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向西村，感受到了改革正在深入，一种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是否更应该对民族的传承，民族之文化，尤其是那些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我们真的应该更多地担当。
　　
　　 区伯：
　　 我所说的区伯，不是广州街头那位一身正气的区伯。这位区伯他来自加拿大。他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一些对祖国没有信心的市井小民，如似潮水般地疯狂移民中的一员。而我今天写下这位区伯，恰恰是我了解了太多广州的区伯，在广州区伯的身上，我感觉到了一个民族的本真、纯朴、正义。与这位加拿大的区伯，形成了一份鲜明的对比。于是，我怀着不同的心境，将后过去时区伯的故事慢慢道来。
　　 在广州，区伯几乎比当今的市长更有名。区伯本名区少坤，他常年穿衬衫白西裤，讲究仪表，形体瘦削。如今，他蓄起山羊胡，抗议政府停发其八十八岁母亲的低保金。区伯不是很富有，依然租住的是廉租房。而他的名气则是来自于他的一身正气，来自于他长期监督公车私用。时至今日，他所监督公车已有百辆之多。在微博的时代里，广州区伯更是活跃，他不仅炮轰广州水价上涨的问题，而且还到市环保局，申请调查猎德涌污染事件。与此同时，他还为一位白血病的少女募捐，他不辞辛苦、跑去佛山的三水县、帮助失地农民向政府讨要说法。这样的区伯，在我的心目中是尊重的、爱戴的。而另一位区伯则是另一种形象了。
　　 在深圳，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区伯。那是在深圳铁道兵战友的联谊会上，秘书长李练潮先生向我介绍了区伯。交谈中，这位区伯讲述了他在香港回归时他的心态，听之，命我有些发自内心的不齿。我问他香港如此繁荣的情况下，为何要移民加拿大时，他说：“你听过草根歌王许冠杰的歌唱吗？”我说：“没有！什么意思吗？”他说：“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了二等公民。在那特定的岁月里，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英帝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确立一九九七年香港要回归中国。由于不少香港居民对中国大陆所经历的政治动荡，因此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有一种抗拒的心理。于是，形成了香港的移民潮。”
　　 “那你为何不在加拿大发展，又回来大陆发展呢？”他说：“移民生活虽然安定了，但始终不及香港的生活多姿多彩。很多移民的人与我一样，最初与家人一起经营餐馆，后来则是自己出来打工。虽然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受过什么的歧视，但身在异乡，有时候难免受到‘二等公民’的待遇。尤其是找工作的时候，那些雇主的眼神，总让人感到一丝的冰冷。其次，这些洋人们总是优先聘用当地人，在没有当地人的情况下，才选择我们。”
　　 区伯继续说：“刚去的时候，希望能创一番事业。但加拿大却是一个享受休闲生活的国度，却不是发展事业的好地方。后来，我抱着回来考察的心情，发现我的朋友郑海返港后成立了一个小型的影像公司，并且与内地的生意往来日趋频繁，并在内地逐渐建立起了个人的关系，成就了非凡的业绩。于是，我也选择了回归。”
　　 区伯的回归，受到了其朋友的影响，也做起了影像生意，业务曾一度覆盖了大半个中国。他代理的柯达胶片在中国是总代理，并且在许多大城市设立了自己的柯达影楼，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就是这样的成功，没有感觉到祖国欣欣向荣政策与发展，却是在感恩着自己的聪明。
　　 这样的一种交流，多少让我感到了一种失望。但是从这位区伯的心态中，我似乎感知到了一种人性的另面，不觉在心灵深处生出一丝冰冰的阴霾、令心迷茫。
　　 曾写过一篇关于香港的文章，题目是《两面港人》，其中主要叙述了一些香港人在改革开放、祖国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他们所流露出来的另面心态。那是因了业务的需要，结识了一些不同阶层的港人。其中一些港人的素养和嘴脸，让我想起来就觉得恶心。他们对大陆的糟践之行深深刺痛了我的心，我更想不到人性之另面真能到了如此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次，同一位香港金管局供职的高级白领搭伴同回大陆，一路上，这朋友殷勤周到、和蔼儒雅，尽显绅士风度。可一过海关踏上大陆土地，这位朋友咳嗽加重，随之“啐”一口浓痰落到光洁的大马路上。我惊讶至极，忍不住质疑：“先生，你在香港吐痰时非要找到垃圾筒，或者把痰液吐纸巾里丢专门垃圾桶的，怎么到了我们大陆就随地吐痰？”他呵呵一笑，翻翻白眼，狡黠地说：“你们中央政府不是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吗？我这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呵呵！”
