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丽江没两天，先生接了一个电话后，说归程的路线得改一改，“我们得去大理看哈老大，好不容易来一趟。”
　　 可不，先生从大学毕业到现在，整整十三年了，掰着手指头数，一双手都数不够。要是按天计算，差不多是五千个日夜呢。
　　 先生口中的老大，是他大学时的室友，大理人，七四年的，因在寝室中年龄最大，理所当然地被称为“老大”。那时他们一个寝室六个人，按排行从老大到老幺，还外挂了一个同班女生，人称“七妹”。
　　 这个老大我是熟识的。大一的时候，机缘巧合，我们寝室跟并不同校的先生寝室结成了“联谊寝室”，两个寝室经常互动，一来二往，彼此都比较熟悉。我那时又有些男子气，喝酒也可以跟他们拼两下，故而相对其他室友，我跟联谊寝室各位兄弟的关系要更近一些。
　　 现在，先生重新提到老大，我自然跟他的心情是一样的，也想看看多年的风雨过后，老大是不是也和别的男同学一样，脸盘圆了，肚子大了，腰包鼓了，嘴巴子嘛，也厉害得没词形容了。
　　 当然，更想做的是，不叫他老大已经好多年，想再真真切切地叫他一回：老大！
　　
　　 还在火车上，先生和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回味老大曾经的点点滴滴，说到他的糗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完全不顾同车厢的人看神经病似的看着我们。我跟先生打赌，老大肯定还是老性子，样子病病歪歪的，做事拖里吧叽的。
　　 不幸的是被我言中了。火车还没出发多久，老大就来电话问什么时候到，他到时开车到站里去接。先生客气地说火车站人多车多，开车不容易挤进去，我们自己打车就行了。老大在那头慢条斯理地说，那怎么行，你们到了我的地盘，就该由我作主。好吧，那就由他作主吧。
　　 火车滑进大理车站的时候，先生打电话给他，说我们马上下车了，该在哪里找他。他居然还没到，叫我们在站前的马路边等他，挂电话前特别强调，就一小会儿，马上就到啊。
　　 我们在站前都等了无数个“上马、下马、上马、下马”的过程，老大的人毛也没看见。儿子不耐烦了，催先生打电话问。那边还是回答“我马上就到了啊”。
　　 无聊至极的儿子伸长脖子盯着他认为可能的车，不停地问先生，老爸，这辆黑色的奥迪是的吧？那辆灰色的本田是不是呢？不会是那辆香槟色的奇瑞QQ吧？……
　　 过往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就是没有一辆私家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来，没有一辆的主人朝我们招手。倒是的士司机，一个接一个地到面前来拉客，吆喝着问到哪里去，可以便宜些。
　　 儿子气得咬牙切齿了，我们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我催先生打电话问老大到底到哪儿了，开的什么车，车牌号多少，不行的话我们干脆直接打车走。先生打过去问了这一大堆，老大在那边既不告诉是什么车，也不透露车牌号是多少，还是只说马上就到，搞得神神秘秘的。
　　 就在我们要彻底失去耐心的时候，老大终于开着他的小破车（本田的，大概七八万吧，貌似已经停产，具体型号不清楚），一步三摇地从车流里挤到我们面前。先生嘴里骂着上前就给他当胸一锤，他也不生气，咧着嘴嘿嘿傻笑。果然还是那个天塌下来都不急的性子，唯一不同的是，岁月在他的下巴上加塑了一个小下巴，又吹大了他的肚子。可与别的男同学还是不一样，他看上去并不油光水滑，面色有些发青，神情有些疲怠，四肢还是瘦弱的，软塌塌的，整个看起来像一只肚子老大、四肢伶仃的不倒翁，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一路上，寒暄完各自的变化，老大就问我们最想吃什么。先生也不客气，说在丽江看到很多“大理双绝”的招牌，想吃其一的“黄焖鸡”。这下可把老大给难到了，他抓着脑袋想了半天，才说，黄焖鸡要永平县的才最好吃，这大理城内哪家最好，还真不知道呢。先生表示那就随便整点大理特色小吃。他不甘心，夹着手机打了一通电话，最后如释重负地说订了一家，中午就吃黄焖鸡，晚上带我们去吃另一绝“酸辣鱼”。
