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战士”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视自己由文化转向政治是“历史的误会”：“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这个“历史的误会”主要关涉三点：其一，五四运动一开始，瞿秋白就当了俄文专修的总代表之一，只因“当时的一些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其二，陈独秀率代表团来莫斯科开三大，瞿秋白是少数精通俄语的共产党员（张太雷1921年春介绍他加入），因此成为陈独秀的翻译，受到赏识，并随同陈独秀一道回国，参与中央的宣传工作，“三大”被提拔为中央委员。其三，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共首脑，在他即出乎预料，也显得无奈：“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辨法。”
　　 “历史的误会”是“走不通”后所产生的反思与彻悟，是“过来人”在集团与自我、主义与自由之间作出的再认识和再判断。瞿秋白用“历史的误会”来解释自己由“多余的人”转变为“先锋战士”，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误会”强调的是“偶然”，但“偶然”中就没有“必然”吗？从人生目标上说，他从“五四运动”就抱定改造中国的志向，而投身政治正是改造中国最直接的途径。从思想上说，他具备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哲学思维，对马克思主义有较多的了解和探究，并且在“赤俄”作《晨报》特派记者，可以直面俄国革命后的现实。他承认，“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多余的话》）可以说，瞿秋白涉入政治，完成他人生的第三次转向，既有思想文化基础，也有意识形态氛围，加上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引路，显然存在着并非“历史的误会”的一面。
　　 问题在于，“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尽管改造中国社会的目标一样，但选错了途径，不仅离目标越来越远，而且连他自己也觉得“毁”掉了。他反省道，“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那么，怎样的人才配作“政治动物”呢？他至少要具备从事政治斗争所必须的铁石心肠、阴谋阳略、随机应变、多面性等。而这些瞿秋白都不完全具备。
　　
　　 可笑的很，我做过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可是，我确是一个最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这里。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的，站不稳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
　　 ……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
　　
　　 这里暗指“八七”会议后，他主持中央工作，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随后爆发了著名的“三大起义”。有人认为他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口号，制造红色恐怖。这是有失偏颇的。国民党首先举起了屠刀，国内政治形势陷入新一轮“以暴易暴”怪圈。瞿秋白即便提出这一口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何况他根本无法知道下面执行的情形。残酷的现实使党内的分岐和斗争更趋激烈。以瞿秋白的智商和能力，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并非毫无作为。张国焘回忆道：“瞿虽然佩服陈独秀的经验和学识，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廷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郑超麟则回忆，“秋白精通俄文，接触俄国同志多，他在政治上很敏感，看出俄国人要改变对中国的路线，要撤换陈独秀，于是配合这个意图而进行活动。”“1927年前后，我最不满意于瞿秋白的，是我首次发现共产党内也有人搞阴谋诡计，搞的人恰好是我一向佩服的瞿秋白。”这些评论虽有臆断成分，但有助于认识一个更立体的瞿秋白，看到他后来对政治斗争何以极度厌倦。从思想深处说，他无法将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学说，与政治实践中残酷的内部争斗加以统一，并由前者来解释后者。这种分裂是导致他所信奉的主义受到质疑、动摇的深层原因。党内斗争的残酷性远超他的想象和承受能力。从俄式革命脱胎而来的政治组织自有一套体制来统慑、熔炼各式各样人物，任何个人的、小资的、浪漫的“杂质”都将被滤除。他写道：“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瞿秋白承认这“一场误会，一场噩梦”，使他“竟成了颓丧残废的废人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
