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叶萤白的纸舟，仿佛故乡阴历七月半的荷花灯，漂摇于夜雾沉沉的清流之上。但荷花灯是用来召引亡魂的，而他的纸舟则是亡灵对生者的低语……
　　 一个大写的人，不一定他的灵魂始终是大写的。恰恰相反，他的灵魂深处往往有小写的絮语、犹疑和迷乱。比如，一想到“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纸舟里的亡灵便停下来，露出影子般的痛苦痉挛的躯壳，在尘世作最后的徘徊与回眸：“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尤其是他深爱着妻子杨之华，还有“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这些剖白，这些眷恋，何以读来如此令人刻骨铭心？他面对枪口的坦然与从容——端坐草坪，笑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何以惊天地泣鬼神震来者？我想原因正在于此。秋白不是避世者和厌世者，他本不想死，但为了坚守最后的“我乡”——那个大写的“士”，他甘愿赴死！真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贯穿秋白一生那红灰掺杂之弧线的，还有他的病。在人生的每一个节点，秋白都会反复提及病魔的折磨。他回忆道：“本来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虽然现在肺痨的最危险期逃过了，而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得简直是一个废人。从一九二○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志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多余的话》）可以这样说，他的精神状态与肺病呈正比关系。每当精神状态处在犹疑与苦闷中，他的病情便会复发或加重，反过来又影响他的思考、情绪和事业，以至于最后我们已分不清他属于哪一种“病人”，那“病灶”是纯属于个人还是导源于社会。在《多余的话》中，他多次提到愈来愈厉害的肺病，并希望将“躯壳”捐献给解剖室：“曾经照过几次Ｘ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七十六年过去了，所有的研究者竟忽略了一个惊人事实：与捐献“躯壳”相对应的是，秋白将患有“顽疾”的“灵魂”也毫无保留地“捐献”了出来！《多余的话》正是他“灵魂”的“Ｘ光的照片”。如此赤裸自己的“灵魂”，是上至英雄下至俗人都不愿或不敢直面的。而秋白如此坦荡地将它“捐献”给所有人——尤其是曾经的同志、后人和思想者。
　　 于是这“灵魂”样本也成了Ｘ光和镜子。软骨头、政客、伪君子不敢面对它，御杖们、刀笔吏、行尸走肉不屑面对它。因此它被抹黑、被扭曲便成必然了。尽管那个围剿个性和感觉的社会仍在，“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谁能指出它肺部的“瘢痕”在哪儿呢？
　　 我喜欢真实、坦荡得有些残酷的瞿秋白——那种将“躯壳”和“灵魂”全部“捐献”出来的大无私大无畏大孤独！然而，《多余的话》至今仍是“多余的”：对于布尔什维克国度，任何“非布尔什维克”或“反马克思主义”都是“多余的”；如同民主对于专制是“多余的”，自由对于权力是“多余的”。对于严密控制的精神世界，连亡灵的一声叹息也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