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庙上
　　 “二苟！再淘气，庙上就来人抓你！”童年时代，只要我顽皮过头，父母就会这样喊。而只要父母这样一喊，前一秒钟调皮捣蛋的我后一秒钟就变成不做一点出圈事的乖孩子了。
　　 “庙上”这两个字让幼小的我觉得可怕，到底有多可怕很难说清楚。童年记忆里那些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父母之间那些神神秘秘的低声细语，在我的血液里注入了毛骨悚然的因子，让我深深感到那是一个威严的词汇。如今，虽然岁月早已淘尽了那种深入骨髓的惊惧，但还是让我对“庙小神仙大”这句俗语有了独特的人生体验。
　　 所谓“庙上”，就是阳村龙王庙院东大队部那几间土坏房子。虽说只是土坯房，但与普通民房相比，是很庄严、很气派的。光那一米多高的青色石基就有好几层，足可以唬住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土老百姓，从而构筑起牢固的权力中心了。事实的确如此，无论谁入主庙上，立马就会面对村民们钦敬的眼神、讨好的话语。从那里发出的命令也顷刻间就会被不折不扣地执行。其实，让人感觉到权力威压的还不只是那几间气派的房子，房顶上那个铁皮喊话筒才真正让当事人心惊肉跳呢！只要那个铁皮喊话筒一响，村里的法令、法规立即生效。只要那个铁皮喊话筒一响，一时激起千重浪，村里马上就会有喜怒哀乐等种种反响。
　　 虽然铁皮喊话筒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很久了，但制作极其简单：只是用一块上下两边差异很大的梯形铁皮卷成的一个一端口大一端口小的很像喇叭的倒圆锥形铁筒而已，小口刚好容一张嘴的气流通过，大口那端则能将声音扩散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只要有人将嘴对着那小口一喊，那淳朴、浑厚、苍劲中夹杂着几丝焦急、几丝威严的声音，就会久久回荡在阳村上空，穿透村人的耳鼓、心灵、精神后慢慢慢慢融入云霄。古老的喊话筒，引领故乡走过多少峥嵘岁月，唤起游子多少萦回梦魂的思乡情愫啊！
　　 解放前的铁皮喊话筒回响在村里哪座房顶上，我不太清楚。从它激荡我的童年记忆开始，便被固定在庙上房顶坚守自己的职责了，庙上自然也就成了故乡行政权力所在地。
　　 新中国成立之初，阳村虽然一改以往文人学士的统治模式形成了以党员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但那些干过革命的老党员里文盲居多，有文化者也最多只会识写自己的名字而已。由此，也就形成了文盲领导一部分文化人和大部分文盲村民的政权格局。
　　 没有文化的领导，自然也就使不出什么先进的管理方法来。我始终想不通当初那些领导如何领会、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只是常常听见他们站上那庄严的房顶，用那古老的铁皮筒喊话，有时一喊就是一个多钟头。胎育于旧社会的村民们，很难习惯新社会新权力的新称谓，依然将大队部叫作“庙上”、“村公所”。那些权力执行者们当然也是从旧社会投胎而来的，对权力的认知度自然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旧的思想观念、旧的行为习惯。所以，只要发生不轨行为需要教育训诫的村民，便首先会被弄到庙上去处理，处理方法也就毫无创新地沿袭了老辈人的作风。 因此，庙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捆人、打人的地方。童年稚嫩的我只要一听到这“庙上”二字，便会骨软三分。
