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他在这里大声宣告自己战胜不了“异己”，完全不把自己当“先锋战士”看，而且是正话反说！所谓“异己”，是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若换个角度，“异己”其实正是“本己”，正是真实的自我！在“灭绝的前夜”，那个在他身上并未死绝的“多余的人”醒来了。因为在他的思想深处，关于“我”的哲学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他早年写道，“‘我’的意义，我对社会为个性，民族对世界为个性。无‘我’无社会，无动的我更无社会。无民族性无世界，无动的民族性，更无世界。无社会与世纪，无交融洽作的，集体而又完整的社会与世界，更无所谓‘我’，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赤都心史》之三十三）然而，如今这个“我”却被替换成“异己”，成了无论如何也得清除的对象，真是悲哀之至！
　　 在“灭绝的前夜”，绝笔者试图打通或呼应十五年前（1920年）那个“我”。那个“多余的人”呼出的气息和精神游丝儿仍弥散在空气中。但回到“多余的人”那儿已不可能：“从一九二○年到一九三○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到这时候方回来，不但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力气也已经衰惫了。”他以前为“回家”也作过努力：一九三一年被“踢”出政治局后，瞿秋白曾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学运动，与鲁迅并肩战斗，但却受到周扬等人排挤。尽管如此，他“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地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无情的政治漩涡和残酷的阶级斗争，对“人”尤其是对“个人”从来都是简单粗暴的。这类似蚁群一旦遭到异类入侵，或者种群内有任何一只蚂蚁带有异味，那么它必将遭到蚁群围攻。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年代，个体只有依凭本阶级气味来保护自己，同时揭发异己并召来整个阶级群起攻之。瞿秋白的内心敏感、细腻而丰富，对自我的独立性和超越性看得很重，因而在暴烈的阶级斗争中受到的伤害更深。
　　 在长汀监狱，瞿秋白更加渴望回到“多余的人”那儿去——他痛苦地挣扎了，但他不可能从逼仄的政治尖塔走到外面，回到冷静的、原初的广阔地面，回到文化救国生涯之初端的那个“我”那儿去。那比四围“塔墙”更坚厚的，是无底的心狱和无边的虚无。他很清楚，要打通它走出去根本不可能。对“历史的纠葛”的恐惧使他不计后果地说出内心的一切。以前在党内他不敢、不愿或不能坦露真实的自我，此时——“绝灭的前夜”，他终于以直截了当甚至挑战的口吻说出来了：“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像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现在似乎反过来了：是他在责怪或命令那个他曾畏惧的政治集团何以不痛快“开除”这个异已分子！“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这口气似乎开除的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什么人！我琢磨他的心态：找回自我的努力令他更加失落，“开除”正是他所需要的反作用力。借助这一反力，他似乎可以干净、彻底地回归本我！