　　 惊呼！一个在绅士国度管理下的精英竟是如此德行！看着这家伙那副恬不知耻、得意洋洋的嘴脸，我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继而一种愤怒的冲动在心间荡漾、扩散，真想冲上去勒令他处理掉自己肮脏的排泄物再走。但三十年前流动在我身上的军人血性早已被无情的时光消磨殆尽，理智最终还是在我面对现实的心里占了上峰。我没有出手，也不想动口，也不再和他说一句话，心里暗暗下决心从此不再与这流氓往来！
　　 我继而用研判、谴责的目光乜斜他，他依然一副无事人的样子，真是无耻至极！郁闷！我突然想起李汝珍《镜花缘》“两面国”里的人物来，金管局这家伙天生就是两面人，对着人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即使对着人的那张脸也是变化无常，对港人、英人、洋人，便“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能对大陆如此作践，那么他对大陆同胞肯定也是冷若冰霜、满嘴喷粪。如果他那身楚楚衣冠是“浩然巾”的话，我一定要揭开它看看里面装着什么鸡肠狗肚，隐藏着一副怎样禽兽不如的狰狞面目！我越想越憋气，再不愿看他一眼，找个借口去海关工作的一位朋友那里暂避，彻底躲开他！
　　 听了我的讲述，朋友也是摇头苦笑说：“现在的港人把谁会在大陆折腾当做时髦事儿攀比了，在香港是人，一过深圳这边就成兽了。闯红灯、按喇叭、吐痰、扔烟头是小事，那些臭名昭著的香港货柜司机包二奶、养情妇、吸毒、吃黑无所不为！就因为有“一国两制”的金字招牌，他们仗着自己是港人胡作非为，给深圳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等带来很多麻烦。唉…….”
　　 海关的另一位工作人员接着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不久，一位广州女士去香港出差，在一个私人药店碰上了自己所需用的药，女士想买两小瓶，那个五十多岁的男店主却故意拿了一大瓶给她。女士说：“先生，请您给我拿两小瓶好吗？这大瓶放包里重，出门不方便！”而店主却是口出恶言：“没有小瓶，只有大瓶！捞仔！钱不多架子倒不小！”女士不买了，那店主指着门破口大骂：“捞仔！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怕重？晚上老公压在你身上咋不嫌重呢？滚出去！426！”因为广州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早已成了一种习惯。于是，这位女士也就没再和他较真，悄悄离开了。
　　 听了朋友们的议论，我起始吃惊，基本法赋予港人“一国两制”的超国民待遇竟被港人如此理解滥用！继而失落、羞愤，我的尊严，同胞的尊严、祖国的尊严都有一种被强奸了的伤痛！悲哀的感觉充斥整个身心，改革开放三十年，香港是受益最多的地区，羊羔都有跪乳之心，乌鸦都有反哺之恩，港人却是用这种最卑鄙最下作的语言、手段来对待大陆，对待大陆同胞，朗朗乾坤下，日华月光里，还有没有羞耻二字呢？
　　 接着我又释然了，漫长的百年殖民统治，港人只有奴性的接受，而没有人权的选择，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血液里流动的都是奴性，殖民统治下的奴隶当然只会为奴隶主唱赞歌，而不会做自己的主人了！
　　
　　 小店：
　　 住的酒店楼下，有一个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小店的前面放着几张方台和几把竹椅，这是小店为消费者所提供的便利。炎热的南方，人们在傍晚或是闲暇的时候，在小店买上瓶啤酒，一袋花生米，和着凉风习习，享受人生的悠然。
　　 每天傍晚的时候，我都会来到小店的门前，买上一瓶啤酒享受这份天赐的悠然。时间长了，与小店的这些俊男靓女熟悉了起来，有时也谈论些新鲜离奇的故事。有一天，我问小店的一位小俊男：“每天这个时间来这里的这人，他是干什么的？怎么天天抱一堆脏兮兮的零钱来你们这里兑换整钱？而且穿的又是那么破烂不堪，也不像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小俊男呵呵一笑说：“先生，你看不出来吗？他是一个乞丐，每天向路人们讨钱，然后到我们店里换整钱存起来，最后全部寄回老家了。”
　　 我问：“他是乞丐！能讨到这么多钱？”“是的，乞丐。这个乞丐可厉害了，每天最少也换五六百块的零钱，最多时有一千大几、二千元的。你可别小看这乞丐，可比我们赚钱多多啦。”
