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中西差异
　　 文化从本质上讲并无中西之别，就如同人在本质上没有分别，但人性是个无限的存在，有无限的可能性，文化在发展中遭遇的条件不同，便会发展成不同形态的文化。因而中西文化虽然本质相同，但是它们发展的方向、发展的重点、表现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首先在文化的理解上就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英语“文化”一词为culture（拉丁语cultura），在初期主要是耕耘、栽培和种植的含义，后来逐步引申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和品德的教养。中文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比二者，西方似乎更看重文化内在的生命生长价值，而中国的理解似乎强调其外在的教化功能。因此从语源学上说，西方对文化的定义偏重于主体性，而中国则偏重于功能性定义。由此可窥中西方传统人文精神区别之一斑。
　　 古代希腊的文化，是建在商业相当发展的基础上，这些“文化人”不感到生活的压力，而对宇宙自然感到惊异，由这种惊异而冥想。所以希腊古代的哲学侧重对自然的思考，解答的是宇宙自然的问题，可以称之为自然学。
　　 中国古代的文化则不然，不是从惊异或好奇心而来，而是感到人的灾祸——这些灾祸都是由政治上而来，所以中国古代文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解除这些灾祸——这些由人与人相互关系而来的灾祸。所以中国文化的动机起于忧患意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在人际关系和伦理上特别重视，而现代西方社会却并不过于重视人际关系和伦理。道理就在这里。实际上，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和伦理已经比中国进步到一个更高级的形式。
　　
　　 中国文化的特色
　　 西方的文化，大致上是两个来源：一个是希腊，一个是希伯来。希腊文化首先是以自然为中心，中国则不如此。希伯来文化是以神为中心，中国在周朝之前也是如此，但到周朝年初，开始由以神为中心，转为以人本身为中心，认为人的祸福是由人的行为来决定的，所以我们为了避祸得福，要在行为上努力，而非在信仰上努力。因而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重的是人的价值问题，就是说，人的行为应该如何才有价值、才有意义。这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西方在十五、六世纪以前，价值也是他们文化的中心，但是这个价值的根据却有很大的不同，西方中世纪说，价值从神而来，人本身没有价值，现实生活也没有价值。西方到了近代，对价值根源说法趋向多元化，有些如英国的经验主义，说是从社会环境而来，有些唯物史观则说是由阶级而来，而阶级是由经济而来的。
　　 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指出这个价值根源来自人生命的本身——就是人的“心”。价值的判断，就是源于这个“心”。儒家的孟子、道家的庄子，还有以后的王阳明，都体现了这种价值观。
　　 西方也有少数思想家思考过这个问题。《人性的重建》一书中说人类科学的成主，可以解决人类一切的问题。但其所以不能解决的问题是“利他心”的缺乏。因此我们要解决人类的问题，便要发现这个“利他心”。但是在什么地方可发现这个利他心呢？他们在经济与知识等方面作了分析，都找不到利他心的根源。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生命的第五意识中有利他心的存在，但是被下面的四个意识给封锁了。有什么办法把它解放出来呢？他说要藉着印度的瑜珈术。用瑜珈术把第五意识爆破开，这未免太可笑了。
　　 但在中国这个问题却很快解决了。人们只要一念之间把本心（良心）发现就好了。这个本心就是利他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中国在千多年前就发现了人生的价值在人的心里，价值的根源在自己生命之内，解决人生价值的问题的权力在人自己，所以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打破其他的困难，来实现人生的价值。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句话就说明我们实践人生的价值，是由自己的力量，并不是靠外面的力量。所以，中国文化是有真正的人格尊严的，只是这种人格尊严被后来的政治家给践踏了。
　　 中国文化的特色，在于认为人生的价值根源是在人的生命之中，是人们自己所可掌握、解决、实现的。但是通过什么去实现呢？就是通过行为的实践。所以中国哲学是以行为实践为主，而西方哲学则是以思辨为主，中国也重视思辨，但只占次要的地位。中国的思辩是为实践而思辨的，西方的哲学则是为思辨而思辨的。中国文化注重实用价值，而缺少西方那种为求知而求知，为思辨而思辨的精神，所以中国的形式逻辑不发达，但这是中西文化发展方向不同的缘故，不能在这种地方区分文化层级的高低。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出路
　　 社会的病态源于文化的病态。有人说，中华文化是阉割文化、阳痿文化、去势文化，皆因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帮同专制统治者阉割了中国人精神的生殖力！精神上失掉了再生产能力的中国人，辉煌只是梦想，落后挨打，万邦欺凌，才是惨痛的现实！于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反古运动上演，将孔儒文化给推翻了，在西方文化思潮的引领下，中国快速地发展强大起来。今天中国能有这样的进步不得不感谢五四运动。
　　 然而一场运动就能肃清几千年文化余毒吗？今天的我们站在新的起点上，又该如何面对我们的祖宗文化，尤其是儒家的文化？今天的我们几乎是同时夹在了两股显在而凶猛的潮流之间，一边是显在而凶猛的“全面西化”的潮流，它的旗帜叫做“平等、民主、自由”，我们将因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有可能丧失中国人整体民族传统的“自我”；另一边同样也是显在而凶猛的“复古”（其实是“复孔”）的潮流，它们的旗帜叫做“党、国家、民族”，我们将因此而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是丧失中国人作为每一个“人”的“自我”，说白了，是丧失对人类普适价值的追求。
