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讲，在治安形势严峻的时间里，小分队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秋季护秋保收，冬季护村抓赌，春天护耕防火，夏天护苗防盗，都做出了时代的贡献。当时，有的同志谈到增加农民负担问题。我高度重视这个提法。和几个公社同志议论这个观点，算了一笔帐。以当年小分队的支出（含工分）和上年报案丢失与当年报案丢失金额差比较，几个公社小分队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是小分队支出的五、六十倍。随后，各公社都以护秋保收为题目，召开会议，落实防范措施，落实防范队伍，落实村村之间的联防，加强文明建设。一时间，农村防范工作出现了高潮。
　　
　　 城镇相应地加强警种练兵力度，分别举办技术、管理“运动会”；把干警学习、工作纳入“练兵”轨道，积极性以“运动会”形式提高起来。管理特业的同志重新登记饭店、旅店等行业的基本情况，研究特业工作新特点、新对策，在整顿中提高。在他们建议下，局里召开城镇特业管理整改工作会议。以他们提出的方案为基础，请县直有关科局领导参加，请各特业负责人参加。会议开了两天半。讨论深入，整改有内容。同时还重新审定了“特情”人物，发展了一大批新成员。这次会议的作用在于各位特业负责人成为不是公安编制的公安人员，半纳入管理。公安局有一位副局长组织各系统的特业单位对口检查、联查，切实把特业工作做深做实，纳入工作日程。从此，社会治安基础建设有了明显进步。防范工作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收效。
　　 元旦前，我还和宣传部、教育局举行联席会议，下发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把防范重点人群突出起来。同时，走访了邻县讷河、莫旗和鄂伦春自治旗，和他们分别建立联防关系，并邀请各旗县公安局长到嫩江县，举办两省区三地盟四县旗联防会议，重点讨论打击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跨区盗窃、赌博、卖淫问题，制定了活动方案。这个举措，为客观防范做出了贡献。
　　
　　 那时，我想起在临汾旅，看到200团的郭兴福小分队的军事表演。他带兵的方法给我以启示。要干事业，一定要人强马壮。人的才能显露需要一定的环境。人都有上进心，都有自尊心。“两心”就是一种人本原动力，是任何说教替代不了的。我们采取技术练兵的本原动力就在这里。各警种都怕自己落后，刻苦学习政策，认真掌握情况和数字，出现“练兵”热潮，出现重新学习热潮，也出现了敬业热潮。
　　
　　 当时干警的第一学历平均不到初中毕业。我任职前，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警校毕业生。整顿队伍进行理想教育，提高文化素质显的特别重要。有一个阶段，每周用半天时间讲大课，用灌输的办法进行理想教育和公安基础素质教育。地区一位副局长以《人民需要我们》为题，讲公安战线的性质、地位和任务，讲人民性。我讲了两课，其中一课是《张海迪的〈光辉道路〉》，集中讲理想，讲文化素质。这些灌输，较系统地和“原动力”结合，有升华式的提高。
　　 干部队伍中有一批骨干很快出落出来，形成工作的核心力量。我们给这些人“吃小灶”，加任务，放手放心让他们挑摊干。其中一位很有威信的同志，经县委批准进入领导班子，提任副局长。我们还选择了5位年轻有为的同志为后备干部，其中一位也晋升为副局长。班子工作结构趋于合理，充满了朝气，也充满了力量，对干警是一种超权的鼓舞。
　　 但是，对不讲原则，违犯纪律的干警也不手软。对这类同志，这类科站所，我们立足于教育。在我任职的10几个月中，曾召开两次自我教育大会，由违纪个人和站所领导向全局干警检查，让大家讨论审定，吸取教训。这种惩罚分明的作法也是一种超权的领导力量，从另一个侧面教育广大干警。
　　
　　 地区公安局一位副局长把逐干警谈话中谈出的问题归纳为八个方面，做为我们进行整顿有针对性整改的八个问题。有些问题落实在规章制度上，有些问题则是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中要解决的问题；有些现象可以公开批评，有些现象还要留有情面，不能伤害干警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记得，干警反映看守所的问题比较集中。我和主管局长并予审科长交流情况之后，那里“吃”犯人、“克扣”犯人的问题依然如故。我单独听看守所整改情况汇报，发现有些情况失真，没讲实话。第二天下午四点钟，我约予审科长一同检查看守所。恰在这时，一位刚从看守所提审回来的同志告诉我，有三位看守员正在办公室喝酒。每个警察都是权力的标志，有些人特权思想又很严重。我要和这些人共事，不想用权力让他们难堪。我请予审科长通知看守所，我去检查。
