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过古稀，儿孙们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夫人又去上海照顾年迈的老岳母和上学的小外孙，而我因留恋故土又不想赋闲在家，所以就在宁波乡下外甥的公司里觅得一个闲职：兼管行政和生产安全。工作之余，闲暇时间和小年轻谈天说地，学点新的知识。夜晚借住在公司的一个小房间里，简洁而温馨，冷清而不孤单。陪伴我的除了几册翻阅了多遍的小说、散文以及女儿送给我的笔记本电脑外，就是挂在雪白墙壁上的一支洞箫和一管曲笛。人世浮沉，风风雨雨，几经搬迁，不知丢弃了多少想保留却又无法带着走的东西，唯有这一箫一笛总是跟随着我，形影不离。
　　 六十多年前，家乡解放不久，土地改革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广大的农民兄弟家家分到了土地。翻身做了主人，一帮年轻人每天劳作之余就围在南下的工作同志身边学习唱歌、打腰鼓，跳秧歌舞。我二哥是村里的民兵队长，身边也总是跟着很多充满朝气的小后生，我家那风倒败落的小屋里当然就成了他们的活动场所，他们随心所欲地拉着二胡，放开喉咙高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太阳一出满天红，孩子妈妈来啊，咱们都是贫雇农，多亏那个毛泽东……”唱累了就打打闹闹活动一下：一会儿下棋，一会儿扳手腕，把一间小屋闹得热气腾腾的。
　　 后来二哥托人从宁波城里买回了一把二胡、一支竹笛和一支洞箫（那时我们乡下人叫它凤凰箫，因为竹箫身上的确刻着一只凤凰，还涂着花花绿绿的颜色）二哥跟着一个有点会拉京胡的农友学拉二胡，我就“嘘里嘘里”地吹起了笛子。人家说：“斗米胡琴石米箫。”吹笛子好像比拉胡琴更难一点，胡琴只要一拉，就会发出“雌狗、雄狗”的声音，而笛子如果吹得不得法，无论你花多大力气除了“嘘嘘”作响就是发不出声音，好容易吹响了，这边的孔又按不住了，真叫人手忙脚乱，即使吹出了声音，却又总是不成调。不过这也没关系，不就是图个高兴吗？你吹你的，我拉我的，他唱他的，我们就是这样合演着翻身农民的“欢乐颂”。
　　 一九五五年秋，我背起铺盖去当时的鄞县第一初级中学读书，在学校里有幸和卢绍沐、施富明二位同学结成了好朋友，他们两个一个精通笛子吹奏；一个是拉二胡的好手。在他俩的点拨下，我的笛子才能吹出真正的曲调。记得那时每天晚饭以后，夜自修之前，整幢学生宿舍就是音乐的海洋：吹拉弹唱，各尽所能，古今中外，百花齐放，乐声悠扬，热闹非凡。特别是学校组织的国乐队在王金秋老先生的精心指导下，经常利用课余时间排练学习，每逢节日总会为大家演出民乐独奏、合奏什么“金蛇狂舞”、“喜洋洋”、“彩云追月”、“步步高”等等优美动听的节目；有一段时间我利用管理学校广播室的机会，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边听唱片里播放的“光明行”、“二泉映月”、“百鸟朝凤”“喜相逢”等独奏曲，一边让他们拉着、吹着，用当时的钢丝录音录下来，有机会就在全校播放，不是吹嘘，他们的演奏真的几可乱真。（如今他们两位已是专业的音乐人：一级作曲、竹笛演奏家）在他们的帮带下，我的吹奏水平才有了一点点提高，可是与他俩比起来实在是望尘莫及，惭愧啊惭愧。
　　 高中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小学老师在那时必须是一专多能，包一个班，除了要教语文、算术，还得教音、体、美、劳，就在这时我不得不学会了弹风琴，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用笛子为学生的演唱伴奏。那时候孩子们唱得最多的歌是：“路边有课螺丝帽”、“学习雷锋好榜样”、“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社员都是向阳花……为孩子们愉快的歌声伴奏，笛声悠悠让我自己的心也插上欢乐的翅膀飞翔起来。
　　 文革初期，到处都掀起了一股组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热潮，我们大队也不例外，一群年轻人也凑在一起成立了宣传队，因为我爱好文艺，能写几个快板、说唱，三句半等小节目，还会一点吹拉弹唱：笛子、唢呐、小提琴、月琴都懂一点，虽然不精，但在农村乐队里还可“独领风骚”（其实是滥竽充数）。所以常常脱产到四处演出。那是一个狂热的时代，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忠字舞，演的是样板戏，除了偶尔上台演几个角色，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后台伴奏。“看见你们总觉得格外亲”、“战士的第二故乡”、“红梅赞”、“洪湖水浪打浪”等等，那些优美的旋律至今还经常会回响在我的耳畔。
　　 文革后期，厄运骤降，无情的打击莫名地落到了我的头上，坏境不允许，心情更不好。哪儿还有心思去高歌一曲啊，笛子当然被束之高阁了！我只得在寂寞的夜晚吹起我的洞箫：岳飞的“满江红”和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二首曲子最能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幽幽噎噎，但又不消沉。我坚信总有一天会冰消雪融，春风浩荡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意气奋发走进新时代”，大家都过上了“好日子”，到处传唱着“春天的故事”，虽然自己已年逾古稀，不习惯一些花俏的通俗歌曲，而且也吹不好，但是总有难忘的旋律让我回到青春飞扬的一刻。
　　 用竹笛吹一曲时代的赞歌，让洞箫抒发对往昔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