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将山西摆在全国省份的平台上，你只能从其倒数的尾数中去寻找。尤其是在一般的国民心目中，山西似乎到了可有可无的窘境。很多人说起山西，都以为是陕西省的属地，特别是南方的沿海城市，城市中的富人们，相当一批是这样认为的，实是令人啼笑皆非。于是，作为山西人，有必要告诉同胞们，山西对祖国、对华夏文明是做出特别贡献的省份之一。严格地说，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文化内涵就是浓缩成的一部山西史诗。
　　
　　 一、古老之中国
　　 有关考古专家和学者都认为新石器时代，约距今一万年前，山西便出现了长期定居的村落，其生产资料也开始步入中华文明的萌芽阶段。从那时起，在山西的黄土地上的先人们便开始使用磨光石器、烧制陶器、经营原始种植农业、饲养家畜等。由此，专家们认定当时的山西，已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
　　 山西现有远古遗址上千处之多，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标志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尤其是最新的发现和专家们的研究成果都表明，大致在距今四千五百年前后，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群落的中心。其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以此推测，尧、舜、禹的活动应该在远古文明的基础上的继续与深化。同时也把山西推向了当时的文明中心。
　　 于是说，山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之地，从众多的古遗址足可以证明“地上文物山西第一”的美称。传说中的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板（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都在山西境内。临汾有尧庙、尧陵，沁水有舜王坪，河津的龙门则是夏禹治水时的主要现场。于是，当地人又叫它为禹门口。
　　 先秦时代春秋时期，在山西境内的诸侯国有：晋国、魏国（春秋）、耿国、虞国和霍国。其中大部分地区属于晋国，所以今天山西简称为晋。晋国起源于公元前一千一百零六年，周成王封他的弟弟叔虞（桐叶封弟）。太原著名的旅游胜地——晋祠就是纪念叔虞的祠堂。到晋文公重耳当政时，曾经称霸中原。公元前四五三年发生了晋阳之战，赵，魏、韩三家联合消灭智氏，这场战争后逐步形成了三分晋国的局面，史称“三家分晋”，至前四零三年晋国灭亡，许多历史学者认为战国时代正式开始。所以今天山西也被称为“三晋”。
　　 战国时，赵国的都城在晋阳（今太原西南），韩国的都城在平阳（今临汾）、魏国的都城在安邑（今夏县北），战国中期以后赵魏都城分别迁都到今河北邯郸、河南开封（大梁）。秦汉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把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今山西境内有五郡：雁门郡、代郡、太原郡、上党郡、河东郡。汉朝时，武帝元封中年时，置并州刺史部，为十三州部之一。东汉初年，罢朔方刺史部，其下诸郡改隶并州。其时并州下领太原郡、上党郡、西河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朔方郡、五原郡、上郡九郡。东汉末年并入冀州。
　　 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和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也使山西成为地方文化特色最浓厚的地区之一。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
　　 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山西地区的文化传承从未间断。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阵地。上古时期，中原各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使得北方各民族逐渐融合于华夏族，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到春秋后期双方的界限几近消失。在明清时期的五个多世纪里，山西商人从盐业起步，发展到棉、布、粮、油、茶、药材、皮毛、金融等各个行业，并把商贸活动由故里扩展到全国各地，甚至远及今天的蒙古共和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