　　 然而，即便他说出“多余的话”，他也无法回到“多余的人”那儿去。于是他哀叹道：“是不是太迟了呢？太迟了！”对敏感而脆弱的瞿秋白来说，当他感到真我只是一个影子，便会感到特别痛苦。“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只有殉道者才能称“烈士”，而此“道”在他的心中受到质疑，摇摇欲坠，为它去“殉”于理不通。因此他拒绝“烈士”并非愤激之语，而是真心话。显然，他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叛徒，那种只要命而不要气节的可耻叛徒，而是思想上、信仰上的质疑者和叛逆者。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一是担心损害他的革命者形象；二是基于下述逻辑：他既然不投降反共的国民党，并慷慨赴死，那么他就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坦率地说，瞿秋白身陷死牢，上帝没有给他时间重新寻找和确立新的信仰，但他又不愿顶着“烈士”的名义，做旧信仰的殉道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这是他心头最痛苦、最悲哀的事。
　　 这里有两点必须区分清楚：其一，对政治集团及其信仰的质疑与动摇，与认可作为一种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他说得很清楚：“要说我已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如果要同我谈起一切种种政治问题，我除开根据我那一点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推论以外，却又没有什么别的方法。事实上我这些推论又恐怕包含着许多机会主义，也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在内，这是‘亦未可知’的。……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岐路交错着，再自由任意地走去，不知会跑到什么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没勇气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在作政治的社会科学的思索了。”在笔者看来，瞿秋白更适合做一个自由主义者，社会文化批判者。“党见”只能限制和消磨他的思考和锐气，最后窒息得没有一丝活气。但上帝没有给他第二次机会。
　　 其二，既然瞿秋白质疑他所信奉的主义和政治生涯，那他何不向国民党自首？这个问题触及到瞿秋白文化性格的内核。可以这么说，“多余的战士”在他身上并未死掉，死去的只是“战”——他极度厌倦和憎恶的血腥暴力和党内争斗，活转来的是“多余的士”——那个“义不食周粟”的刚烈之士！在“灭绝的前夜”，传统的“士”之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同血液中的铁和骨头中的钙质支撑着他的人格底座。“多余的士”才是他本己的“家”：那是他投身文化运动之生涯的起点，也是他完成悲剧人生的终点，更是他作为“东方的稚儿”的精神基点和道德底线。跟他有私交的国民党军官想方设法软化他，南京专门派来高官来劝降他，他们以向忠发和顾顺章为例来诱降他，均遭到他严辞拒绝。他极度鄙视操守不如妓女的叛徒，抱定了“士可杀不可辱”的决心。向忠发、顾顺章之流不过是始信终乱、毫无廉耻的软骨头、小人！信念、操守在他们眼里，不如妓女的下体和手纸。他们一旦被捕，只能从狗洞里爬出来；一旦为官，也必定是贪腐之徒！想一想吧，没有“士”之精神，光有信念管屁用？最可耻的叛徒是对人格操守的背叛！
　　 在《多余的话》中回旋最多的词是“误会”和“纠葛”。从当事人角度看是“误会”和“纠葛”，但若跳出来俯瞰，让人感觉历史本身就是不可抗拒的诡秘力量，正是这股力量将他裹挟其中。尤其是反抗者按照乌托邦——马克思称之为“幽灵”——改造社会之时，便会产生种种不可思议的荒诞漩涡，譬如“抛离”与“卷入”，便分别指向无根的人在历史面前的不可控状态。“抛离”和“卷入”互为因果，甚至共时并存：因“卷入”而“抛离”，又因“抛离”而“卷入”。瞿秋白一生经历过多次“抛离”和“卷入”，最后一次“抛离”政治斗争漩涡时，却虚无地“卷入了‘历史的纠葛’”。从外在角度看，“误会”和“纠葛”，其实指向的正是一种大于个体的诡秘力量。
　　 从“多余的战士”到“多余的士”的过程，正是“抛离”和“卷入”相斥相激所连带来的——他被“抛离”于权力角逐的漩涡之外，同时更深地“卷入”命运的浪壑波谷：“生或死，这是一个问题”。很难设想一个思想上存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的人，会甘愿为这个主义去慷慨就义；很难设想一个内心如此矛盾、犹疑的死囚，若没有“不畏义死，不荣幸生”的士之精神，在面对枪口时会表现得如此从容、淡定，如此大义凛然！他是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走向刑场的。“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在《多余的话》最后，他开出一份书单，其中包括屠格涅夫第一部长篇小说《罗亭》，那个叫罗亭的“多余的人”也是“为革命而死”。
