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如父亲蓄意淡化战争的血腥在他脑中的印象一样，我在记忆中也蓄意淡化父亲生命中最后三年那种瘦骨支离的病容，父亲临终前的面容只要一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就要下意识的将之挥去，我只肯让一个健康的、慈祥的父亲形象留在我的记忆中。
　　 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真正意义上的慈父，无原则的慈爱。记忆中的父亲总是笑呵呵的，仿佛有好多高兴的事儿，笑也笑不完。我们冒犯他他也不会生气，一点都不讲家长尊严。他闲来无事时与我们闲聊说新中国是给走出来的，而不是打出来的，至少东北是走出来的。我们问他何以见得？他说他们在东北打仗那会儿根本没有正经八北打多少仗，只是不停的行军走路，白天黑夜的走，根本不给人睡觉的时间，常走着走着就不知不觉的睡着了。母亲打趣儿他：怪不得你的个子那么矮，原来是走路走多了给磨短了！我们就拍手大笑，他也笑，丝毫不以为忤。我们刚到沈阳那会儿，吃不惯东北的窝头与高梁米，吃饭的时候把窝头屑扔的满哪都是，母亲嗔怪我们浪费粮食，要打，他不拦着不让，到处求人买些议价的大米白面给我们吃。他一生不屑说两种话，一是不屑骗人说谎话，二是不屑求人说小话。为了这帮馋嘴的儿女，父亲多次向人低下他高贵的头颅，通过各种关系，买回大米白面给我们吃。后来他的革命资历让他每月可以享受四十五斤的细粮，我们家里的细粮荒才从根本上缓解。我们家是七六年来东北的，正是窝头时代，我的同学几乎全都吃过玉米面窝头，我记忆中的饮食却从没有过窝头，有也是偶尔当做点心而不是饭食。
　　 我五、六岁的时候，非常喜欢乘坐团部小车班的吉普车。那时吉普车十分的金贵，哪里像现在卖菜的都可以拥有自己专门的座骑。团部小车班总共只有三台吉普车，还不够首长们用的。我迷恋吉普车又自知没有足够的资质理直气壮的享用，只好动歪心思-----装病。因为随军家属实行医疗包干制，只要生病了就要小车班出吉普车给送到卫生队治疗。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这个秘密，从此开始频繁的生病，常常没由来的不吃午餐或晚饭，等着父亲来问为什么不吃饭，然后一脸苦像的告诉他：难受。他一定要问哪里难受？我就十分夸张十分不靠谱的跟他说全身哪里都难受，往往还要加上一句：难受的要命。看着他焦急的上小车班要车而在心中窃笑。最最迷恋吉普车颠波在盘山公路上的感觉，我缩卷在父亲的怀里，伸出一只小手，把玩父亲近在咫尺的大鼻头，那真是一只硕大无比的鼻子，略微有一点点发红，上面嵌着一个个小小的肉坑。成年后，曾问过父亲知不知道我小时候常装病骗他吉普车座，父亲只是笑，从没正面回答过我。
　　 父亲是一个豁达的父亲，从不把家长意志强加于儿女。在学习、择业、恋爱、婚姻等人生关健环节给了儿女充分的自主选择权。我在南方长大，六岁就上学，比东北孩子八岁上学整整早了两年，十六岁就完成了基础教育。参加工作后，有过几次进修的机会。父亲希望我能够选择一门实用学科，比如说会计、统计学之类，我却执意从兴趣出发，先在市教育学院进修了两年幼教专业，又在电大学习了三年的中文-----全是百无一用的专业，所以我才会半生落魄贫困潦倒。时至今日我的女儿常会开我玩笑说我是双学位，又说我其实是给人“电”大的。父亲对我的执拗摇头叹息，却并不强迫我改变主张。我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却并没有活出想像中的彩儿来，应该算五姐弟中最落魄的人吧？有的时候以活出了自我而自慰，坐在陋室里，品着滇红，读着梁实秋，作为一个看客看着芸芸众生追逐名利，而没自己什么事儿。超脱固然超脱，却也有着不能置身于其中而游走在这个热闹的世界的边缘那种深深的失落，这就是我执拗的代价。时间验正了父亲的正确，却不给我改正的机会。