　　 当时，看守所和局机关在一个大院，用围墙分割。看守所的大门对着局机关大院，看守所办公室又直面大门。我从楼上下来，恰好大门开着，眼见三个同志还在看守所办公室的外间不客气地举酒碗。予审科长眼见三位同志没把他打电话当回事，很难堪。面对现实，如何办？堵个正着？留个脸面吧。我站在大门外，返过身来和予审科长搭讪，给三位同志两分钟捡碗时间。那里办公室是套间，他们匆忙地把盘子端进里间。我只进外间，站着听他们简单汇报。桌面上还残留粉条头、土豆丝、干豆腐渣。我佯装没见。当我逐间检查完监所，再回到他们办公室时，桌面已经擦净。但他们自觉脸面过不去，汇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检讨。
　　 犯人或者待判、待定性嫌疑人都需要政府尊重他们的人格。在我接触的犯人或嫌疑人中，大多数都有真实的悔过之心、悔恨之心。看守人员带给他们温暖或冷漠，或歧视，或残暴，都是一种政府形象，对他们改造、认识社会具有不同的影响，都是对社会负责或不负责的过程。我谈了我的认识，希望他们在忠于职守前提下，用自己的形象做转化工作；要求给在押人员粮食吃到定量，菜金花到标准，不准有任何形式的克扣。从那以后，我只要不外出，每周至少有两次光顾看守所，看监舍，进食堂或在早、晚开饭时间看分饭。有时是星期天，有时是局内会议之间。至于看守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的从业务费中处理，有的报请财政解决，较大的维修费用，我跑省财政厅请示。其中有虚报冒领问题。例如，监所在押人数，以最高额为常驻额；医疗费用，成倍上请。财政局同志复查看守所支出时，我向他们实话实说。这些同志很理解我，也很支持我，全部照顾。这样，有些需要特殊处理的费用有了来源。管理工作中的后勤保障也就有了力度。
　　
　　 打现行，破积案需要更多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我主要依靠一民同志。但我不回避。在游泳中学游泳，努力适应斗争的需要，出现场，组织研究破案，争取成为行家里手。我上任的第三天，第二炮兵军办农场办事处值勤战士夜半在汽车驾驶室开枪，打死一个疑为偷红砖的人。我即和值班同志赶赴现场。不料，那天晨雾弥漫，能见度很低，拦住电业局汽车把被打伤同志送往铁道兵218医院后，汽车驶上黑嫩公路时，撞上一辆手推车，当场把两个推车人撞死。现场判定，手推车上的物品全是夜间刚刚盗窃的东西，手推车也是被盗物，两人是外地盲流。连环治安案。消息传出又有七、八个年轻盲流到公安局“认爹”，全是胡说八道，对不上“茬”，企图认领遗物和继承安葬费等。这类现场出几次，大体摸清出现场规律；再认真读几本书，认识很快升华，心中有了底数，组织侦察、调查也有了工作路数。
　　 我上任一个月的时间里，连连发生门鲁河派出所丢枪等两起丢枪案、白云公社机关现金被盗、长福公社抢粮伤人、118师军办农场战士偷汽车、森警战士在饭店闹事、铁东饭店入室抢劫、3起情杀案、长福良种场北飞机堡里无名尸等近20起刑事或治安案件。加上撬门压锁小偷小摸案件，平均每天一件多。我尽可能多的出现场。把出现场做为工作过程、学习过程和积累过程、适应过程。
　　 记得，9月30日凌晨，临江派出所报告，苇芦泡大队发生凶妻杀夫案件，疑为伙同奸夫所为。国庆前夕，正是公安局内部外部都忙的时间。一民同志正忙于枪案的侦破，几天没休息。我和刑警队长、法医等人即刻赶到临江派出所，又赶到苇芦泡。按派出所情况分析，以奸情杀人为重点进行调查。
　　 但情况大相径庭。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两人介绍这个家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充分肯定“凶妻”不凶，是个非常好的妇女，在村里不“乱来”；他们说，她为村里除掉一个不是祸害的祸害。该女人村民关系好，其相好的打鱼人，多年季节性捕鱼，没发现有劣迹。二是其大伯兄是邻队社员，曾多次对其猥亵，企图施暴，均被拒绝。兄弟之间没有往来。当说到这里时，这位大伯兄在窗前闪了一下身影，进屋就喊冤枉，说其弟是坏女人伙同情夫所杀，请公安局做主，为其弟报仇。几句话说完就要走。大队支部书记吆喝他，叫他坐下谈谈，问他准备收养其弟那个孩子。此人听到此话，未待屁股落坐，撒腿就跑，不肯坐下来谈。