　　 那么我们文化的出路在哪里？是走前一条路还是后一条路？我认为，这两条路目前都行不通，尤其是后一条路更是死路。如果中国继续走儒家文化这条路，那么中国只会越来越落后，越来越腐败。中国文化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让中国传统文化真正走向现代化。只有让中国传统文化去旧革新，让每位中国人有了“人”的觉醒之后，中国才能成功地转型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否则“平等、民主、自由”都只能是个口号和梦想。那么中国文化如何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呢？就是要把传统文化的病根先治好以及病态文化造成的国民劣根性给去除。
　　 黎鸣说，正是孔子诱导了人类中最坏的政治。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记录可以充分证明，这种政治的历史后果，非常糟糕、非常恶劣，现在完全可以作出结论，这种由孔丘儒家代言的政治体制，的确是人类中最坏的政治体制。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社会是由一群人格平等的人组成的人类共生群体，而儒家的政治体制偏偏是吃“人”的。因而中国人连人都不是，还谈其他别的什么呢？在这种吃人制度下，中国人的一切思想观念，如忠、孝、礼、义、信等等都是扭曲变态的。所以黎鸣说中国人没有道德也没有信仰，有的只是伪道德、假信仰。因为没有“道德”，从而匮乏“人性”的“自觉”，必然地造成中国人在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之中，几乎丧失了一切“人性”的“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机会。然而非常可悲的是，中国人还自以为很有“道德”，他们把自己的来自孔儒的“礼乐”、“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恕”，“三畏”、“四非”以及跟随而来的自己的“奴性”、“愚昧”、“非人”的“自虐”、“幻景”的“乡愿”，甚至自己的最擅长“说假话”、最擅长“搞阴谋”、最擅长“施诡计”，等等等等，全都视为自己最了不起的“道德”。正是有许多如此无知、无能、无耻的儒家“仁义道德”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儒家的“官人”和“文人”，所以才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历史实际上真正“文明”的发展。
　　 所以中国要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化，必须要重估一切传统价值，重树道德信仰体系，重建以人为本的政治体制。也就是一方面通过教育宣传，影响国民意识形态，逐步引导国民走向“人”的觉醒，树立起人人人格平等、相互尊重意识，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道德信仰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改革体制，完善机制，逐步建立起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
　　 教育是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然而两千多年来的“独尊儒术”，彻底把中华民族推向了世界上最愚蠢、最无知、最堕落的民族的死路。教育的目的本该是使人变得愈来愈聪明，愈来愈智慧，愈来愈具有发现真理的能力，愈来愈具有发明真实（工具）的能力，愈来愈具有创造真诚（成）（新观念）的能力。然而，中国人的教育，也即两千多年以来事实上儒家的教育，其结果却是完全相反，不仅不能促使中国人变得愈来愈聪明、愈来愈智慧、愈来愈具有发现（真理）、发明（真实）、创造（真诚）的能力，而是完全相反，变得愈来愈不知道什么叫做“发现真理”，不知道什么叫做“发明真实工具”，不知道什么叫做“创造真诚（成）的新观念”。
　　 中国当下的教育虽然外在形式在发生变化，但本质依然不变。在这样的教育下，必然会扼杀人的思维能力，辨别能力，发现发明创造能力乃至人的灵性，所以中国教育体制出来的中国人几乎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少有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的人。几千年中国教育只培养了一群奴性十足的人，要么自卑要么自傲，唯独没有自尊和尊人。中国人看人的目光是分等级看的，对上谄媚对下蔑视。中国人说话也是看人说的，而不是根据事实说真言。子为父隐，臣为君隐。这样必然导致国民普遍地都成为势利眼。这都是儒家文化思想教育出来的结果。我们知道一个人从儿童成长为成人，是通过学说话、学思考、学行动来逐步成长的。而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和言论自由权利的中国人又怎么可能成长为天才？又怎么可能培养得出天才？中国文化只会倒过来扼杀天才！使人才一一夭折。中国很难出大家原因就在这里。
　　 看看两千多年的这种教育究竟给我们中国的历史带来了多少真正文明的成果呢？当我们今天心怀崇意的尊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时，我们是否想过如此一笔巨大的人类文化价值损失的账目，最终将该向谁清算呢？而其中所造成的巨大的罪恶，又该如何进行宣判呢？黎鸣说，孔丘对于中国人“教育”的造罪，罄竹难书。然而我觉得这笔帐不能完全算在孔子一人头上，虽然他是罪魁祸首之一。但孔子多少还对人类思想有所贡献。他的思想自然也有时代的局限性。孔子也是人，当他是一个个体时，他的思想就算再不健全完善，也没有什么伤害力。真正厉害的是，中国历代的帝王和政客将他个人的思想作为了政治主体思想，到后来更是“独尊儒术”，于是这种伤害力就产生了，并且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其实无论是哪家思想，当把这种思想作为政治来使用，或者当作唯一的政治思想，都必然会走入歧途。真正开明进步的社会，必然是“百家争鸣”的现象。这样路才会越走越宽，内部才会越来越活。当多种力量相互抗衡时反而能达到真正的平衡、稳定。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