　　 晋商的魄力之大、足迹之远、财富之巨，让世人认同了“无西不成商”的历史事实。山西地区的历史演进，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留下的三点五万处文物古迹，国保单位一百一十九处，居全国第一。因此，山西最有资格成为世人了解和欣赏华夏文明的“主题公园”。山西历史文化具有不断变革和进步的鲜明特色，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山西历史文化的发展证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既以先进思想为依据，又是新思想的摇篮。春秋战国时期，山西成为战国法家、纵横家、名辩家和兵家的发源地，也是先秦早期儒家的重要支脉，由此形成蔚为大观的三晋儒学。这些进步思潮同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不仅有相互的砥和激荡，也有相互的补充和促进，共同创造了具有进步特色的三晋文化。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著名的人物。他们之中，有著名的君主晋文公，我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著名的政治家蔺相如、狄仁杰、毕士安、田呈瑞、杨深秀，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廉颇、卫青、霍去病、关羽、薛仁贵、杨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和学者王勃、王之涣、王维、王昌龄、柳宗元、白居易、司马光、米芾、白朴、关汉卿、郑光祖、罗贯中、傅山、阎若璩，地图学家裴秀，治黄专家贾鲁……他们象历史长河中灿烂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给当时的社会以积极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春秋时晋国国君重耳，即晋文公。公元前六百三十六年至前六百二十八年在位。献公妃狐姬（戎族）所生，因遭骊姬之乱，流亡在外十九年，后由秦穆公发兵护送回国，被立为晋君。他重用狐偃、赵衰等人，协力修明内政，整饬法纪，增强战备，又号召诸候勤王，平周室王子带之乱，迎襄王复位，树立了政治威信。后于城濮与楚军接战，诱敌深入，大败楚军。旋在践土主盟诸候，周天子亦奉如参加，策命他为“伯候”（霸主）。
　　 廉颇，战国时赵国将领。惠文王时，将兵破齐，拜为上卿。后多次击败齐、魏，歼敌立功，以勇敢善战闻名于诸候。秦、赵为争夺上党，在长平（今山西高平北）大战，他统帅大军，筑壁坚守，相持三年。前二百五十一年，他大破燕军，任相国，封信平君。晚年悒郁不得志，愤而奔魏。后又离魏适楚，死于寿春（今安徽寿县）。
　　 蔺相如，战国时赵国大臣。原为宦者令舍人。惠文王时，奉使报秦，当庭据理力争，机智周旋，终于完璧归赵。前二百七十九年，秦、赵会于渑池，他随侍孝成王，面斥强秦，不辱国体。以功任上卿，居廉颇之上。由于他善自谦抑，相忍为国，使廉颇受到感动，负荆请罪，遂成刎颈之交。
　　 战国后期思想家．又称荀卿（汉时避宣帝讳，改称孙卿），赵国人，在儒学分化中，代表革新势力。在稷下三任祭酒。曾到秦国考察，晤见范睢；后至赵国，与孝成王议兵。晚年，应楚春申君召，受任兰陵（今山东苍山西南）令，著书终老。其学术原于儒家，但又吸收和熔化了当时进步的思想学说。
　　 在天道观上，提出天人相分，人定胜天的观点，强调“制天命而用之”。在认识论上，提出“方贵于知”的观点，强调必待“天官”普遍接触事物，才能做到“征知”、“解蔽”，正确发挥“天君”之作用。在“正名”论上提出“制名以制实”的观点，强调“名”必待“约定俗成”，需经社会实践的检验。
　　 对人性问题，认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材朴”的“本始”表现即是“恶”。要改“恶”从“善”，必有待于“化性起伪”。他特别强调“礼”的“化性”作用，以为“礼者，法之大分”，必待“隆礼至法”，纳法入儒，实现“王道”才有保证。
　　
　　 二、萧条下的中华大移民
　　 元朝统治中国虽然只有八十九年。然而，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则是深重的，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却是其他朝代所难以比拟的。那时候黄河两岸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华夏儿女都知道，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同时也是中下游人民遭受灾难的罪恶渊薮。下游的黄河向以“善决善淤善徙”闻名。元朝曾有二十多年不打口子，任其泛滥自流，致使中下游大片土地沦为沼泽。人们被大水撵得东奔西逃，无处安生，不少地方人烟绝迹，黄水过后尸陈遍野，村舍变为废墟，良田淤成沙滩，所剩无几的居民往往又在瘟疫中命丧黄泉。
　　 据《元史·王行志》载：元末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成灾。至正四年黄河在曹州、汴梁等地三处决口，人民游移四十五万户之多。燕、赵、齐、鲁及苏北、皖北地区一片荒凉，遍地尸骨鬼唱歌。同年的五月，济宁、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百、临颖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至正八年正月河决济宁路。二十三年七月河决东市、寿张、没城墙、漂屋庐、溺众生。二十六年二月黄河北徙，上至东明、曹州、濮阳，下及济宁皆受其害。济宁路肥城西黄河泛滥，漂没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七十余里亦如之。由于当时黄河、淮河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淹没州城、村寨甚多，漂没民居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