　　 “听！‘庙上’又在呼喊甚？二苟！赶紧出去打听打听？”曾记得老父亲总这么说，曾记得我也总是领命跑到院子里去听，如果听不清楚，还会跑到离“庙上”近一点的地方。而我回来时却总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地交代老父亲：“大大！‘庙上’好像在对什么人进行革命教育呢！”
　　
　　 二、“好面！”
　　 “好面！好面！真是好面！”吃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的父亲抹一把嘴，放下碗，擦了擦头上的汗水，咂摸着嘴，念念不休地唠叨着说：“好面说好”。父亲不是面粉等级鉴定家，他只是吃了一碗难得的揪面片而已。
　　 揪面片是北方最常见，制作也最简单的一种面食。技术因数不大，估计最不善主厨的女人也会做。用温吞水把白面和好，擀得薄薄的，用菜刀刀尖破成二厘米左右宽的长条儿，等锅里水开了，就着锅揪成榆叶大小的片片投入开水里，面片在锅里上浮，打几个滚就可以捞起来泡卤吃了。面片好吃不好吃取决于卤汤的味道，卤汤可谓七般八样，诸如鸡蛋炒西红柿，肉末土豆丁，三鲜片，蔬菜汤等等。这是现代人的吃法。我童年时的揪面片可就简单多了，一般只放点盐和醋做成汤面吃。父亲吃得时候母亲会格外加工一下，所谓加工也不过是面片数量多一些、稠一些，再用少许菜籽油炝点葱花，捣点蒜末而已。就这样的揪面片一年也难得吃几回，不是过年过节娶媳嫁女谁家舍得吃？有的人家就是逢年过节也不一定能吃得上呢。所以父亲吃“好面”那一幕就深深刻在我记忆中了。
　　 可怜黄土人土里刨食一辈子，吃碗“好面”都是最奢侈的享受——不是生灾得病逢年过节，恐怕一生都与“好面”无缘。并不是这些庄稼汉们不懂得“好面”好吃，也并不是他们懒惰，而是上天实在太不垂怜这片土地了。小麦在黄土地是超低产作物，即使风调雨顺的年景亩产也就几十斤。谁敢冒着全家挨饿的危险种这好吃不充饥，又难伺候的金贵庄稼？所以，乡亲们只种少量小麦用以祭祖或待客，大片土地就只能是高粱和玉米的乐园了。
　　 这“好面”自然也就成了黄土地上最为珍贵的食物了，姑娘们找人家也要细细算计谁家吃“好面”的机会多才愿意嫁到谁家，这样，她月子里就可借机解解馋了。男人们可不如女人“有福”，一生大概只有一两次吃“好面”的机会，要么就用祭祀鬼神后撤下来的几乎变质的残羹剩饭里那几片片犒劳饥饿的肚子，要么可能是自己死后灵魂能看到身体却永远享受不到的灵前祭祀品。就这样也只能是家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才有的特权，其余劳力想都甭想。但女人只要不是剩女就能保证自己一生有吃“好面”的机会。因为，按本地约定俗成的乡俗，定婚和新人时开脸时必须吃“好面”。
　　 黄土地上的婚俗简单纯朴，到了婚龄的男女们需以媒妁之约定终身。定婚时男方要领着女方进城买衣服，也就是扯几块布料，回来后女方要在男方家吃一顿饭，这顿招待新人的饭一定是“好面”——小时候常常跟着母亲看新人，也就记住这风俗了，可说是人人如此，家家如此。再就是迎娶当天，新娘子开脸后一定要吃碗“好面”补补身子。清得照人影的汤里几个稀稀拉拉的面片、几粒浮浮沉沉的葱花就决定了一个女子相夫教子的一生。男人们娶妻生子后就把吃“好面”的机会让给老婆孩子了，自己很少提及“好面”的味道，有人恐怕早忘了那味儿。但多吃几顿“好面”就成了他们毕生的奋斗目标，“请你吃‘好面’！”是那些血性汉子们下得最高赌注。
