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又是一年的腊月二十七，今天是你的生日。孩儿今天凌晨三点钟就醒了，你的儿媳也醒了。她知道我的心思，便对我说：“咱妈和咱爸走得安详，善终也是有福之人了。”
　　 母亲，你老人家辞世去天堂已经15个年头了。天堂里生活的还好吗？！
　　 今天，孩儿用心底的文字来纪念你老人家的诞辰。
　　 母亲，你与父亲的墓碑下那本《圣经》不知你看了多少？《圣经》中箴言书第31章10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母亲，你是有才德的妇人。父亲得到了母亲，是父亲和我们这个家族的福分。
　　 母亲，你16岁那年带着美好的憧憬成为咱这个家族的一员，这对你来讲，人生的驿站转换得似乎快了点。
　　 从此，母亲将你紧紧的系在这个家庭上。你为了这个家庭，像春蚕一样吃桑叶，吐银丝；像燕子一样衔泥巴，筑窝巢；像蜜蜂一样採百花，酿香蜜……辛勤操劳，维系着家族的一大家子人。
　　 母亲，听你与父亲讲，你与父亲是1949年刚开春结婚的。那时候家里还很穷，咱家土改时分得了一间半大瓦房、两垧半地、还有一匹马，自给的农村经济，还达不到自足。所以，谈不上买什么嫁妆了，就连婚礼时母亲穿的大棉袍还是借别人的，穿了三天就马上还给了人家。
　　 提起这大瓦房，在分配土改胜利果实中也算是不错的了。大瓦房原本是王家大院的老房子。土改前些年，王家老一辈当家的因吸大烟把家底折腾空了，房子卖给了别人。在屯子中央座北朝南一连脊的七间青砖青瓦、红松到顶的房子，在当时是少见的。七间大瓦房开两个门。东头三间是我家与另一同姓农户各一间半，我家住西屋。房子的南北跨度较大，父亲、母亲你们说是2丈1尺的。东西的间量是1丈2尺的，房子的举架也很高，上下两层老式窗户，上层窗户往里开可挂到棚杆上面的木钩上。里屋南面是火炕， 靠北面有一个间壁可放杂物。间壁墙全是“清一色”的红松板，地上铺的是2寸厚的红松地板，一尺多宽的红松炕沿可躺上睡觉，红松大柁足有2尺粗，大碗口粗的红松檩子，小碗口粗的红松椽子，就连“房薄”也全都是红松柈子儿的。
　　 母亲，屯子里都知道你干活非常泼辣，上山种旱地，下河套种水田，样样都行。你干了一天农活，回到家里，还要做饭、做家务活，照顾爷爷、奶奶，还要照看我们年幼的哥仨个。若干年后，母亲你还说过：“农村的活计，我什么都干过。”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资本。
　　 我幼年时得到了两代长辈人的疼爱。母亲你我多次讲，我吃母亲的奶水一直到3岁。那时我很不“省事儿”，常常无缘无故地哭闹不止，母亲你怎么哄也不行，奶奶急了就埋怨你。有一次母亲你站在屋地哄我，但我仍不停的哭，奶奶从炕上抓过她的长方枕头就朝你扔了过来，母亲你一躲，枕头摔落到了地板上，里面装的小米撒了一地。这件事母亲你多次讲过。说起那时的枕头还真很特别，是一个长80厘米、20厘米见方的长方体，里面装上粮食（大都是小米），讲究人家还在两头绣上花。母亲你对我说，有一次，我在炕沿上玩掉到了地板上，地板角将我的头磕了个坑儿，这下可惹怒了奶奶，不依不饶地骂你。爷爷和父亲、母亲你们去水田地干活总要带着我，将我放到窝棚里，爷爷还给我用长把铁饭勺子煎哈什蚂大腿吃。每当城里货郎来到屯子里，爷爷、奶奶总要拿出几角钱，给我买麻花、烧饼、糖球、“驴马烂”。
　　 父亲一直在外地粮库工作。我3岁那年，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父亲那住了一段时间。在那里，母亲、父亲你们二老带我照的第一张照片。那是冬天，我穿着小花棉袄，戴着棉帽，还系了个腰带站在你们的中间，留下了那瞬间的永久记忆。母亲你惦记爷爷、奶奶，带我要回去了。父亲便请假送我们，也好顺便看看爷爷、奶奶。那时交通不便，听父亲讲，你们带着我乘火车，然后再转坐斗篷车到县里一个镇子上，最后再步行30多里路才能回到老屯。中间还要翻驿马山。母亲你说，那天贪黑赶路，你与父亲轮换抱着我。当走在山路时，父亲舍不得用同事借给的手电筒，结果不慎却从衣兜里串出去给弄丢了。母亲你与父亲抱着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赶路，到家已是夜半时分。
　　 我们兄弟三人都出生老屯土改分的那个大瓦房，挨肩相差3岁。我们哥仨儿如同天平上的砝码一样，越来越重地压在了母亲你的身上。
　　 1956年这一年，咱家里发生了大变故。