　　 乞丐，这样一个话题引起了我的思虑。虽然来深圳的时间总是断断续续的，偶尔也上街走走，可乞丐是随处可见。不论在繁华的东门闹市区，或是一些名胜景点，都有他们的影子存在。
　　 对于城市乞丐来说，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社会问题。那些流浪、乞讨的人员，他们不论时间、地点，随意而为，给城市的环境与安全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乞讨的群体中有一些并非是生活困难的，他们却是以此为职业。更有一种乞丐，他们欺行霸市，甚至对过往的行人强讨强要的假乞丐。记得曾在深圳罗湖，曾不止一次被小孩抱住我的腿，不能行走。我正掏出一元钱准备施舍的时候，朋友告诉我，千万别给，你要是给了他，就会有一群小孩子跑过来抱你的双腿了。无法摆脱纠缠，实在令人困惑。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你，他的两条腿也缠绕在你的腿上，屁股坐在你的脚上。你不能生气，更不能动手，否则将会大难临头。
　　 乞丐现象到今天有了升级换代的趋势，一些年轻人、靓男靓女也加入了这乞丐行业。他们穿着时髦，出双入对。男的抱一个小孩，女子则上前讨要，理由非常简单，我们是刚从外地来此投靠亲戚的，结果亲戚变更了地址找不到了或是出国了等等的原因。现在没有了办法，身上的钱也花光了，请给我们可怜的小孩买点食品，或是给点零钱，他们想回老家去，凑些车票钱等等。
　　 这样的理由很难令人信服，给、还是不给？让路人实在为难。给吧，看这两年轻人打扮如此时髦，长相也眉清目秀，非常之摩登，实在不是心目中所施舍救助的对象。不给吧，看这怀中软绵绵的小孩，不知是渴着了、还是饿晕了，着实可怜。我观察过这样的现象，许多人则是选择了冷漠。对与不对，我无法给出贴切地解释。
　　 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出家人也加入到了乞讨行骗的序列中。他们身穿和尚服，背一僧人专用背包，手中却是佛珠和佛像。如果你与他路遇，他会追着为你送上吉祥、送上保佑你的佛像。只要你留步、只要你伸手去接佛，那么你的钞票就要流到他的乾坤袋里了。和尚的真假，我们无法考究，但佛像却是真真实实地闪闪金光、菩萨的脸上写满了慈祥。
　　 与小店的小伙不停地探讨有关乞讨的问题，讲到这样的僧人行乞令我感到意外的时候，他却说：“弘法寺是我们深圳香火最旺盛的地方，那里的和尚经常在这酒楼大鱼、大肉的消费，一餐下来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你能想象得到吗？”听后，我摇头、我叹息……
　　 深圳对乞丐的现象出台过治理政策，但却是治表不治理里，很难达到净化城市的目的，但却是引来一片质疑声，曾有一叶祝颐学者公开表示不同的看法。他说：“贫穷没有原罪，乞讨没有罪过，城市的面子固然重要，但是乞丐的生存权利不可漠视。除了少数强讨恶要的假乞丐外，乞讨者只要不妨碍市民正常生活、工作，市民愿意给予救助，何尝不是一道城市慈善风。”
　　 于是，我认为对于乞丐问题应该加以区分才是，这位学者的意见不能说不对，但应区分乞丐中有劳动能力而不作为的人，他们的贫穷应该是有罪的。而那些残疾人或是受到天灾人祸、自然灾害的人们，他们的贫穷应该给予救助。
　　
　　 谭总：
　　 谭总是深圳宝安区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与其说是房地产公司，倒不如说是一个房地产中介商。他只是从深圳宝安区的城中村里租来农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开发出来的小产权厂房，然后按每平方加价一元两元的，再转租出去。别小看这一元两元，谭总现已是身价过亿的老板了。
　　 认识潭总是因了一次公益活动，身价过亿的他虽是小学文化程度，但却有一份金子般的心。由他出资、资助贫因地区的失学儿童基金成立了。他依托中国经济报刊协会，设立这么一项基金，目的是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够带动一批深圳的企业，走入中国的慈善事业中来。于是，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为了表彰他的善举，特聘请他为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副会长。
　　 在一次年会上，由中国经济报刊协会主办的仪式上，邀请潭总发言。当然确定潭总的发言，提前两天就通知到他本人了。可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内心便忐忑不安了起来。于是，他找到了张部长说：“部长，我还是不要发言了，我没文化，什么也说不了，我干实事就行了吗！”张部长呵呵一笑说：“别那么紧张吗，发个言又怎么了。这样吧，稿子我给你写好，明天到台上你一念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