　　 我第一次吃“好面”与父亲的一场大病有关。我十岁那年，父亲突然病得卧床不起，许多人说父亲不行了，要母亲准备后事。母亲不忍受了一辈子苦的父亲就这么离去，便做了一碗“好面”一口一口地喂父亲。父亲勉强吃了几口后便咽不下去了，母亲流着泪将父亲剩下的三四片“好面”喂到我嘴里。从那时起，我的大脑里就输入了“好面”的美味信息。说来惭愧，年幼的我根本不知道父亲在走向鬼门关，也不记得父亲在受着什么样的折磨，只惦记着父亲剩下的“好面”，只记得那无上的美味……而父亲许是受了“好面”的滋养，居然扛过了那次重病得以颐养天年。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父亲吃“好面”的机会也就多了，直到去世，他最爱吃的就是“好面”，而他吃面的一幕也就成了我此生最难忘的记忆。
　　 难忘爱吃“好面”的父亲，难忘那祈盼“好面”的日子，难忘“好面”稀缺的黄土地。
　　
　　 三、金钱大娘
　　 善良孤单的金钱大娘离世年头久远的早淡出我记忆空间了，但她那白白的、甜甜的冰糖块却甘甜了我一辈子的记忆。
　　 金钱大娘就住在我家小巷对面另一条小巷的最深处，独门独院。金钱大娘的身世我不清楚，她的生活方式在我的记忆里也是迷茫一片。因一人独居，金钱大娘的日子过的犹如原始人，一年里也不清扫卫生、不干活。满院榆树枝繁叶茂，将小院挤压的透不过气来，没有一点点缝隙，即使夏天强烈的阳光也穿不透树的屏障，使得整个小院冷清清、阴森森的，很是吓人。
　　 金钱大娘住房门窗被风雨淋落得面目全非，看上去足足百年有余了。那是传统的套式住房，三间房子一个门，进门后便是堆满杂物的两间外屋，空间挂满蜘蛛网，只留一条窄窄的通道勉强能容一人通过到达里屋。
　　 里屋杂乱无章，不到八平方米的空间就是金钱大娘的卧室，看的出金钱大娘一年四季也不叠被子，晚上怎么盖，白天就怎么放。炕上有两个漆黑如夜的木箱——那颜色绝不是用什么高级涂料漆刷的，而是岁月的杰作。炕上除了两个木箱和金钱大娘的被褥外，还有坛坛罐罐和一些废旧的纸张以及多年老尘。金钱大娘家的锅台简直就是一幅完整的作战地图，坑坑洼洼花里胡哨。锅盖的颜色同小木箱一样就是老鸹和黑猪不分彼此。我那时老怀疑金钱大娘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咋就能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存，简直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模式，令人觉得不可思议。年纪渐长见识增多，才明白孤寡老人的生活大抵如此，他们一般是慢慢熬日子等死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来说是次之又次的事情，而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老人很少有人来窜门，自然是孤苦伶仃，可怜之极的。
　　 母亲曾带我一起去看过金钱大娘，金钱大娘人缘很好，说话慢腾腾的，和蔼可亲极了。见我们母子过来看她，坐在炕沿边的老人家高兴地推开一些杂物一把将母亲拉炕上坐下，然后就会挣扎着爬起来，打开木箱取出一个黄色的草纸包，从里面拿出一些雪花似的白冰糖递给我。母亲往往会客气地说：“金钱嫂啊，你就不要给他了，留着自己慢慢吃吧！一个人不容易，有甚需要帮忙的你就吱一声！”金钱总会大娘感激地回应：“三媳子，总是你家来关照我”！母亲说：“这算啥呀，再说了我和桂枝又是好朋友，桂枝最近回来过没……”