　　 大理我们是第一次去，感觉与金庸先生小说里的形象相差太远了，街上乱七八糟，尤其是汽车，根本不讲交通规则，什么样的车都可以上路，管它有没有红灯都敢闯，不能左拐的地方偏偏要来个左拐，甚至走着走着想起来了，突然给你来个急刹车再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向。我们说起，老大炫耀说，这就是大理特色，少数民族地区嘛，人们彪悍，不讲细节和规矩。
　　 听他这么说，我虽看不出他有多“彪悍”，但还是以为他在这样的阵候里锻炼出了不一般的车技。事实是，他的车技的确“与众不同”，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问到他的宝贝，他手舞足蹈地告诉我们是个女儿，五岁，又掏出手机要找照片给我们看，可找的前提是，“老三，帮我掌一下方向盘，我在手机里翻哈我女儿的照片”。先生是哭笑不得，问他有几年驾龄了。他丝毫没有觉得难为情，蛮自豪地说五六年了。后来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来，他还是做不到一边开车一边接电话，依然要求先生帮他掌舵。儿子在后面听了，望着我做鬼样子，无声地笑，那意思再明了不过，天哪，这样的师傅，谁敢坐他的车？
　　
　　 好在有惊无险，我们总算是到了住的地方，放下行李，又直奔吃饭的地儿。
　　 坐在那儿边喝茶，我们边聊起大学时的一些事情。说着说着，就一起回忆到了当时水院门口的那一排餐馆，十块钱的小火锅，配菜不要钱，还管够，三四个人叫一个小火锅，整上几瓶啤酒，那个日子哟，过得才叫是美。当年的那些人，像老二、老四、老五、老六、七妹，像张玉浩、胡伯承、黄玉凤，我都还记得，也能插上一两句嘴。
　　 不知不觉，已经说到中午下班时间了。嫂子下班后赶过来了，同行的有老大朋友的老婆、母亲和孩子。嫂子是八零后，彝族人，长得挺漂亮的。先生便笑老大老牛吃嫩草。老大也不分辩，只是笑，还大言不惭地说，“请她帮我介绍朋友，哪晓得最后她自己贴上门来了。”说得嫂子是粉面含羞，频频用美目瞪他。
　　 往事回忆了一大箩筐，茶水也喝了几大缸，菜也上齐了，可就是不见老大说开席，他特意请来陪我们的朋友还没到。他一再强调对方是他的好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在把嫂子调到州里的事情上帮了他大忙。在他看来，他把这样一个有身份的朋友请来陪我们，是我们的荣幸；而他的朋友能陪到他大学的好哥们儿，也是那朋友的荣幸。可在我们看来，倒未必。相信在那个朋友心里，也未必。
　　 及至他请的政府的朋友带着几个朋友一起过来时，菜都快凉了，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大家边吃边谈，但除了开始的客套话之外，饭桌上明显分成了三派，老大的政府朋友和他带来的朋友一拨儿，老大、先生和我是一拨儿，嫂子和同她一起来的女子又是一拨儿，大家的境遇不同，谈的话题怎么都难搭上界，没有交集的一群人生凑到一起，气氛难免有些尴尬。聚餐在匆匆忙忙中，过早结束了。老大还没意识到这些，临分别时，还在邀请那个政府的朋友，“晚上一起去吃酸辣鱼，我订好位后给你电话。”
　　
　　 到大理那天是周三，下午老大和嫂子都还要上班，我们说自己打车去看看崇圣寺三塔就行。老大坚决不允，怕我们搞不清方向。先生说他有导航，这些天玩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跟团，就靠导航和嘴巴问路。老大依然不许，非要不上班，亲自开车送我们去。拗不过，也不能拂了他的好意，我们只得上了他的“贼车”。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他一个在大理州府所在地生活了十几年的人，竟然从没有到过三塔。他解释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无非就是上班、下班，有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坐坐。他不喜欢出差，也不喜欢旅游，好几次单位组织的旅游活动，他都没有参加，即使迫不得已参加了，也是到了目的地就睡觉，或是打牌。我是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的人，先生这些年也随了我，我们根本无法认同老大过的单调无味的生活。