　　 爷爷病了，是胃有问题，吃点东西就吐。
　　 母亲、父亲你们商量赶紧去哈尔滨给爷爷看病。于是，父亲请了假，陪同爷爷去哈尔滨看病，临行时也带上了我。记得那天，是从老屯找了个捎脚马车到县城，然后坐斗蓬车码头。我们是下午到的码头，买了船票，傍晚时分才上了轮船，沿松花江逆流而上。轮船是上海号，是当时松花江上最好的，父亲讲过多次。轮船的航速较慢，200多里水路走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到了哈尔滨道外码头。在船上，父亲买了中间用纸绳串着的列巴圈给我吃。父亲买的船票是统舱，大板铺上一个人挨一个人。不知怎么搞的，船票叫父亲弄丢了，急得不得了。最后，还是临铺那位中年妇女把船票给了父亲。父亲开始找船票时，那个人却不吭声。现在想起这件事，我心中依然要感谢那位素不相识的女性。
　　 父亲陪爷爷到哈医大进行了检查，遗憾的是当时的医疗水平太有限了。从哈尔滨回来后，爷爷的病一天天加重。母亲是你每日里又要下田干活，又要为爷爷熬药。“有病乱投医”，治病心切，用了很多偏方，爷爷的病仍不见好转。为了给爷爷治病，母亲你还找巫医跳了“大神”。在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不牵扯父亲的精力，母亲你将家里的担子全部挑了起来。
　　 爷爷病危期间，母亲你日夜守护在身边。爷爷临终那天晚上，母亲听你讲，爷爷半夜时就说他要走了，西南有两个人摆着小船带着铁链子来接他了。母亲你仗着胆子商量爷爷说，这深更半夜的往那走啊，要走也得等到亮天。爷爷说那就等到亮天。爷爷还嘱咐母亲你，他走后要在他的遗体右侧放一满桶水并放一个饭勺子。当鸡叫时，爷爷说这回该走了。说完，自己将腿转到炕沿边就咽了气。
　　 爷爷为什么能预见自己的死亡呢？！偶翻报纸，在《都市资讯报》上有一篇题为《人可以预见死亡吗》的文章。文中指出，多数人预见到了自己的死亡，并列举了一些实例：中共中央新闻网最新发布的新版《毛泽东传》（1893—1976）中，披漏了毛泽东临终前的心理活动。书中写到，对于死亡，毛泽东的心态十分坦然，而且早有预感。1975年10月1日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一年后的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在遇刺前，曾遇见到自己的死亡。他对琼布拉特说“该来的终于来了，你我可能在劫难逃。”几天之后，由4辆豪华轿车和护卫吉普车组成的车队在通过圣乔治饭店时发生剧烈爆炸。瞬间，哈里里乘坐的汽车已置身于一片火海之中。2000年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遇难的海军军官科列斯尼科夫的妻子说“不知为什么，我的丈夫似乎预感到了死亡。就是他踏上死亡之航前不久，他悄悄地写了一首凄凉的诀别诗，其中最不祥的几句是这样写的:虽然我真的不愿意想到死亡，可当死亡的时刻即将来临的时候，我真想悄悄地对你说：‘亲爱的，爱你到永远！’他悄悄地把这首诗留在了家里，是后来才发现的！”著名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一个朋友一次讲起自己的梦，在梦中这个朋友登山时遇到雪崩而摔死。荣格听到后当即提醒他说，近期不要做冒险的事情。对方很不以为然，不久后这个朋友在一次登山活动中，由于固定身体的锁扣滑脱而身亡。“预见死亡”可能与人的潜意识有关。中国专业意象对话心理咨询师何明华，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释，这种“预见死亡”的现象和人的潜意识有很大程度的联系，是人的心理情结在起作用，特别是这些预感多发生在突发的死亡事件之前。人的潜意识是人类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智慧，潜意识中包含的信息量远远大于人的意识层。每个人潜意识里都有死亡的冲动，心理学上称之为“死本能。”人对死亡的预感，可以说是这种死本能激发、扩张的表现。