　　 正值中原地区大闹灾荒战乱之时，山西晋南一带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是因为那里有元将扩廊帖木耳（绰号“王保保”）镇守，他骄勇善战，足智多谋，再加上那里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起义军多次进攻山西，可终因地势险要而屡攻不下。另一方面，由于地理环境因素，正好那些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中原一带的老百姓听说那里富庶，并且不打仗，便纷纷往那里逃。如此一来，与中原一带人烟稀少相比，山西倒是人满为患了。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也就是一三八一年，全国总人口为五千九百八七万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到了四千零三十五万人之多。由此可知，明朝移民，势在必行。
　　 明朝统治者平定战乱后，为了恢复生产，制定了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措施，决计把农民从狭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至此开始了我国历史上延续五十年的迁民活动。明朝大移民主要是从山西和江浙一带往中原地区移民。从各种历史资料上证实，明朝大移民最早开始于洪武三年直至永乐十五年，移民十八次。其中洪武年间十次。永乐年间八次。十八个省，五百个县。八百八十一姓。
　　 据《中国通史·明·休养生息·开垦荒田》记载：朱元璋为解决宽乡劳力不足，狭乡缺少土地的矛盾，从一三零七年开始移民垦田。他下令迁苏、松、嘉、湖、杭无田农民四千余户去临濠（安徽怀远、定远、凤阳、嘉山境内），徙江南民四十万于凤阳，迁山西泽（山西晋城）、潞（山西长治）二州无田农民于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凡移民垦田，都有朝廷拨发路费、耕牛和籽种，免税三年。
　　 明朝大移民历时五十年时间，移民的方法和步骤大体有遣返、军屯、商屯、民屯等几种。更多的还是采用招诱、征派的强迫的办法。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你再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可谁也不愿迁到那里去，没办法只好制定徙民条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徙。并规定凡移民者都必须到洪洞县的广济寺办理迁移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这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
　　 甚至如民间传说的那样采用诱骗形式。官方预先张贴告示，除广济寺大槐树底下的人不迁，所有地方的人都迁，也有的传说限定某日凡愿迁者都到大槐树下报道，不愿迁者也必须到那里向官府央情。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齐聚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出其不意，调集大批官兵，一举将大槐树下团团包围，所到之人不论男女老幼，一个不留全部迁移。凡不从者便绳捆索绑，一串一串连接起来，在官兵的喝遣下不得不依从。那些留在家里的老弱病残，闻讯后赶来。自然是“爷娘妻子奔走相送、牵衣顿足、拦路哭喊”的悲壮情景了。
　　 事实是不是这样，从政史资料记载迁山西平阳之民却有数处。洪洞县是平阳人口最多的县份，洪洞县是迁民重点应是无疑问的。而且洪洞县地处交通要道，北通幽燕、东接齐鲁、南达秦蜀、西临河陇，洪洞县北关的广济寺又是唐宋以来的驿站，明朝政府在这里设局派员，集中移民队伍，发放川资凭照，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更重要的是千百万被迁之民记载了自己背井离乡的沉痛历史。
　　 明朝政府为了使移民能顺利进行，曾颁布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棉衣、川资（迁移路费）以及安家、置办农具的银两，到那里土地可以“自便置屯耕种”，还免其赋税三年。山西移民来到中原地区，看到那么多肥沃的土地无人耕种，一时间慌了手脚，有的跑马占地，以马蹄印为界，谁圈起来就是谁的。有的以犁占地，围着大地犁上一圈，这地就归我所有了。
　　 有了地就张罗着盖房造屋，建立村落，有的依据地形建造，叫某坡、某坑、某河口、某湾。有的依据自己的姓氏，叫某村、某庄。也有的依据不同的行业，会种菜的叫某菜园，会打油的叫某油坊，会造纸的叫某纸坊。还有的依据盖的房子取庄名，盖瓦房多的就叫某瓦房。盖平房多的就叫某平坊，盖楼多的就叫某楼等。还有不少地方以“屯”、“营”取名，如：丁官屯、马坊屯、欧山屯以及张营、李营、孟营等。这些屯和营的来历大都是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实行军屯田、民屯田、商屯田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