　　 然而，从“先锋的战士”到挤兑成“多余的战士”，最主要也最隐秘的原因是背后那只手——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操纵，他们才是真理与谬误、红与黑的最高裁决者。瞿秋白的命运跟陈独秀庶几相似，幕后那只手控制着政治博弈的结局。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斯大林选他取代陈独秀，正因为他有“留俄”背景，可以充当台前木偶；后来否定他的政治主张，进而抛弃他，同样是因为他不够嫡系，不够“傀儡”，并且共产国际必须为失败寻找替罪羊。取代他的是李立三，其后是王明，都有“留俄”背景，而王明堪称俄共“哺育”的正宗嫡系。一九二八年“六大”召开，瞿秋白受到李立三批判，会议闭幕后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多余的话》）。真正的原因是，王明深受米夫（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宠信，狐假虎威，经常将瞿秋白作为斗争矛头。秋白在回顾这两年时，不无冷嘲地称之为“不但不进步，自己反而觉得退步了。……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塞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到了一九三一年初，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特意窜到上海扶植王明上台，将瞿秋白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他感觉“这半年时间（注：指一九三○年八月至一九三一年一月）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请了长假休息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多余的话》）一九三三年他赴江西，中央竟不同意妻子杨之华同行；一九三四年红军被迫大转移，正患肺病的他被当作“多余的累赘”遗弃在苏区，以致不久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逮捕。
　　 党内斗争因背后那只手而失去“真理”标准，一切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转移，因此每个党员只能像机器人一样惟命是从，“思想”是纯属“多余的”。“一九三一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这并不是说我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党员，对于中央的理论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加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多余的话》）但在此之前他不是这样，他勤于思考，并能发现问题的症结，例如一九二七年在“五大”上，瞿秋白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小册子，尖锐批判了陈独秀和彭述之的错误。
　　 瞿秋白除了缺乏“政治动物”的“噬血性”外，他还自曝自己的二元性格。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同“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一直处在对峙状态，“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在“二元性格”尚未分裂或某一元未取胜的情况下，他经历了充满挣扎痛楚的“戏子”阶段。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到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的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做“戏子”的结果是，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
　　 在“灭绝的前夜”，承认这一点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他终于说出了郁闷很久的结论：“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的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仅仅为着‘体面’，所以既然卷进了这个队伍，也就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而请他们把我洗刷出来。”瞿秋白希望把这个“多余的战士”清理出队伍，尽管这个希望也是“多余的”，但在党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笔者至此竟有点分辨不清了：这是革命本身的悲剧还是一个革命者自身的悲剧？这场俄式革命是“多余的”还是这个俄式战士是“多余的”？不幸的是，生前他是共产国际掌心的一粒“棋子”，死后他依然是一粒“棋子”，因为对现实政治斗争有利用价值：将“瞿秋白”打成“叛徒”，可以“勾引”出更多更大的“叛徒”。
　　
　　 从“多余的战士”到“多余的士”
　　
　　 扮演“戏子”的前提是内心的二元处于胶着状态，一旦脆弱的平衡被打破，比如“绅士意识”占据了上风，自己成了“多余的战士”，甚至“多余的革命者”，那么“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他在《多余的话》中说，“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瞿秋白不是身陷牢狱面临最后的时光，他是否会写出坦露真我的《多余的话》？
　　 我认为不会。瞿秋白不是没有勇气，但政治斗争已磨蚀了他的勇气，尤其在面对自我、清算自我的时候，是更需要勇气的。他自剖道：“这种两元化的人格，我自己早已发觉——到去年更是完完全全了解了，已经不能丝毫自欺的了；但是‘八七’会议之后，我并没有公开地说出来，四中全会之后也没有说出来，在去年我还是决断不下，以致延迟下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偶然露一点口风，往往还要加一番弥缝的话。没有这样的勇气。”
　　 是死神给了他最后仅缺的那一点勇气！
　　 以前放不下的东西，此刻全部地彻底地放下了——他毅然决然地摘下戴了多年的所有面具，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意：“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无论谁都会戴上假面具。但时间长了，要么搞不清哪个是真实的自我，要么自我慢慢分裂并钙化成多重人格。十几年血与火的政治生涯，在他成了“一场误会，一场噩梦”，似乎有点言过其实。但他厌倦做“戏子”，要回到真实的自我那儿去，倒是极真实的。“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这带有反讽语气的表述，是在宣示自己的顽劣不化，还是在暗讽千人一面的布尔什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