　　 母亲你按照爷爷的嘱咐为他送了终。我记得，盛水用的是老式木桶，是用近二十小块的木板组成的，外面套上铁箍的那种，饭勺子也是木头做的。爷爷为什么这样嘱咐？！母亲、父亲你们生前曾多次提起这事。今天，作为孙辈的我们，是否可以从水的特性和作用来理解，或许爷爷昭示他清清白白的一生；或许爷爷在告诫子孙，要像水一样纯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或许爷爷预示子孙因有丰富的水—生命之源，而男聪女秀，人丁兴旺；或许爷爷喻示子孙，日子越过越好，福分多多，像满满的水一样……
　　 送走了爷爷后的大约七八个月，转过年，奶奶又病了。奶奶得的是妇科病，一病未起。母亲你带着我们兄弟三人，每日里为奶奶端饭、熬药。
　　 奶奶是个非常爱干净的人，虽然已病卧在炕，母亲你每天都要为她换垫布、洗洗涮涮。母亲你有时一连几天都顾不上合眼，实在困得坚持不住了，就把我叫来坐在奶奶身边看着点，你打个盹儿。
　　 我那时已能按母亲你的吩咐干一点小零活。记得一天晚上，母亲你叫我烧开水给奶奶冲白糖水喝。我赶紧穿上带大襟的蓝花棉袄，到院子里的豆秸垛一小把一小把的拽豆秸，抬头看看清冷的夜空，三星已在西南。我用簸萁端着豆秸进屋，母亲你说把锅刷好，锅里舀上水，豆秸放到灶坑里，划着洋火（火柴）。我把饭碗里放上白糖，舀上开水，小心翼翼地将一碗白糖水放到奶奶头上的炕沿上。
　　 姥爷看母亲你太累了，担心熬坏了身子，偶尔晚上来帮照看一下奶奶。
　　 爷爷有病时怕热，一直躺在炕梢。奶奶有病时怕凉，一直躺在炕头。奶奶病故那天晚上，母亲见奶奶病情加重，便将姥爷叫了来。姥爷在火盆里给我们烧土豆、用苞米粒崩包米花。奶奶也是快亮天时病故的。母亲是你找称二娘的老太太给奶奶梳的头。
　　 父亲因为工作在外，爷爷、奶奶病故时都是后赶回来的。母亲你两年相继为爷爷、奶奶尽孝送终，屯子里的人都说真孝顺！
　　 养育幼子本艰辛，尽孝公婆更熬人，下田劳动是能手，普通家庭女强人。母亲，孩儿说这话一点也不过。
　　 我的姥姥病故的早，那是1957年春。姥姥病故时，老姨3岁、老舅9岁、四姨12岁、二舅15岁。姥爷一狠心将老姨送给了母亲的堂三舅母家（我们称三舅姥）。在老屯住时，母亲你既要照顾奶奶和我们哥仨儿，又要像照顾自己孩子似的照顾几个未成年的舅舅和姨姨。尽管有大舅、大舅母照料，母亲还是三天两头就往姥爷家跑，缝缝补补、洗洗涮涮。
　　 1958年搬城里后，母亲你再忙每年也得抽时间回老屯去看看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妹妹，拆洗被褥，缝补衣服，问寒问暖。特别是暑假时，母亲你带我们回老屯，都将姥爷和舅舅、姨姨的棉衣拆了洗，洗完浆，然后重新给做好。
　　 进城后不久，母亲你同父亲商量就将四姨从老屯接到咱家。然后托人将四姨的户口也迁移到咱家，从此四姨成了城里人了。为了让四姨学点手艺，父亲又托人给四姨安排到县被服厂学徒。记得四姨学徒时每月的工资是18元钱。四姨第一个月开支后将钱交给了母亲你，母亲你说;“这钱家里不花，给你攒着，将来自己过日子用。”四姨要结婚了，母亲你忙着为四姨做妆新的棉袄、棉裤。我记得十分清楚，棉袄的布料是蓝底红花的礼服呢，棉裤的布料是青色（黑色）礼服呢的。母亲你还为四姨买了些布料等，陪送的物品整整包了四大包裹。四姨结婚那天，天气很晴朗，伴有徐徐微风。上午8点多钟，喇叭声声，锣鼓喧天，四姨父雇的接亲斗蓬车便来到了家门。四姨婚后，经常在四姨父的陪同下回娘家来看望她的大姐和姐夫。以后，四姨家买了缝纫机，每年都给我们做衣服，回报这个家庭，减轻了母亲你的负担。我们结婚成家后，四姨与外甥媳妇都处得很好，时常给我们大人和孩子做衣服。四姨用被服厂剪裁扔掉的小布角、小布块给做的椅子垫如今让我记忆犹新。四姨家里要盖房子，母亲你紧着张罗，姥家这些亲属全都来帮工。运土的运土、拉水的拉水、拧拉和辫的拧拉和辫，大家挑灯夜战，没几天四姨家的三间房子就盖好了。
　　 老舅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了，母亲你为他着急。当老舅的婚事定下来后，母亲、父亲你们满张罗，挤出钱来，买来了花被面、棉花和布料，给做了装新的被褥和衣裤。姥姥病故后，姥爷、老舅一直与大舅在一起生活，老舅结婚后，与姥爷生活在一起，仍旧住在老房子的西屋。
　　 三姨患有肺结核病，干不了家务活，母亲你每年都要给她家的大人、孩子做棉衣。三姨一犯病就咳血，母亲你就将我的两姨妹妹接到城里住些天，担心传染给孩子。三姨到城里看病、住院，父亲赶紧找大夫会诊，母亲你忙里忙外搞后勤，送汤送饭。那是一年的隆冬，三姨病危了，母亲你让二弟弟找了个212型北京吉普车，带我们去老屯看望三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