　　 父亲是一个有趣的父亲。父亲多才多艺、生动有趣儿，与他相处过的人都能深切的感受到这一点，我作为他的女儿感受的更深一点。上学期我的女儿从学校里回来，跟我说她所在的社团要学习传统京剧唱段《苏三起解》，要我出去学会了回来教给她。我说这不需要出去学，现在就可以教给你，当下唱道：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口我心已酸，过往的君子听我言，哪一位又上南京转，与我的三郎把信哪传，就说苏三把命断，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呜呜咽咽吞吞吐吐的唱腔活脱儿就是程派青衣的业余传人啊，让我的女儿拍案惊奇。这是我跟父亲学到的独门绝活儿，他的五个儿女中唯有我学会了这段唱段。父亲能够反串青衣，是到了沈阳几年之后我们才发现的。那个时候才刚刚开始播乱反正，好多文化的禁区尚未打开，然而文艺的春风已经悄悄的吹拂进来。父亲他是爱好文艺的，在这文艺的春天里，怎能耐住寂寞？那天晚饭父亲喝了半杯啤酒-----父亲一向是滴酒不沾的，他酒精过敏，喝一点酒指甲都会红，所以他一向是滴酒不沾的。那天破例喝了半杯啤酒，之后就显得异常的亢奋，大唱特唱，好多我们没有听过的歌都唱给我们听，其中就有这段《苏三起解》。这段唱腔引发了我强烈的兴趣，缠着父亲要他教给我。我学会了这段唱段之后又过了好几年，收音机里才传出这段唱段，我听了后窃笑，心说这是姐姐好多年前玩儿剩下的。父亲的歌儿唱的非常的动听，他最拿手也最爱唱的歌是《铁道兵之歌》，那歌儿有点不太像军歌，旋律很优美，类似于抒情歌曲，被父亲高吭嘹亮的嗓音演绎得十分的动听。因为父亲唱得次数太多，所以那歌词我现在还记得一部分：背上了那个行装，扛起了个枪，雄壮的那个队伍，浩浩荡荡，同志啊，你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们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父亲的歌声时常萦绕在我的耳畔，久久的挥之不去。
　　 父亲是个十分睿智的父亲。他对我们姐弟五人实施的是一种看似放任实则全盘呵护兼激发潜能的教育方式，让我们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心智与人格，从而能够一生都从容的生活。一九八五至一九八七年，我比较系统的学习了学前教育理论，理解并接受了当时尚未推广的非常先进的学前教育方法“激励教育法”，也就是现在被好多学前教育机构推崇的“夸奖式教育”。父亲他从未接触过这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却在实际应用中与之不谋而合，而且还是提前三十年的不谋而合。父亲对我们从来都是持肯定态度，即使我们犯了错误，他也要从错误中寻找积极因素，化消极为积极，变被动为主动，为我们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奠定扎实的基础。我小的时候曾经偷家里的东西给同学吃，曾经装病骗父亲的小车坐。如果当时父亲只是就事儿论事儿的指责我的撒谎与偷窃我会怎样？我想我很可能会接受这种心理暗示，因为那个年龄的孩子都有一个心理特征就是“想象与现实相混肴”，我会想像自己就是窃贼或撒谎精，在这种心理暗示的作用下逐渐的向想向靠拢，那么我的人生就极有可能走向另一条路。我非常幸运的给父亲当了女儿，父亲把我的小错误看作一种幼儿的淘气，轻轻松松的一带而过，全程的呵护着我，让我拥有一个轻松、快乐、美妙无比的童年，从而使我成年后拥有了一个阳光无比的健全人格。我曾读过王安忆的一个10万字的中篇小说《小妹阿姨与好姆妈》，说的是一个愚昧的保姆和一对冷漠的养父母把一个美丽的小囡囡变成了一个窃赋的故事。就是这种心理暗示的结果。我儿时的那一点小小的恶作剧只是留作成年后一个美好的记忆，并没有让我成为一个撒谎精，也没有成为一个江洋大盗，感谢父亲。
　　 父亲去世时才六十五岁，按照现代人划分年龄段的标准应该还算做壮年人。父亲是因病而逝，不算寿终正寝，这一直是我们感到深深报憾的。父亲仙逝后，我们家里每逢有大的喜事总是因父亲不能分享而感到喜悦并不完整，没有什么能够填补父亲逝世给我们留下的空缺。过了四十岁以后我变得有些宿命，认为父亲是上帝专程派来呵护我们姐弟五人的使者，完成使命后早早的回到天堂，在那里打理好一切，等待着我们各自完成在人间的使命，依次到天堂里与他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