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父亲的忌日——12月24日到来或临近之时，我总是要把父亲弥留之际由他一字一句口授并亲笔签名的遗嘱，郑重其事地从珍藏的档案袋中取出来，独自一人默默地重温和凭吊一番。当我一字一句地默念着父亲的遗言：“我身后的丧事，一定要按照三儿的意见，不搞迷信，一切从简，此嘱。陈南京嘱言。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以及目睹父亲在“陈南京嘱言”左下方亲笔签名的“南京”——这两个厚重拙朴的毛笔字时，每次，我都会感佩不已，心潮难平，泪水模糊！此时，我的脑海里，就会自然而地浮现出父亲当年口授遗嘱并在遗嘱上签名的动人情景，对父亲的缅怀和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迄今年12月24日，我父亲去世整整30周年！那一年——1983年，我父亲73岁。这一年的年初，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干事的我，奉命参加军区守备边防部队建设调查组。11月初，第一阶段调查结束。我随同调查组，从边防部队返回军区机关参加调查组第一阶段工作总结。我大哥听说我已从塞外边陲回到北京，于是便瞒着患癌症的父亲，特地从老家温州风尘仆仆地赶往北京，将父亲病危的消息告诉了我，说：“老爸的胃癌，已是晚期了，从发现半年多来，他老人家一直不让我们告诉你。这些日子里，老爸越来越瘦，看起来，挺不了多久了，我想让你同我一起回去一趟。”在大哥的督催下，我立即向领导请了假，和大哥一起星急火燎昼夜兼程地回到了生我养我阔别多年的小山村——位于楠溪江畔的东岸村，探望患病卧床的父亲。
　　 这天，当我一进了村，就三步并做两步地向父母住的屋子奔去，迫不及待地来到父亲床前，只见原来身材高大、手脚壮健的老父亲，现在却瘦小得如同一包棕子，身体蜷缩着睡在床杠边，头朝床底角一声不响地躺着。见这情形，我刚叫了一声“爸”便一下子忍不住哭泣起来。父亲一听声音就知道是我回来了，他又惊又喜又感到很突然，便转过头来用那混浊的目光看着我，却责问道：“你怎么回来了，谁叫你回来的？”我哽喑着说：“你都病成这个样子了，我还不应该回来看你吗？”
　　 “老三！”父亲又瞅了瞅我，声音沉沉地说，“你小时候，我给你讲的岳母剌字、精忠报国的故事，你难道忘掉了？”
　　 “没有忘，爸！”我知道一向关心国事的老爸，又要给我讲“自古忠孝难两全”的道理了，果不出所料，紧接着，他便说：“你在队伍上，忙工作，这是大事；我这把老骨头，犯一点病有什么要紧，值当你扔下工作，千里迢迢地跑回来吗？哪头重哪头轻你不会惦量吗？”
　　 “阿爸，这不怪老三，是我把他叫回来的！”大哥帮我打圆场。
　　 “亏你还是个工作同志，你以为你不糊涂？”
　　 我大哥时任永嘉县七都公社管委会主任，即老爸所说的“工作同志”。大哥见老爸如此认真，一时也不好说什么。
　　 为了尽孝道，我回到家的这些日子里，昼夜陪侍在父亲身边，给他端茶送水，擦身喂饭。父亲便秘，大便干燥，常常在马桶上一坐老半天了也拉不出来，每次我总是把手指洗净消毒后，伸进父亲的肛门里，一点一点地将坚硬得如同石头子儿一样地干大便抠出来，直到父亲说“好了”为止。
　　 时间过得真快，回家一晃半个月过去了。父亲的病情愈发严重，身体也越来越消瘦了。我们在家的6个兄弟商量着，要不要让在安徽开理发店的妹妹回来，万一妹妹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就会造成永久的遗憾的。谁料，父亲一听说要把我妹妹惠香从外地叫回来，他就跟我们急，说：“现在改革开放形势这么好，你们妹妹妹夫在外做生意，一天能挣能好几十元，这是我一辈子做梦都想不到的，时间比金子还珍贵，你们把她叫回来干啥？”由于父亲坚执不肯，所以后来一直到父亲临终也没有叫妹妹回来。
　　 一晃，又是半个月过去了，父亲病情虽然越来越重，已经好几天粒米未进了，但他的生命依然还很顽强，头脑还异常清醒。我请的一个月的探亲假，眼看就要到期。我正要和兄弟们商量如何打电报向领导续假时，被躺在床上的父亲听到了，他立马从床上挣扎着要坐起来，他使出全身的力气说：“什么，老三还要续假？使不得，马上回部队！俗话说：‘等死等死’，死日无期，我七十多岁老人了，死有何懼，死有何惜，老三是个军人，部队上的事要紧，回，立刻回！”我说：“我把情况向领导上说清了，再续几天假，领导上也会同意的!”“我不同意！”我的话还未落音，父亲竟然吼了起来，“你马上走，你今天就走！”“那，我明天走!”父亲一向说话算话，我只好让步。“不，今天就走！”父亲毫不退让。“爸，那我也得准备一下子啊！”“有什么好准备的，当兵的还不是说走就走！”“到明天走，还不就是就差多半天嘛！”我坚持明天走。“你走不走？你不走，就是等到我死，那好，我现在就死！”说时迟那时快，老父亲使出浑身劲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伸手揽住床框，将头扬起，一下子就要把头往床框上撞：“我现在就撞死！”这一来，全家都慌了，我妈妈也哭着说：“这死老头，一辈子性子刚烈！老三，你就依了你阿爸，今天下午就走吧！”于是全家聚拢在一起，商量父亲“走”后，丧事如何办。家里多数人的意见是，我们这个家，是个大户人家，在村上也是有点体面的，主张把老爸的后事办得大些，风光一些，唱戏念经，这些惯例也得随俗。而我则主张，父亲的后事还是要从简，且不能搞迷信。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也没有理会躺在床上的老爸。只见他一声不响，我们还以为他睡着了，或者是认同大多数人的意见。未料，他又挣扎着要坐起来，嚷嚷着说：“拿笔来！”“干啥？”大哥问。“我担心我死后，你们不按我的吩咐办，我要留遗嘱！”“留遗嘱？死老头，你一个一辈子头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种田佬，也没有什么家产留给孩子，你有什么遗嘱可留！”我老妈对我父亲说。“有！”父亲从大哥手中接过笔，他已经没有力气坐起来了，于是他躺着，让我大哥把他随身带来的一张七都公社管委会的信纸，铺在他胸口的被子上，父亲说：“老大，我说，你写，我说一句，你写一句！”我大哥乖乖地听从老父亲的摆布，擎着笔，等候老爸口授。只听老父亲一字一句地说：“我身后的丧事，一定要按照三儿的意见……”我大哥照着他说的写下了父亲的遗嘱后，又一字一句地给他念了两遍，父亲听后才放心地说：“好，就这样！”于是，他从我大哥手中接过毛笔，身仰卧，倒擎笔，在“陈南京嘱言”左下方，恭恭正正地签上“南京”两字！
　　 我遵从父命，当天下午即离家归队。20余天后，即12月25日，我接到三弟发来的电报：“父24日18时40分亡故”。我手握电报，望着放在书桌上的父亲的遗嘱，泪流满面，唏吁不已！
　　 （本文作于2013年11月14日，父亲去世30周年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