　　 人与人，终归是不一样的。老大也不理解我们的生活，对于我的辞职，他是直言不讳，觉得我放弃医生那样好的一个职业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他们大理人安于现状，宁愿守着一个要死不活的吃公家饭的单位，也不愿去冒险去拼搏进什么工厂，或是下海做生意。如果我换了是他，即使他们小两口商量好了辞职，两边的大人那里也断然是不允许的。
　　 辞职一年多来，我对自己的生活状况是非常满意的，故而若是还有人对我选择的生活品头论足，我都是不十分痛快的。然而，老大的话我明白了，接受了，与其说他是在说我，倒不如说是在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当年高考只有四百多分，因为是少数民族，得以上了大学。可在大学里，他进校的成绩是倒数，底子薄，无论怎么努力，英语也没有过四级，最终只拿到毕业证，没有学位证。毕业回到家乡，在州里找到了一个事业单位，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学位的关系，这些年来也没有得到什么提拔和重用。不过，他很享受这种波澜不惊的生活，他认为，这也是最真实的最有烟火气息的一种生活。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由老大的生活态度，忽然就想起了林青玄在散文《常想一二》里说过的话：“原来如意或不如意，并不是决定于人生的际遇，而是取决于思想的瞬间。原来，决定生命品质的不是八九，而是一二。”憨厚的老大，像生活的弱者，但更像生活的智者。
　　 老大带着我们七拐八拐，总算是找到了崇圣寺，找到了入口。先生掏钱去买票，老大却拦着他，要在门口的小摊上找人买那种当地居民带进去的“优惠票”。他斤斤计较地跟人讨价还价，最终没谈成。先生还是到售票点买了票。
　　 等进了大门，远远看见三塔，我以三塔的远景为背景，给先生和老大拍了一张照片后，老大的烟瘾就犯了，加上他本不爱动，就说不陪我们去逛三塔了，他在一边的树林那儿等我们。把先生给气得，“也不早说，早说就不给他买票了。他还在门口为十块钱跟别人费半天神。”
　　 三塔也没多少好玩的，天又热得出奇，我们很快就没了兴致，粗略地逛了一圈就出来了。老大让我们在出口路边等，他去把车开下来。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他的车来，我跟先生开玩笑说，老大的车该不是点不燃火吧？先生不屑地笑我，那是不可能的事。
　　 偏偏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老大打来电话说车子打不燃火了，他叫修理铺的人去帮忙，要我们再等一下。我的老天，我的话又应验了，真该去当个占卜师、预言师。
　　 折腾了半天，老大总算是开着他的车，蜗牛一般移来了，还不敢熄火，边滑行边让我们赶快上车。更让我们好笑的是，走了一段路程，车子报起警来，居然没有油了。老大依旧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纯粹的大家风范，把我个急性子急得要冒烟，生怕车子直接罢工趴窝。好在，路边总算有了一个加油站，解了燃眉之急。
　　 最后儿子总结说，真是有史以来最刺激的一次搭车经历。
　　
　　 晚餐，老大的政府朋友并没有赴约，只有老大、嫂子、先生、我和儿子。老大带我们去了洱海边的一个渔庄。
　　 渔庄生意很好，我们到时客人差不多坐满了。嫂子点了大理有名的几个菜，除了主打菜酸辣鱼，还有炸乳扇，一个什么肠。鱼里放有梅子，不像我们平时做的酸辣鱼，酸里透着不一样的香，和不一样的鲜。炸乳扇我们以前更是没尝过。几个菜，最后自然是被我们扫得一干二净。