　　 死者4个孩子。大女儿因为药物后遗症，患有严重间歇性记忆疾病，已婚。二女儿虚9岁，小女儿3岁，儿子17岁。儿子和二女儿异口同声地讲他们父亲又懒又馋，经常在屋里大小便。送公社卫生所之前还在屋地上大便，让孩子撮出去。他们对打鱼叔叔都有好感，没说一个不字。
　　 我们在询问“凶妻”之后，为解决他杀的问题进行尸检。外部没有中毒症状。经过一番现场研究决定，解剖验尸。死者家贫如洗，没有一块木板。法医建议在死者家房东小木头垛上铺小杆，再铺上死者的破旧褥子做为临床。解剖发现，死者横隔肌破损，横隔肌细胞组织很“糟”，胃薄如纸，也破损，胸膛和腹腔满是胃里的各种残留物，未发现食物以外的任何可疑物。死因是两个“破损”带来的结果。
　　 “两个破损”是内力造成的。27日，死者拿着“凶妻”给的钱，到嫩江城为三个孩子置办过冬棉衣。但该人只给小女儿买了一套低价棉衣，余款饱吃一顿。当晚，大女婿从邻村过来，商量帮助岳父家割黄豆之事。爷俩在油灯下喝酒。死者略多些。当大女婿走后，儿子在对面炕上点灯看书，小女儿在母亲怀上玩，死者就要和“凶妻”发生性关系。女人不同意。两人在被子里拳来脚往。当二女儿假装睡着，儿子熄灯，当事人坐起来还要办事。这女人也坐起来，悄声警告，孩子都没睡。但男人不依。两人坐在炕上对峙。男人拳脚相加。女人用脚踹了男人两次肚子，也没能阻挡男人的性行为。但性交没结束时，死者即满脸大汗，自说肚子疼。第二天早饭后，大女婿赶来和死者儿子下地割黄豆。他在家中翻滚般疼痛。下午，死者儿子赶小马车将其送到公社卫生院。下班前，卫生院通知，患者病情严重，需要到县医院诊治，请死者儿子回队筹钱。第二天，当生产队研究借款时，人已经死在卫生院。尸体当天下午拉回苇芦泡大队。
　　 死亡来源于“恶妻”两脚。这两脚在死者腹部产生的暴发力、冲击波，冲破了“糟”隔肌和纸般的胃壁，引发死亡。女主人是无辜者，又是责任人。她的过失，带来丈夫的死亡。如何处理？我们要对法律负责，又要对社会负责。公安部门的天职不只是前者一项。对社会负责也是我们的崇高使命。眼前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需要我结论。但我有些踌躇。恰在这时，两位大队干部提出建议，把当事人交给大队管理。理由有二：一是她为村里除了一害，从此全大队不用担心有人小偷小摸，不用担惊受怕，生活安定；二是家庭解体，但她有3个未成年的孩子，需要抚养，特别是小女儿。这些孩子，一生中要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承受着社会压力。
　　 这是个案件，有条例可遵循。但这个案件是过失而无故意，对社会治安没有不良影响，却有“贡献”；子女分散抚养带来长时间的社会负担。人抓起来不如以她为中心的家庭存在更有利于社会安定和未来。我把想法悄悄地说给刑警队长。他百分之百地赞同我的想法，主张少抓一个人远比多抓一个人对社会有益，少抓一个人影响社会一片人，对社会有好处。但我想来想去，从政策、法律观念出发，留有余地；没有拘留不拘留的结论，只说听候处理。回来的路上，我想，这个悲剧式的女人投入看守所和没进看守所对她和她的子女人生该是多么不同！
　　 半个多月以后，死者的弟弟从辽宁赶来。他是盖县公安局股级干部，搞过刑侦，搞过治安，对公安业务颇熟。从苇芦泡看过嫂子、侄男侄女，看过大队干部以后，赶到公安局，向我致谢。我从政治上考虑，没有见面，但请刑警队长和他会面并宴请了他。桌面上，他千恩万谢地感谢嫩江县公安局从实际出发，从对社会负责出发，以理处理他哥哥的家庭案件。但我心中有数，合理与合法常常不能统一，一直注视着这个案件的反映。直到我调任五大连池市长，公安战线整顿，嫩江县公安局提出诸多整改意见中也没有涉及此案者，我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公安队伍是大队伍，遍布城乡。带好这支队伍我还采取“超实”的领导办法。我不把自己陷入一个个具体事务工作中，不陷入技术展开之中，把注意力放在全局性的、整体性的超前工作。即使在抓点、蹲点的时候，也是为了“突破一点”，推动全局；把注意力放在关键性问题的谋划和指导上。我上任之后，撬门别锁案件屡屡发生、盗粮案件一起比一起大。这两项案件搅得鸡犬不宁。我和一民主持几次“研讨会”，研究案件规律，制定对策。于是乎，决定抽调干警成立重点行业，重点系列案件打击小分队，专题破案。