　　 从母亲与金钱大娘的来言去语中我渐渐得知金钱大娘原来有一位在太原工作的女儿，据说过得很不错，虽说很少回家看望大娘，但常会捎些钱和稀罕东西来。因此，金钱大娘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由于呆的时间不短，从金钱大娘家出来，我手里紧捏着的冰糖就几乎快要融化了。在金钱大娘家为了装成一个有教养的孩子给母亲争口气，我不敢吃，也舍不得吃，一出金钱大娘家的门，我就会迫不及待地将冰糖塞嘴里，甚至连小手也要放嘴里吮吸，直至吮吸出咸咸的味道为止。要知道，我小馋猫的绰号可不是白叫的，呵呵！那冰糖凉凉的、甜甜的，甜透了我幼小的心骨，也甜透了我童稚的记忆。
　　 后来听说金钱大娘那些稀罕东西吃不完要卖，其中当然也包括甜甜的冰糖。我做梦都在想着金钱大娘家那如雪白比蜜甜的冰糖，只苦于没有钱买。别说我了，就是我们家要办点事急用块儿八毛钱也得求助金钱大娘，哪有我买冰糖的余钱啊！贪嘴的我实在控制不了自己时，便会悄悄地偷母亲一颗鸡蛋，拿去找金钱大娘换几块冰糖解馋。记得金钱大娘老是问我：“孩子，你妈知道你拿鸡蛋来换糖不？”我就会急急辩解：“大娘！我妈知道的！是她让我来的！”呵呵！为了馋嘴嘴，最真实的谎言就这样毫不客气地记录在我人生档案里了！
　　 当我长大浮萍四海时，金钱大娘悄无声息地走了，她那与世隔绝的小院也早已改姓他人。但我偶尔顺风归来，总要情不自禁地瞻望那条小巷，翻晒小巷深处那遥远的记忆，回味记忆深处那悠远的甜蜜……
　　
　　 四、老青驴
　　 上中学时每年暑假都得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这是不成文的规矩，别无选择。
　　 但因为年龄尚小，我们一般只干些轻体力活，如拾拾豆粒啦、装装马车啦，年龄稍大、体质稍好的就可赶着驴车拉土运肥。我就有幸赶过一次毛驴车，得益匪浅，感悟颇深，终身难忘。
　　 那天，不知怎么地，一向看我不顺眼的队长突然大发慈悲，居然分配我去赶车。我一听差点高兴得跳起来。呵呵，你有所不知，在生产队，想赶车是需要面子的，以前那几个暑假，我的同学们大多赶车，唯有我跟着成年人干重体力活，赶车这么提神刺激的活万万是轮不到少门没面的我头上的。那天的太阳好像依然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可阳光格外灿烂，大概是上帝开了眼，诚心想让我也潇洒一回吧！
　　 每想起父亲赶驴车的潇洒样子，我就羡慕不已，随着父亲唱歌般有节拍的吆喝声，驴子一言不发，蹄子叩打着干涩的黄土地，不紧不慢地行进在北方辽阔而苍茫的大地上。车上的父亲总是那么从容自如，总是那么悠闲自在。童年的我也总能在得得得得的清脆蹄声里实现乘车兜风的小小愿望，坐在车上的我是多么恬适、多么自豪！如今，我也可以学学父亲那豪气干云的样子，在这黄土大地上风光一把了。呵呵！
　　 驾驭驴车，还真不是件容易活。队长从许多年轻力壮的牲口中，特意挑选了一头老青驴安排给我使用。因为是第一次赶毛驴子干活，没什么经验，老青驴欺我年幼，我指东它偏向西，我朝西走它则又向东跑，这还不说，它总是想尽法子怠工。别人一上午拉五车土，我才拉了四车，别的车把式优哉游哉，我却上蹿下跳、大呼小叫，累得汗流浃背。气急了就直骂驴子：“你这头蠢驴想害死我不成？你没看见队长瞪我？你没看见那两只眼球都要爆出来了？妈的！”紧接着我的鞭子雨点般落到它身上。可这老驴真够可以，越打越难调教！只要我稍微松一口气，它就伺机偷懒，几天下来，肥料没多运出去，土没多拉回来，队长那双眼几乎要斜到太阳穴上去了！我还弄得浑身骨头像散了架似的疲惫疼痛！这才明白队长大人矢志锻炼革命接班人的良苦用心，懂得这驴性如人性一般，上了年纪就会老奸巨滑、刁钻刻薄，满腹花花肠子，一肚子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