　　
　　 从“神余的人”到“多余的亡灵”
　　
　　 无边际的磨盘般的沉沉暗夜，连磨眼也漏不下一点星光，许多不可知的幽昧的夜游物在潜行。只有一间囚室的通气口，可以透出一粒暗萤般的光。因为有了它，隔着七十六年狱墙般的距离，仍依稀可见一九三五年初夏浮在夜雾中的长汀监牢，听见一个亡灵潜行在纸上的清音，低徊婉转，凄怆悱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瞿秋白：《浣溪纱》）我无法想象在那盏孤灯下，他是怎样一个在纸上疾书的亡灵？肉体对他已不存在，诸种面具也不存在，所有的禁忌对他都不存在。他自己只是一个亡灵。倘能以苦思作舟，以笔为楫，他最想去的地方便是黄浦江和觅渡河，那儿有他一生最爱的两个女人——妻子和母亲。然而，妻子至今不知他的下落，母亲坟头的荒草长了多深？从觅渡河到黄浦江，从墓冢到石库门，从逝者到来者，他的一生都在迷津中“觅渡”。他自以为找到了渡舟，到了河心才发觉不对。此刻他身陷死狱，唯一的孤舟是他自己——尽管这个自己恍若一亡灵！事实上他已“死”过一次了：“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多余的话》）只不过，那时候他还不是“亡灵”，他病卧上海仍做着“戏子”。我发现瞿秋白早期的两部自传心史充满玄机，其中有不少被读者忽略的谶语，比如你读到下面一段必定会感到震惊：
　　
　　 夜深人静，灯光黯黯的笼罩着人的愁思。晚风挟着寒意，时时到窗隙里来探刺。握着笔要写又写不下去：旧话重提有什么意味？……——好像一巨大的魔鬼尽着在他们所加上去的正数旁边画负号呢。他们怎能明白！我又怎能一一的与以慰藉！……几封诀别的信总算写完了。
　　 （《饿乡纪程》之三）
　　
　　 去国前与离世前的情景竟如此暗合，他似乎早就预见到自己的结局！又比如《赤都心史》（三十三“我”）中关于“我竟成‘神余的人’”的议论，几乎就是对“亡灵”状态的表述！瞿秋白确是通灵之人。因“多余的人”无法见容于社会，只能像影子一样潜存着，那么他便成了“神余的人”！其时他痛切地表示：“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不幸而言中！然而，“社会”不仅“杀”了他，也“杀”了他的“感觉”！甚至在成了亡灵时，他仍必须面对一团乱麻的“历史的纠葛”。
　　 那“巨大的魔鬼”到底是什么呢？一般人当然是看不见的。当年“神余的人”窥见过它。在福建长汀监狱，他必定又看见了它。只有“亡灵”才能直面并质问它！我终于懂了：面对“巨大的魔鬼”，他只能而且必须成为亡灵！一个人若作思想的叛徒、灵魂的质疑者，那么他就必须做好成为亡灵的准备。瞿秋白一生都处于不断否定自己、不断追求真知的过程中。在《多余的话》中，我看到了一个被扭曲的人在最后时刻解剖自我、揭开灵魂，试图恢复思想能力和言说自由的惨痛挣扎。尽管他的思考尚未达到更深的层面（比如像陈独秀四十年代跳出对斯大林个人的批评，进而将其置入苏联专制体制来考察），但像他这样赤裸裸地将心灵坦露出来，接受世人和后代围观与评判，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证实他是真正无私无畏的大地赤子！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作者暗示灵魂已离壳而去，因为它苏醒过来后才重获自由！沉重的脚链栓着的不过一“躯壳”而已。瞿秋白早年就意识到“俄国无个性，中国无社会”，为此他也呐喊过：“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一畅……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但后来呢？他连喊一声的勇气也没了。他醒悟得太迟了。他太崇奉那个有着丰厚文化传统的“天鹅”之乡了，这妨碍了他看清现实“俄乡”的巨大阴影——高贵的“天鹅”被驯化成千人一面的“家鹅”。瞿秋白后半程一直在“俄乡”和“鹅乡”中寻找“我乡”。尽管他对重返先前的“我”感到绝望，但在最后时刻他毕竟找到了替代品：《多余的话》成了他一吐块垒、泣血筑就的“我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