，宁愿住在一个桶里，或者提着一个灯笼游走，以讨饭为生，声称“要找一个真正诚实的人”。有人讥笑他活得象条狗，他报以微笑。有一天，亚历山大御驾亲临，问他想要什么恩赐。住在桶里的狄奥根尼回答说：“只要你别挡住我的太阳。”
　　 无独有偶。在中国，孔子当年曾被郑国人视为“累累若丧家之狗”。穷困至极的孔子面对鄙视和贬称坦然处之，说道：“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后人据此认为孔子认同这种贬称，有人甚至以《丧家狗》为书名，概括孔子浪迹列国的一生，这显然是一大误判。其时孔子正处“耳顺之年”，这种贬损与他周游列国几次被困几度命危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孔子属狗，是性情中人，他好激动，爱抱打不平。但他的答语中不难读出一种无奈、反嘲的意味。孔子内心必定是酸楚和悲凉的。孔子原本有国有家，更有精神家园，促使他“丧家”而浪迹列国的，正是一种宣道、济民、救世之精神。倘若孔子勃然大怒，痛加驳斥，恐怕他早就“峣峣者易折”了。列国拒绝孔子表明，他的独立思想和治国理念不合统治者的胃口。在他们眼里，这条“丧家狗”是不能留作“看门”的。
　　 不过，郑国人此种斥责堪称“国骂”，颇具普遍性：所有高呼紧跟时代脚步的人，都对过去、传统、旧事物抱有天然的敌意。你一个孔老二，思想跟不上新时代新事物，还妄想修补礼乐崩坏之旧天，不是“累累若丧家之狗”是什么呢？那些竭力挽救没落的旧事物，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落伍者”，不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又是什么呢？
　　 在十月革命的大裂变中，勃洛克在歌谣体长诗《十二个》中，反复将“旧世纪”、“旧世界”比作“饿狗”是不奇怪的。对狂热的革命而言，与过去的一切决裂，被视作天经地义。“一个资本家站在十字路口，/把鼻子藏进衣领。/一条癞皮狗蜷缩在他旁边，/翘起尾巴，浑身僵硬。/资本家无声地站着，/像一个问号，一条饿狗。/旧世界仿佛丧家犬，/翘着尾巴，站在他身后。”（第九节）又如：“──别跟着我，癞皮狗，/不然我要用刺刀把你刺穿！/旧世界啊，你这丧家犬，/毁灭吧──我要把你推翻！”（第十二节）为表达仇恨、鄙视与贬斥，作者几乎将有关“狗”的喻体一网打尽了。
　　 问题是，我们脚下的根性之物大都是“旧的”，基本的人文理念也大都是“陈的”。“旧世纪”“旧社会”或“旧事物”，在许多时候并非如别人描绘得那么糟糕，甚至在不少方面为“新世纪”“新社会”或“新事物”所不及。例如法国大革命后雅各宾专政五百零二天，共处决两千六百三十二人，平均每天处决人数超过五人，远远超过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在俄国，仅一九三O年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处决的人数，竟是沙皇三十年的一千六百倍，平均每月处决人数是帝俄最残忍年代的六十倍。进化论时间模式是专制权力最喜欢的意识形态诡计，它以“新”为标签，以不断翻新制造“革命”成果，从而确立和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
　　 勃洛克目击革命后的惨像感到困惑不已，“街上刮着风……人们挨着饿绞刑架上吊着人；全国到处是‘反动’；活在俄国实在难，忍冻挨饿，啼饥号寒”，于是他说出了他的预言：“……他们在追求火，想赤手空拳抓住它，因而自己化为灰烬。”“所有这些都预兆着一场毁灭——只有上帝之火才能毁掉这一切。”
　　 结果，骂狄奥根尼是“犬儒”的人，大都是利欲薰心之“儒犬”；即便是他的后学，也把“犬儒”这个词，巧妙地整容成人模狗样的。而骂孔子是“丧家狗”的郑人，大都是“看门狗”，或者希望做稳“看门狗”。因此中西历史有了一个共振点，即如何把“犬儒”变成“儒犬”，如何使“丧家狗”成为“看门狗”。这不仅是一种阉割技术，而且是文化酱坊里的一种特殊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