　　 老大叫嚣着，要不来点酒？我舍命陪哈你们？说到酒，我们就笑老大。记得大一我们成为联谊寝室不久，老大和老二两个云南人公然对我们湖北人（我们寝室都是本省的，先生寝室就他跟老幺是本省的）叫板，要拼酒。老二的酒量确实不错，老大就是水货一个。那时先生酒量完全不行，就我跟老幺是湖北队的主力，三下两下就把老大老二喝得以上厕所开溜。等了半天没见他们回，先生他们出去找时，才发现老大老二都躺在路边干沟里，吐得一塌糊涂。
　　 老大听了，嘿嘿地笑着说自己不记得了，又有些怀疑地说不至于吧。不过，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有名的药罐子，我也不清楚他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只记得每次去他们寝室，总有中药味，总见他喝那些劳什子。先生关切地问他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嫂子说还不是那样，烟抽得凶得很，叫戒又不听劝，三天两头的还是往医院跑。这下，我们可不敢让他喝酒了，他却不干，说老同学十几年总算见一面，不喝酒怎么行？最终，只敢让他喝了一点，算是个意思。
　　 酒一下肚，老大的话就更多了，跟先生聊起几年前与在玉溪的老二碰过一面，又问老四、老五、老幺都怎么样了，还谈到了老五、老幺和七妹的情感纠葛。我和先生就笑他和黄玉凤。他这时才急了眼，偷偷瞟一眼嫂子，忙着分辩根本没有那回事，自然就牵出了对两个寝室的人加上七妹、黄玉凤，一起去车溪游玩的回忆，还有去猇亭古战场，大家费了半天劲才爬上龙头，结果他给拍的照片啥也没洗出来。
　　 一时，既往的那些片断，犹如放电影一般，全浮现在我们的脑海里。无奈流年似水，我们终归如一盘打翻的棋子，天各一方。而且，怎么追赶，都跟不上时光野马一样桀骜不驯飞速逝去的脚步，抓不住青春泥鳅一样顺溜润滑无从下手的尾巴。
　　 不经意中，眼睛就湿润了，蒙上了一层雾。
　　 老大和先生却想起了恶作剧。老大用先生的手机给老四打了个电话，说他回了母校，与老三在一起，要老四赶快从荆州回来聚一聚。老四在那边先是惊喜，继而沮丧，原来他打篮球伤了骨头，得在床上躺三个月。骗了老四，他俩哈哈大笑，老大又用先生的手机打给远在北京的青，先生的老乡，我的室友，我们原来一起的玩伴。老大故意不报家门，要青猜他是谁。可惜他标志性的嗓音太有辨识度了，没出三次，人家就猜出他是老大，反弄得他既失望，又兴奋。可以感觉得出来，青在那边也兴奋不已。她正在外面陪客户，虽然匆匆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可过了一会儿，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又打了过来，聊起来没完没了，总让人想起当年她的那张“婆婆嘴儿”。
　　 酒足饭饱，我调好焦距，让儿子给我们四个大人来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上，老大满面通红，已经醉了。他其实只喝了不到一两白酒，不知真是酒量还没修炼到家，还是酒不醉人人自醉。出门的时候，他走路都打飘，非得嫂子扶着才行。
　　 嫂子开车送我们去酒店。老大还在一个劲地叫没有把我们陪好，主要是酒没陪好。又充满歉意地说第二天他要出差，不能送我们了。我们邀请他们有时间回母校看看，兄弟六个争取聚一下。互相说着好，不舍地道了别。有些伤感，不知道因凡尘俗事的阻扰，下一次相聚又将是何年何月。十三年，人生又有几个十三年呢？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第二天，老大还是开着车来酒店接我们去车站。他说单位出差的车还没到，他有那会儿时间。他殷勤地帮着提行李，载着我们去老店吃米粉、饵丝、凉粉，又把我们送到车站，才在单位司机的电话催促下，急急地挥手离去。
　　 车子绝尘而去，只有风传来他的叮嘱和祝福：一路平安！记得要再来大理玩啊，记得来找我这个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